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1971年11月23日；
      地點：上海瑞金醫院；
      人物：我、我的父親母親
      場景：母親的心率在心電圖上成為一條直線，醫生拿走了氧氣罩，告訴我母親已經去世。
      18歲的我，孤獨一人不知所措地陪伴着護士將母親的遺體從病房移到太平間，剛推入   冰櫃，父親從杭州趕到醫院，沖進太平間，拉開冰櫃，撲到在母親的身上，不停地撫摸着我母親余溫尚存的臉，淒涼的、壓抑了十幾年的哭聲在冰冷陰暗的太平間上空回蕩：
      “我摘帽了，我摘帽了！藕仙啊（我母親的小名），我來遲了！你等了14年，為什麼熬不過今天？！ ……”
      這就是四十年前真實發生的一幕，我一生最不願意回憶的辛酸往事！
      那年我是浙江建設兵團三師十團三營十二連的一名戰士。1971年11月中旬的一天收到電報，“母病重，速來！”我即告假來到上海，陪母親走過了生命的最後一刻。
      母親得的是白血病，去世前已經住院治療一年有余，從時間看就可以知道那是“文革”時期。“文革”一開始，我母親就受到雙重衝擊，一是被打成“叛徒”、“脫党分子”，二是被批為“右派家屬”，指責其“頑固不化”，不與“右派”丈夫劃清界限，而後者的衝擊從五七年起實際上已經長達十幾年。
      為什麼一個“右派”家屬背景的人又曾經參加過共產黨？為什麼一個“地下黨”背景的人會嫁給一個後來成為“右派”的知識份子？為什麼我母親49歲就離開了人間？為什麼我父親會在我母親去世這一天才從杭州趕到上海？這一切就要從我母親那坎坷、不平凡的一生說起。
      我母親出生成長在紹興，抗戰前家境尚可，因為我外祖父是浙江大學總務處的職工，賺錢養家還過得去。但“七七事變”發生後，日軍又在上海登陸並向浙贛進犯，我外祖父隨着“”整個浙大舉校南遷，一路流亡到了貴州，不久大後方與淪陷區郵路中斷，外公再也無法匯錢給紹興老家，家中又無寸畝土地，一家四口人，我外婆早就因病失去勞動能力、兩個舅舅均未成年，全家一下子陷入困境。母親是家中老大，被迫挑起家裏重擔。16歲那年冬天，母親向親戚借了幾個“袁大頭銀元”，跟隨鎮上幾個男女青年坐船去上海打工。不料路上碰到土匪搶劫，原來是划船的船老大害怕上海吳淞口日本人的軍艦，把這批沒經過世面的“鄉下佬”扔在上海不到的金山衛就不管了，讓他們步行去上海，結果下船不久就碰到持槍的土匪。當時土匪命令所有人一字型排開，挨個兒搜身。同行的大多數人因心疼那出門必不可少的盤纏，故意說自己沒有錢，而被土匪全身上下、裏裏外外搜個一干二淨；而我母親則主動拿出一塊錢放在手上遞給了土匪，還主動解開棉衣紐扣，問土匪要不要搜身。結果一行人中只有我母親等幾個人保住了身上的錢，一路千辛萬苦到了上海。母親在這件事上所變現出來的性格已經註定她的一生不會與一般女性那樣平淡無奇。
      到了上海的母親因年幼，只得經同鄉介紹，去了有錢人家裏當傭人。幹了一年多時間，因受不了東家的氣而借故離開，轉去上海最大申新第九棉紗廠（簡稱申新九廠）打工。因為沒有技術，母親初去的車間叫“打包車間”，是工廠生產流程從原料棉花到紗線的最後一道工序，勞動力強度也很大。剛到工廠不久就碰到其他車間的工人為提高工資待遇而鬧罷工。
      由於打包車間大多數是來廠不久的新工人，不懂“罷工”為何物，故而還傻傻的繼續照常上班。結果幾天後，經與資方談判罷工結束，參加罷工的車間工人都增加了工資，唯獨打包車間的工人沒份，他們當然不開心。不久我母親就和工友們商量怎麼為自己爭取權益，他們在瞭解了和其他車間的工人工資差距的基礎上，又參考了上海其他紗廠打包車間的工人工資，決定以“怠工”的方式來表達不滿，將車間每日棉紗出貨量逐日下降，結果引起了資方的高度緊張，於是我母親代表工人和資本家談判，據理力爭要求增加工資，最後資方被迫讓步，工人加薪的要求得到滿足。
      母親帶頭領導打包車間怠工並取得成功的消息迅速傳開，引起了工廠中共地下黨的注意。申新九廠是中共在上海從事“工運”活動的一個重要基地，有很強的組織力量。經過一陣子考察培養，母親在上海閘口區一家弄堂的格子樓房間裏，宣誓加入了共產黨，成為申新九廠地下黨的一員，那年是1946年。
      二年後，歷史到了1948年，國共內戰已經到了關鍵時刻。上海在中共地下党的指揮下，以“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配合在軍事戰場上的國共較量。是年年初、上海地下党策劃先在申新九廠發動大罷工，然後發動各行各業回應，以掀起全市規模的反對“國民黨統治”的高潮。大罷工在1月份開始，在和資方及上海市政府有關當局談判的過程中，地下党為了避免領導人暴露，決定每個車間派出兩個代表參加談判，沒有暴露身份的地下黨員可以充當車間代表。我母親成為打包車間的談判代表參加談判，並在罷工組織中實際負責與宣傳、糾察有關的工作。因為地下黨的圖謀事先被政府當局偵知，因此決定殺一儆百，將申新九廠的罷工消滅在萌芽之中。
      1948年2月2日清晨，軍警以裝甲車開道，衝破三道大門進入被工人佔領的廠區，工人們用磚頭、鐵棍、鐵塊和桌凳進行抵抗。混亂中有朱雲仙、王慕媚和蔣貞新三名女工被打死，百余人受傷，重傷多達多人。這就是載入現代史冊的著名“上海申新九廠二、二大罷工”事件。
      我母親在廠破之時，成功掩護其領導人跳窗出逃廠區，但自己來不及脫身，被軍警特務認出是罷工的活躍人物而被逮捕，關進上海黃浦區警察局審訊。在接下來的反復審訊過程中母親被多人指認是罷工的骨幹分子，也上了刑具拷問，但母親一概以對方認錯人而拒絕承認，其地下黨身份始終未被偵破。關了兩個月後，在當時國內外強大的輿論壓力下，母親和其他被逮捕的工人先後被釋。
      出獄後的母親發現自己早已被申新九廠開除，有了坐“監獄”的記錄在其他工廠也難以找到工作，這樣不但生活來源成了問題，還有被重新暴露身份的危險。於是地下黨計劃安排其去四明山根據地。不幸的是，兩次出發的計劃都因交通員的問題，人到了碼頭又被通知臨時取消。
      在身心疲憊、饑寒交迫的壓力下，母親和其單線聯繫負責人談，問是否可以回杭州家中避難（此時外祖父已經隨浙大從貴州回到杭州）。交談中母親犯了一個對她的命運影響巨大的“錯誤”，不同意將她的組織關係轉到杭州去，理由是自己既被國民黨逮捕又能放出，表明她這條線的地下黨關係慶倖沒有暴露，但如果組織關係轉到杭州去換了新聯繫人，反而可能增加新的危險。領導人同意了她的請求，將其組織關係留在上海，但就是這個原因使她在解放後成為被“脫黨”處理的導火線。
      1948年年底，母親回到了杭州。那時候我母親已經26歲，早就到了婚嫁的年齡了，於是經浙大的一位老人介紹，認識了我父親。
      我父親不但也是浙大子弟（我爺爺奶奶曾與我外公同為浙大職工本是舊識），自己還在浙大工作。父親大我母親二歲，1米83身高，不但一表人才，且聰明好學、多才多藝。
      抗戰爆發時，父親隨我祖父母跟隨浙大一西遷到貴州，因家境經濟條件被迫高中綴學，去了浙大酒精廠做練習生。父親工作之余一直堅持自學外語，浙大史地系主任、著名西歐史教授顧國誼先生看中他的外語天賦，親自指導他學習英法文及打字，還贈送給我父親他自己“派克牌金筆”以資鼓勵。後來父親的英法語已達到可以跟隨老師講課速度打字的水準，顧主任便調他去史地系做他的英文助手，幾年後又推薦他去浙大圖書館做助理圖書館館員，從事西文採購及編目工作。
      在生活中，父親不但對學習金石治印和中醫饒有興趣，還會唱京戲、演武生，甚至可正式登臺扮演“常山趙子龍”，長簫、二胡也樣樣拿得起。只是當時我祖父母已無工作，家中下面還有我兩個正在讀中小學的叔叔需要我父親贍養，所以到了28歲，父親還沒有找對象。母親一見我父親便喜歡他的才華和為人，毫不計較他家庭的經濟困難，一樁婚事很快就定下來。
      我母親回杭州才幾個月，1949年5月27日上海就“解放”了。母親回到了“變了天”的城市和工廠，然而迎接她的卻不是“明亮的天”。

