儘管有不少外地人能夠承受高昂的房價在上海立足,但是他們仍然難改“海漂”的烙印。
所謂海漂,是特指來自非上海地區的、非上海戶口的、在上海生活和工作的人們。 對於滬漂人群,有的儘管實現了就業,或許有部分人在上海有了自己的房產,但仍屬“漂”的一族。他們難以融入到上海生活的大圈子,這使得不少人不得不放棄在上海求生的願望,不得不選擇離開。
臧皞如今已經有33歲,“十年三段人生,是奮鬥也是掙扎,家好月圓時要格外珍惜”。坐在新家窗台,臧皞說起擺地攤創業“自救”、月薪1500元混在上海、在經濟危機中回鄉買房結婚,他感慨頗多。
創業 “沒啃老 不愁吃穿”
2000年,中專學歷的臧皞經歷了幾次斷斷續續的工作後,開起一家雜貨小店,主營鍋碗瓢盆。“名為創業,實為自救”,和臧皞同一時期開店做美甲的一位女同學說,“因為我們趕上了一個特殊的時代”。
《新京報》報道,每周四凌晨2點,臧皞坐火車趕到瀋陽小商品集散地,淘最新款的水杯、飯碗、收納盒等。早晨7點,他再大包小包扛回鞍山。9點擺上貨櫃,備戰雙休日的購物高峰。“地攤是甩賣瑕疵商品的絕佳地點,回籠小額資金效果神奇。”除了小店內的經營,每天清晨和傍晚,臧皞都在自家樓下圈地擺攤,補給小店每月2000元的房租。“開店兩年多,詳細的盈虧不好計算,總之沒啃老也沒愁吃穿,也算是自救成功吧。”臧皞說。
年輕的心總有闖世界的衝動。幾次外地旅行後,2004年,臧皞關閉小店到大城市尋找新機會。
“海漂” 無錢租房睡走廊
很快,一份簡歷有了回音,上海一家小企業,做LED屏安裝工作。臧皞說,之所以人家同意聘用,主要是因為他接受試用期1500元的月薪。1500元,在上海怎麼生活一個月?
臧皞的答案是:600元租間8平方米小屋,900元也能吃飽飯,但早點只能吃一個生煎饅頭。他說,初到上海的日子,不太習慣倒公車,“早晨5點起床,步行一小時上班,從共和新村到閘北區人民廣場,這和等車、倒車時間差不多。”在上海的生活,租房搬家給臧皞留下的印象最深。經歷的數次搬家,“拎行李到處找房子,是感覺最無助的時候。”臧皞說,多虧不少老鄉、同學的幫助,雖然他們的生活也同樣艱難。
得失 孤獨時流浪貓陪伴
漂泊,除了生活艱辛外,還有內心孤獨。臧皞的網絡相冊上,有一張花貓的照片。臧皞給它起名叫“小胖”,這是一隻流浪貓,被撿到時剛出生在院子的角落。“在我最寂寞的?珖光棍時代?玼,它睡在我的床邊,給我一點家的溫暖。”臧皞感慨:“從小胖身上仿彿看到自己,我們都流浪在陌生的城市,一起尋找安身的角落。”“線路工程師”、“網絡工程師”,是臧皞在上海期間獲得的資格證書。他的薪資也從1500元升至4000元。
2009年,臧皞的工作漸入正軌,但全球經濟危機波及上海。“我們5個人的技術團隊,裁員後只剩兩人,團隊散了,大家心也散了。”臧皞坦言,決定離開上海並非一時的無奈,“來的那天就知道注定要走。不可能年薪幾十萬,不可能買房買車,注定無法融入這個欲望都市。”臧皞離開上海時,最讓他放不下的是那隻花貓。他把“小胖”送給一位信得過的老鄉收養,“大家都漂泊異鄉,渴望相互取暖”。
回家 換回一個團圓的家
