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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國鋒的政治滑鐵盧內幕
( 2012-01-27 )



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作報告。

      華國鋒作為“你辦事,我放心”的欽定毛澤東接班人,又與汪東興葉劍英等人聯手打倒“四人幫”,但最後卻遭趕下台。這令許多人百思不得其解。
      按照官方敘事,華國鋒壓制了“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但相關材料和著述,大多也是講的汪東興,涉及華國鋒往往語焉不詳。
      許多材料顯示,汪東興的確是壓制了“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但是華國鋒與汪東興不同,充其量是不積極,現有的材料很難看出他“壓制”了這場討論。這恐怕與華歷來對意識形態問題謹慎有關。
      從地方到中央,華長期從事政府工作,分管過文教、農業、財貿、科技,事務性特點突出而意識形態色彩較淡。1970年代,毛澤東曾經提醒華:“你滿腦子是農業,我滿腦子是路線鬥爭。兩個司令部的問題,要抓路線。路線不對,抓了農業也不行,腦袋掉了還不知為什麼。”(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595頁)毛的批評可以算是一個佐證。
      1978年,理論界提出的問題越來越多,議論蜂起。中宣部的官員顧慮甚多,希望華國鋒能出面講講理論問題,以統一思想。華的看法是:現在議論 多,思想活潑,知識份子從“臭老九”變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
      至於理論問題,諸如“資產階級法權”、“按勞分配”,華認為講早了不好。他還是主張讓大家討論,各抒己見,他講早了人們會認為黨中央主席講了,大家就不好說了。
      中宣部負責人再三請華講一講爭論的問題,華仍堅辭:具體爭論的問題,思想不一致,講早了不好,思想問題有針對性的可以講一點。(華國鋒、汪東興、烏蘭夫聽取張平化、朱穆之、廖井丹彙報的談話,1978年4月7日)華國鋒不想對理論問題匆忙表態,恐怕既有他本人對理論問題不熟悉的原因,也有性格溫厚、包容的緣故。無論如何,華對理論界的爭論不反感,主張“讓大家討論,各抒己見”,客觀上給了人們討論問題以某種寬容。
      “真理標準”文章發表的前一天,華國鋒出訪朝鮮回國(5月4日至10日訪問朝鮮)。據華本人說,因為有許多事情亟待處理,沒有顧上看。6、7月間,華聽到關於這篇文章的爭論情況,才知道對文章有不同看法。後來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時,議過這個問題,認為這篇文章的主題是好的,但沒有專門去研究。(參見《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第 192-193頁)這是事後的說法。可以肯定,當時絕非所有常委都認為文章主題好。沒有材料顯示,華國鋒本人是否認為主題好;但也沒有材料證明,華對這場 爭論施以了打壓。華至多是過於謹慎,不想對理論問題表態而已,與汪東興的壓制、指責不能相提並論。
      真理標準討論受到責難,主張者一時壓力不小。有材料顯示,華國鋒不贊成戴政治帽子的做法。1978年7月4日,華國鋒同胡耀邦、譚啟龍談話,對“砍旗”的帽子有批評:“現在有一種苗頭,動不動就說矛頭對準誰,就說你要砍旗子。這樣說,你叫人家怎麼辦呢?胡耀邦說,我們搞‘四不’(‘四不’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引者注)。有人愛整人,結果整到自己頭上。”(華國鋒同胡耀邦、譚啟龍的談話,1978年7月4日)“砍旗”是反對者給真理標準文章扣的政治帽子,華表示了反感。這一番話,對“真理標準”文章的組織者胡耀邦講,不說是對胡的支持,至少說不上是“壓制”。
1978年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黨校介紹了一個情況:“王任重問華主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怎麼回事?華主席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要搞清楚,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達到團結。”(胡德平:《耀邦同志在“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前前後後》,中篇,《財經》2008年第12期;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第四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頁。)華承認“真理標準”是“一個重要問題”,要求“要搞清楚”,說明他不僅包容了討論,而且給予討論某種支持。