      開始是因為她的黨內單線領導人跟大軍南下了，組織關係一時接不上，她被掛起來"坐冷板凳"，無法分配工作。過了一陣子後，因為母親曾作為談判代表參加過大罷工的經歷人所皆知，無需核實，因此組織上給她一個機會，送去中共華東局下面的培養秘密安全人員的培訓班學習，還被任命為女生學員中的分隊長。好不容易"政治生命"有了新的起色了，但不久就碰到一建令她尷尬之事，她的一位上級要將時任上海公安局副局長的一名南下老幹部（老家山東有原配）介紹給她，母親雖以在杭州已有婚約為理由婉拒了對方，但也因此得罪了該領導。更倒楣的是，某一天她去找負責培訓班的軍代表彙報工作，無意中聽到手下的女學員在告她的"狀"，說了一大堆不實的話。等到告狀人離開，滿肚子委屈的母親沖進辦公室，對軍代表說 "你撤了我吧，我不要革命了！"這下子完了！那個文化程度不高的軍人怎麼能理解這不過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女青年在"親人解放軍"面前，因為受委屈所說的"氣話"。結果，就是這句話成了我母親"革命立場動搖"的證據。學習班結束，我母親被退回原單位，不予在安全系統分配工作，黨籍問題自然就更難解決。