一套100平方米、總價近60萬元的塔樓公寓。在臧皞看來,放棄上海一張床換來的不只是故鄉一套房,更是一個團圓的家。如今,臧皞在鞍山一家私營企業當部門經理,3000元的薪資中一半用於供房。他自嘲是“房奴”,但也痛並快樂。“電視櫃、衣櫥都是我自己畫圖紙設計的。”臧皞說起買房裝修如數家珍。與多數不常開火小倆口之家不同,臧皞家的廚房寬大且擁擠,鍋碗瓢盆塞滿廚櫃,米麵糧油佔據廚房大半空間。
臧皞說,特意將房子買在離父母家只有一公里的地方,有時間就多做幾個菜,接父母來這兒吃。吃完飯陪父母到旁邊的公園散步,“這些年,我虧欠父母得太多。”臧皞的一位朋友透露,臧皞在上海那幾年,他父親兩次心臟病發住院搶救。母親一條腿摔傷整月臥床,“兩位老人不讓我們告訴臧皞,怕他工作分心。”臧皞新家的窗外,10年前還是露天早市。如今,露天早市早已變成城市主幹道。
晚上7點剛過,路上已難覓人蹤。最繁華的中心商業街上,關店下班的商戶們行色匆匆,路邊小餐館也在準備打烊。臧皞說,這樣冬天的夜晚,偶爾會想念“夜上海”,懷念和網友們通宵泡吧、逛夜店。“鞍山沒有這些。現在欲望少了,但日子過得更踏實了”。
打腫臉撐場面 沒錢
年,是一道關。舊時,躲的是債務,避的是稅賦;而今,愁的是應酬,難的是人情。春節的腳步漸近,被稱作“年關綜合征”的焦慮,開始在人群中蔓延。然而,比起舊時,現今的諸多關於年關的心情,無論焦急還是擔憂,煩惱抑或愁悶,個中卻充斥著辭舊迎新時獨有的濃濃年味兒,以及遮掩不住的溫暖情意。透過上海都市裏甲乙丙丁的年關臉譜,我們不得不承認,縱然年成為一種負擔,那也是甜蜜十足的——
眼看歸家日期將近,就職於上海一家私企的陶飛心情卻十分複雜。“人長大了,感覺過的不是年,是無奈。”陶飛說,畢業後去上海這一年,錢沒掙多少,可回家過年用錢的地方到處都是,既使入不敷出,可又不得不死要面子,那滋味真是痛苦。“車費算了一下,兩個人都要一千多元。”陶飛介紹,畢業後,他推掉了父母在潛江給他安排的穩定工作,執意和女友一起,前往上海發展。為讓父母安心,並且證實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陶飛告訴父母,自己找到了一份月薪4000元的工作。“其實在外扎根太難了。”陶飛說,這一年間,他跳了四次槽,原因分別是公司倒閉、老闆拖欠薪水和人際關係等問題,好在2009年9月進入目前這家公司,一切還算順利。由於工作變動,搬了兩次家,而女友在上海,半年多沒有找到工作,全靠他支出各項生活費用,一年算下來,毫無盈余。今年他將首次上女友家,買禮物是理所當然的,一年在外,給父母過節費以表孝道,加上侄子侄女的壓歲錢,這筆開支已經相當可觀了。他還並未聯繫朋友同學,否則聚會又將多少是筆開銷。即使如此,他也要動用大學期間打工存下的老本。
陶飛說,一年到頭回家本是為了放鬆,可六天的假期,卻被安排得馬不停蹄,走親訪友,算起來在家呆不了一兩天。關鍵是還不能將真實狀況告知父母,否則又將迎來一場風波,並被阻止前往上海。“一切剛剛開始,我不甘心就此放棄,是增長見識的關鍵時期,即使再難,我也不能放棄。”
外地人揪心 九平米房間住三人
他們,被稱為“蟻族”,在北京,他們大多分布在城鄉接合部,在上海,則是群租房。這些群租在窄小空間,沒有空調、沒有熱水的年輕人,生活是如何向他們撲面而來的?
