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每一個新移民都是文化新人。從背對故土，健步登上噴氣式飛機，在一片憧憬和嚮往中飛越太平洋的那一天起，他們就開始了脫胎換骨的轉變，就已然是曾經滄海難為水的一群。
      已經成年者，帶沉重的文化、教育、社會的包袱，在一個與習慣了的社會文化幾乎截然相反的社會和文化中，幾乎無一例外的從頭做起，從低於自己期望和教養的水準做起，漸漸地拋棄所攜帶的包袱中不適於新環境的生存的部分，接受新環境的要求，修煉出在新環境下繼續生存的本領。
      即使是未成年者，雖然沒有已成年者的包袱，但是也要與父母的不切實際的要求切磋，還要和與自己有限的經驗、耳聞和父母的教誨迥然不同的新環境協調。他們已經知道了文化差異對自己生活的影響。但是在如何應對這些差異方面，大家都有過不同的考慮和嘗試。
      我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適應新環境，有人稱此為“融入主流”。因此，他們四處找“主流”：居所選擇白人多的社區；孩子的學習選擇中國人少的學校；工作最好是政府工或者大公司。甚至有人為了“融入主流”，去參加其實並不十分相信的宗教及其社團的活動。
      他們提出要“主動”，但這個主動是積極地去做別人或“主流”期望我們去做的所謂正確的事，而不是理性的思考過的真正對自己有利的事。
      這種人是相對于文化新人的舊人。他們仍然重複舊環境下屢試不爽的老套：在小學中學，在班主任老師面前表現，去當班幹部、三好學生；在工作單位，在領導面前表現，以圖晉升；在朋友面前表現，接個人緣。
      這一套叫做“先混熟了，再圖發展”。
      無奈北美的情形與我們熟悉的舊環境截然不同。大家都知道，美國是由那些在歐洲國家內被迫害、被排擠的人們開始建立的。這些人在他們的祖國就沒有“融入主流”，而是支流。他們對所謂主流有天生的厭惡與不信任。
      在國內時，筆者曾問過一個美國朋友：“典型的美國人是什麼樣的？”回答是：“沒有典型的美國人這樣的概念。每一個美國人都有不同。每一個都是具體的人，都需要個別對待。”
      加拿大人雖然不是美國人，但是對個人主義的強調是共同的。他們對那些開同樣車子，住同樣的房子，無論老少都穿同樣的牌子，無論貧富都挎同樣的LV包子的人們自然會有鄙夷。不是因為這些新移民與自己不同，而是因為這些求同的人總是在追求與他人相同而對生活的多樣化沒有一點貢獻。加拿大人珍惜的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環境，這樣每一個人都可以去尋找自我和自我的最佳實現。
      “融入主流”者的誤區在於錯把加拿大當作中國。在那裏所有的舊的新的機會無一例外地掌握在官僚手中，要想辦成任何一件事情，就得接近這些官僚，進入他們的圈子，同流合污，“融入濁流”。
      在加拿大，已有的機會已經被先來的人佔據，甚至壟斷，進入這個圈子（也許這個圈子正是很多人定義的“主流”）很難。但是，新的機會對所有人是公開的，有很多新移民丟掉各種幻想，從現實出發，根據自己的專長，建立起新的商業、事業、工業企業，雇傭各族裔雇員，他們不用去“流”誰，自成一流。
      加拿大的優勢就在於“新”，她歡迎新的概念，新的產品，新的方法。但是你得自己先把它拿出來。
      恰恰創新對新的文化人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事。這倒不是因為新人有多麼聰明，或有三頭六臂。而是因為在此之前沒有人把已經存在的兩種可能結合在一起，雖然這兩種可能分別存在了很久，狹隘的自大的文化有色鏡遮罩了他們的在普通人眼裏的存在。
      筆者有一個學生，在高貴林讀高中。他注意到很多同學都擁有不止一個手機，於是，他想到他們一定也有不少不用的手機電池，因此提議在學校建立一個藍箱子計劃。
      他組織朋友們分頭詢問學生們，自己又寫信給當地市政府求助，並免費獲得藍箱子的贊助。他被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錄取時，他媽媽都不能相信這個事實。
      這位媽媽看到的是兒子不完美的成績，而多倫多大學可能看到的是這位年輕人的動員能力，利用資源的能力和創新能力。
      圓德英文學院阿木老師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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