      1951年初，中共開始了建國後第一次"內部整黨"，相關政策中有一條，黨員若連續半年不交黨費，可以作"自動脫黨"處理，表現好的需重新申請"入黨"手續。就憑這一條，申新九廠的黨組織的某些入就以我母親1948年出獄後至1949年5月近一年沒交黨費為理由，作出我母親屬於"自動脫党"，要重新接受"考驗"後方能"入黨"的結論。就這樣，一個當年白色恐怖條件下投身革命、經受過國民黨的牢房刑訊考驗依然保持對党"忠誠"、出獄後又是經上級領導批准回家鄉等待解放的共產黨員，解放後被自己的黨組織以"近一年沒交黨費"為理由，宣佈"自動脫黨"處理！"被脫黨"後，性格剛烈的母親斷然拒絕和那些在解放前與資本家、國民黨鬥爭時貪生怕死、膽小怕事，到了共產黨"天下"了，馬上搖身一變，成為"要求入黨積極分子"那樣的人坐在一起，去上"黨課"和學習班，入黨一事從此不提。

      政治上受到不公正對待的母親在精神生活上卻得到了補償。1951年春節，她和我父親在浙江大學的學生食堂熱熱鬧鬧地辦了婚慶酒席。夫婦雖然分居兩地卻相親相愛，1952年1月，我哥哥出生，這是徐家的長子長孫，全家人自然是歡天喜地。1953年5月，我也隨即降臨到了這個人間。父母親有了兩個兒子，急切希望再添個女兒。1957年6月2日，徐家第三個孩子哇哇落地，果然是個女兒，圓了他們的夢。然而，就在女兒出生沒幾天，一場席捲中國大地政治風暴將我父親打入十八層地獄，那就是1957年夏天的"反右"運動。

      1952年在中國高校學習蘇聯教育體制的高潮中，浙江大學被"院系調整"，分拆成幾個獨立的大學。我父親被分在浙江農業大學，成為在圖書館西文編目的負責人。因為業務能力強加上多才多藝，他還被選為工會副主席。1957年夏季，毛澤東發動的"大鳴大放整風運動"已經到了關鍵時刻，毛已經決定"引蛇出洞"，將敢言的知識份子一網打盡；而絲毫不懂政治的父親居然在反右開始前夕，被當時農業大學的某領導以毛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為由，動員父親作為工會幹部帶頭"鳴放"。父親前一天上臺作了"鳴放"，從工會的角度對學校的醫院、食堂、職工福利等生活方面存在的問題提了意見，第二天，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毛親自起草的"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吹響"反右"的"衝鋒號"。父親被打成"在關鍵的時刻跳出來，倡狂向黨進攻！"的典型，他的西文編目工作被說成"接受西方資產階級文化，反黨的思想基礎"（全中國高校從事西文編目的知識份子幾乎全部被打成右派），成為中國55萬"右派份子"的一員，被連降三級工資，趕出大學，下放到浙江富陽的一家農場勞動。從此母親的政治面貌除了"脫黨份子"外，又加了一條"右派家屬"，其政治前途是永世不得翻身了。