在一家諮詢公司供職的王樂樂已經30歲了。他住在離復旦不遠、一個類似求職公寓的地方。這裏有不少懷夢想來打工的,也有自學苦讀的。因為租不起更貴的房子,這個月租僅150元上下的公寓便成了這些人落腳的地方。現在,這個公寓裏住了近400人。
他住的公寓猶如最簡單的大學寢室,走廊狹長潮濕,充滿黴味,兩溜房門把公寓隔成一個個格子間。他的房間像一個“蟻巢”,9平方米上下,兩張高低床,住了3個人。 他的房間朝北,狹窄而壓抑,沒有私密空間。進來3個人便有點動彈不得了。沒有空調,夏天唯有依靠一台電扇祛暑。冬天的日子更難過。
關於結婚,王樂樂覺得目前條件還不具備。“結婚,意味還要養育子女,可是我現在還有房貸,有不小的現實壓力。”他現在每月有3000-4000元的收入。靠這些年的積攢,他在老家貸款買了套30萬元的房子。他不愛娛樂,日常消費都是“最低標準”,但即使如此,扣去房貸和日常花銷,他每月余下的也僅有1000來元。這些積蓄還承載他將來出國念書的夢想。王樂樂覺得如果目前自己的每月薪水在七八千元以上,結婚的事情才有可能擺上議事日程。
外國人煩惱 人數激增錢縮水
在上海的外國人人數在迅速增加。2010年底上海市的外國居民已超過16.2萬人,與5年前相比增加了60%還多。但他們卻越來越差錢了,他們的經驗和人脈也越來越不足。
香港有媒體刊文稱,老外人數上的暴增掩蓋了另一種變化。外國人或許是多了,但他們越來越差錢了,他們的經驗和人脈也越來越不足了。文章指出,大約10年前,如果在上海遇到一個老外,那很可能是一名為某企業進軍內地市場打頭陣或整頓當地生產基地的高管。5年前,老外的配偶和子女也會跟來上海。而今,偶遇的老外則很可能是拿旅行簽證到某家幼稚園教英語的畢業生。
世界各地的年輕畢業生蜂擁而至,盼望能在中國積累經驗、尋覓機會。而各家跨國公司則不斷降低對國際僱員和本土管理層的承諾。已在內地有些年頭的海外企業如今已構築起根基穩固的內部構架,因此不再需要引進太多本國才俊了。
幾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機也促使全世界的會計師對外派工作待遇重新進行了成本評估。在過去,他們會派遣一名最有經驗的高管。而今,許多企業似乎在試節省成本。現在在上海,到處都能看到資歷尚淺的外國年輕管理人員,他們大多單身,公司自然就不用在住房和國際學校費用方面花一大筆錢了。另外,一些外國的新畢業生們也來這裏碰運氣。人們都在說,中國到處都是機遇,反觀自己國家,就業前景卻一片暗淡。許多人來時對中國和漢語一無所知,他們似乎也不認為那是什麼怪事。
上海外來人口數量逼近戶籍人口
外省青壯年人口頗多
外省市來滬人口與上海戶籍人口比,從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3升到2010年的2:3。從年齡構成來看,在全市常住人口中,17-43歲年齡段中,每歲組都是外省市來滬人口比上海戶籍人口多,即青壯年人口中,戶籍人口與外來人口倒掛。根據人口發展自身規律和大城市的集聚效應判斷,未來上海外來來人口數量收逼近戶籍人口。
“老漂族”加重養老負擔
在897.7萬外省市來滬人口中,20-34歲青年人有422.03萬,佔47%。隨時間的推移,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將在上海陸續成家立業、扎根上海,成為“新上海人”。他們的父母一是為了幫助他們的孩子照顧第三代,二是上海醫療條件比較好,吸引他們離開家鄉來到上海,成為在上海的“老漂族”,這將加重上海的養老負擔。
洋“海漂”們 也有幸福生活
要評價上海這座國際大都市的包容性,最好的“座標”之一,就是看生活在城市裏的外籍人士。據不完全統計,如今有30萬外國人常住上海,其中有很多“洋金領”,但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洋打工仔”,甚至“洋草根”也開始出現在大街小巷。他們沒有炫目的頭銜,沒有令人咋舌的高薪,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選擇定居上海,從事平凡的工作。
英國女孩、背包客菲奧娜當初隻身來到上海時,並沒有想到在這個環球旅途小小驛站的短暫停留,一停就是2年,而且還將繼續停留下去。2009年3月,菲奧娜作出了一個重要決定,帶2000英鎊的“家當”環遊全世界。8月,菲奧娜旅行到上海,突然發現一個問題,快“彈盡糧絕”了。不得已,菲奧娜只得暫留上海打工賺錢。工作出乎意料得好找,僅僅過了一周,她就在莘莊一所雙語幼稚園裏獲得一份教英語的工作,月薪1.2萬元。原以為,湊夠了錢就會離開,但一個月以後,菲奧娜決定不走了:“上海太迷人了,這座國際化的城市每天都在發生神奇變化,從來不枯燥。”
今年是“老美”JD在上海生活的第4個年頭,掰起指頭數一數,再過5個月,他在中國就將待滿7年。俗話說,7年之癢。7年是道坎,回憶起自己在中國的這些個日子,髮型、鬍子有點像碧咸的JD脫口而出的第一句話卻是“我有點緊張”。感覺得出來,雖然人在中國,但JD一直試圖保持自己身上的“外國人特征”,比如一直不起中文名字,也沒好好學過中文。然而,當聊起生活現狀時,他卻用標準英文說了句極富中國特色的話,“我要存錢買房子”。
有人離開,就有人進來,上海外來人口比例也是日益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