      當年的“實踐派”代表人物胡績偉後來評論說:華國鋒“態度比較溫和,為人比較正直,處事比較慎重。鮮明的對比是毛澤東主席,他也是常常讓劉少奇或鄧小平主持會議,但他很快就打斷人家的話,把主持會議權完全接過來。他作結論時更是上綱上線,提得很高。整個會議都在他的控制之下,火藥味越來越濃。而華國鋒卻不是這樣,例如所有關於宣傳的會議,他都幾乎讓汪東興主持,他總是溫文爾雅地坐在旁邊,對汪東興不斷發出的‘槍炮子彈’,他從沒有火上澆油,反而起一些緩解鬆弛的作用。特別是當汪東興對我大批大罵時,華主席對我沒有上綱加碼,既沒有叫我停職檢查,更沒有罷官撤職,這就使我不僅能夠繼續領導《人民日報》,而且大大鼓勵了我繼續大膽地解放思想,相當獨立自主地改進《人民日報》”(《胡績偉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35頁)。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真理標準”文章發表後,一些主要報紙和理論刊物非但沒有停止反而繼續發表有關文章,地方官員也紛紛表態支持,倒是反對的觀點在報刊上鮮見。如果華真要“壓制”這場討論,以他“第一號人物”的身份,事情也許更加曲折。
      1978年11月至1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共歷史上最為民主的一次會議。但對華國鋒來說,這次會議成了他政治上的“滑鐵盧”。富有意味的是,這個結果同他的包容和寬厚有關。
      中央工作會議一開始,不少與會者即提出解決歷史遺案的問題,並對包括“兩個凡是”在內的許多問題提出了批評,直指幾位政治局委員包括中央副主席 汪東興,也間接觸及華國鋒本人,會議氣氛尖銳而激烈。華國鋒作為主持者,沒有採取壓制和對立的姿態,反而多次肯定會議發揚民主,開得生動活潑。大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這樣敞開思想討論問題,是很好的”。(參見《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第89頁)他主持常委會和政治局會議,接受與會者提出的許多意見,當即決定為與會者提出的一些重大歷史遺留問題(如“六十一人案”、彭德懷、陶鑄等)平反或重新處理,審查康生和謝富治。
      與會者對提交會議的兩個農業文件意見很多,他採納與會者意見,決定會後將稿子下發全黨討論,然後再交下一次全會決定。對與會者普遍質疑和批評的“兩個凡是”的問題,華國鋒承認“在不同程度上束縛了大家的思想,不利於實事求是地落實黨的政策,不利於活躍黨內的思想”。他主動承擔了責任:“我的講話和那篇社論,雖然分別經過政治局討論和傳閱同意,但責任應該主要由我承擔。在這個問題上,我應該做自我批評,也歡迎同志們批評。”(同上,第191-192頁。)會議的最終結果,同華的包 容、寬厚不無關係。然而,無論他是否意識到,這次會議之後他實際上已開始失去權力核心的地位。
      然而,官方和研究者在高度評價三中全會時,卻從不提及華的作用。倒是與會的兩位“實踐派”人物,多年後作了一些公道的評論。胡績偉稱:“他(指華國鋒—引者注)對於自己這個重大錯誤(指‘兩個凡是’—引者注),是在黨內做了自我批評的”,“回過頭來冷靜地衡量一下,在他作為黨的主席的短短時期內,就他的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品德來說,畢竟是我們黨的歷史上一位比較開明比較民主的最高領袖。”(《胡績偉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104頁)於光遠說:華國鋒“自始至終主持了這次會議。在建設問題上他是積極的、主動的,很願意多講。可以看得出他是希望能集中地討論開幕會上提出的那三個議題(指農業問題,1979、1980年國民經濟計劃以及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的講話—引者注),他也努力去引導這樣的討論。對會議提出為‘天安門事件’性質平反,提出解決許多重大的冤假錯案,會議提出‘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這樣的問題,我認為他是有精神準備的。有兩點可以證明,一是他在閉幕會上沒有再提‘兩個凡是’,沒有再採取引用‘最高指示’這種方式來講話,讓出席者更加討厭甚至激怒許多出席者;二是他批准自己在北京市常委擴大會上對‘天安門事件’講一篇與自己在1977年3月工作會議上的調子很不一樣的話,想爭取到一些主動。整個說來在這些問題上他是被動的,但是他並沒有硬抗,雖然不可能徹底轉變,但一直在採取考慮大家意見甚至接受大家意見這樣一種態度。會議開得比較順利,他這種態度是起了積極作用的”(《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第207 頁)。
      中共歷史上,華國鋒不算是強勢政治領袖。他主政的兩年多,高層權力核心經歷了兩次變化:一次是毛澤東逝世後最高權力真空的填補,一次是從他本人轉移到了鄧小平。經歷如此大的變局,中國保持了平穩和安定,避免了可能發生的新的震盪,並開始了深刻的社會變化和轉型。據林京耀文章提供的材料,胡耀邦在1978年12月的一次會議上說:“我個人的看法是:粉碎‘四人幫’兩年多來,是撥亂反正的兩年,是扭轉乾坤的兩年。兩年多,我們搞了一場政治上的搏鬥,階級鬥爭的大搏鬥,確實是一場政治大革命,出現了多少驚心動魄、雄偉壯觀的場面。”兩年多時間“扭轉乾坤”,原因自然不是單一的,而主政的華國鋒不能不是一個重要因素。
      來源:中國城市經濟網/轉載自星島環球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