      父親成了"右派"那年，母親年齡才36歲。在中國當年被打成"右派"的人中，有多少人的配偶因受不了政治壓力而選擇了離婚。母親當年除了尚年輕外，其基本工資就有92元人民幣之多，相當於當時三個大學生畢業生的工資；因她父親是浙大總務處職工，母親的"家庭成分"在建國後被評為"工人"，她大弟也就是我舅舅，是在我母親啟蒙下在上海入的地下党，解放後成了上海徐匯區的13級幹部（高幹的起點），另一個弟弟解放後參軍當時已是空軍的中尉軍官。所以，如果我母親當時選擇和我父親在"政治上徹底劃清界限"斷然離婚，不但完全養得起我們兄妹三人，她後半輩子的生活一定不會過得那麼痛苦。但母親不顧許多親友的輪番勸說，沒有在我父親落難的時候拋棄他，並且繼續不離不棄地守護著父親，直到她生命的最後一刻。我們這個家因為有母親在而沒有散掉，父親也因為自己的妻子的支持而挺過了打成"右派"後一波接著一波精神和肉體上無盡的打擊和折磨，我們三個孩子也能夠在一個雖有壓抑但不失父母之愛的家庭中一年年成長。

      從我五歲懂事起到我十八歲母親去世，其間只有短短的十三年時間。這十三年母親每年只有14天探親假加上幾個節日假期才能回杭州和我們團聚，雖然母親和我們在一起的時間是那麼的少，但對母親的記憶、母親對我們的影響仍然是我生命中最珍貴、最親切的回憶。

      母親極愛乾淨，每次回家第一件是就是大掃除，即使奶奶和我們事先都已經做了準備，但她總要重新來過，於是和媽媽一起滿屋子搞衛生也成了我們童年時的"快樂時光"。

      母親因長期在大上海生活，愛時尚。每次回來，穿的漂漂亮亮，也會給我們買各種各樣的新式衣服。我們農大宿舍的鄰居們，大人總是羡慕我母親的"派頭"，小孩則是妒忌我們穿的新服裝。看到同伴們羡慕的眼光便是我們小時候少有的可"驕傲時刻"。

      母親愛助人，視錢財為無物，一生幫了很多人。拿這麼高的工資到她去世前，銀行裏沒有什麼積蓄。像我的小叔，1961年考上復旦大學，此時父親已經落難，祖父母沒有收入，是我母親提供了他四年學習生活的全部費用。後來我叔叔成為國內重點大學的知名教授，每當回憶起我母親，總說"長嫂如母"，懷念不已。

      母親對我們的學習要求很嚴，每次收到母親的來信，內容總是關心我們的學習；每次去杭州火車站接母親，見面後第一個被問的問題往往是我們的學習成績。我和我哥哥只差一歲，誰多考了幾個"5分"，誰就可以在媽媽面多幾番"炫耀"。我從小學二年級開始就開始給母親寫信，那是我寫作的"啟蒙"。正因為母親自幼對我們的教誨，我這個"文革"開始前唯讀了一年中學的"68屆"初中生，無論在"文革"期間還是"建設兵團"，都沒有停止自學。78年恢復高考後考上大學，繼而再讀碩士研究生。我唯一"違反母訓"的是，從小母親因父親的"教訓"不希望我偏好文科，而我偏偏選擇了文科中最"敏感"的政治學，最後成為大學的政治學、歷史學老師，對文學的愛好也伴隨我一生。

      母親對父親的感情是我們記憶中最深的。最令人難忘的一件事是1969年10月"國慶"母親帶我們一起去鄉下農場看望父親。那是我母親生病倒下的前一年，也正是"文革"的高潮，"紅衛兵"發通告，為防止"階級敵人在國慶二十周年大慶期間破壞搗亂"，一切"牛鬼蛇神"在節日裏要留在單位裏接受監督，外地的"黑五類份子"不能進杭州。父親因此被"勒令"留在農場裏，不能回家與難得回家探親的母親及家人團聚。母親毅然決定去父親農場和父親一起過節。"十一"那天，母親帶著我們幾個子女坐長途汽車趕到父親在農場的"家"那個"家"對我們從小住在大學宿舍的孩子看來是那麼的"簡陋不堪"，四面透風、光線昏暗，幾無傢俱、燒飯用的還是柴灶，柴灶旁堆著父親親自去樹林砍的柴火------，更不用說對在大上海住了幾十年的母親時什麼感覺。當日父親為了"歡迎"我們，做了一個"栗子燒雞"，一家人在破房子裏度過一個難忘的節日。到我結婚後，我才理解我母親在那個特殊的日子裏去看我父親，對他來說是多大的安慰！那頓"栗子燒肉"是我這輩子吃過最難忘的"團圓飯"。

      1970年夏，長期處在精神壓抑狀況下的母親查出得了不治之症 - 白血病，住進上海瑞金醫院，是年她才48歲。經過一年多時間與死神的搏鬥，到1971年的12月，最後的時刻來臨了。11月20日，我在建設兵團的連部收到母親病危電報，立即到了上海。到醫院後才發現父親是前一日剛離開醫院返回杭州。是什麼原因使他在母親病危時離開？原來是他單位來電要他必須在22日前必須返回到單位，有重要檔要傳達。身份屬於"另冊"的父親只得無條件服從，在萬般無奈中離開醫院，沒想到這一別就是永別。

      父親被要求緊急趕回單位的原因我母親差不多猜到了。當時是林彪9.11事件發生後的幾個月後，中國的政治氣候似乎有所緩和。母親在昏迷中最後反復自言自語吐出的幾句不成句的話就是"要敲鑼打鼓------"，後來我才知道那是指我父親的"右派"帽子要摘了的好消息終於要來了。果然，父親一回單位，次日即開大會，宣佈父親因"改造表現良好"，"同意摘去右派帽子"。然而上蒼是那麼的無情，就在我父親開完會，當日坐滬杭快車趕到上海瑞金醫院時，苦苦等了十四年之久母親，卻再也沒有力氣等這最後的十幾分鐘，帶著她終身的遺憾告別了這個世界，告別了她深愛的丈夫和三個放不下心的子女。接下來就是本文開頭時所描述的悲慘一幕！

      四十年過去了，每當母親的忌日我都想寫一篇紀念母親文章，但我就是不願意再回憶起我父親在太平間告別母親，向母親述說他已經"摘帽"那一番無法用語言來形容的悲慟情景。

      四十年了，數不清多少次思念母親，多少場合想起母親。1972年我從兵團回到空蕩蕩的杭州家中的時候，想起了母親；1978年我考上大學的時刻，想起了母親；1983年我結婚之日，想起了母親；1988年當我孩子出生的那一刻，我想起了母親；1992年當我收到美國哈佛、哥倫比亞、伯克萊三所著名大學訪問學者邀請信的時候（最後我選擇了哥倫比亞大學），我更想起了母親-----。那些人生重要的時刻，母親都應該在我的身旁分享兒子的喜悅和榮耀啊！但是，我從18歲起就再也沒有媽媽了！

      母親去世至今我一直沒有為母親哭過，四十年前是因為我太年輕，並不懂得失去母親對我來說意味著什麼；之後的歲月裏，為前途、為理想、為生活、為子女忙忙碌碌、漂泊四方，始終未有靜心下來悼念母親。娘啊！今日兒要為你哭一場！哭母親生逢亂世，16歲為生計離開家鄉，隻身闖蕩十裏洋場；哭母親年輕時曾為"革命理想"，奮鬥獻身，不惜坐牢，然"解放"後卻因"政治運動"，半生受難，遍體鱗傷；哭吾母親和父親結婚恩愛二十一年，然卻共同生活時間不到兩載，一人度過多少漫漫長夜，兒女情長！哭母親等我父親"右派摘帽"14年，最後只差十幾分鐘，無緣見聽到那該"敲鑼打鼓"的"好消息"，恨蒼天為何不假時日、遂母所想！哭母親49歲離世前，放不下兒女三人，一人"插隊"、一人"兵團"、一人十四年方，個個前途茫茫、千般母愛只能化作夢魂牽掛，淚水行行！哭吾母一生坎坷，帶著那麼多苦難、屈辱和悲傷撒手西去，留下兒無限懷念、無盡感傷！！！

      母親一生用什麼來形容？是可悲？是可憐？是可敬？是可歎？我無法找到合適的語彙。造成母親悲劇一生的原因是什麼？是時代？是命運？是性格？還是情商？-----我有千言萬語要說，但我和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都清楚地知道答案-----。但是，無論答案是什麼，母親 - 我親愛的媽媽，在你兒子心中，你永遠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母親。

      徐彬初稿於2011年11月8日，修改於2011年11月22日

      後紀：我父親挺過了"文革"，78年"右派"被"改正"後不願意回到傷心地 - 浙江農業大學，改去浙江化工研究所繼續從事其熱愛的圖書資料工作。為懷念我母親，他終身未再娶。1988年5月，父親去世，時年68歲。父親去世前，我已經結婚五載，一直沒有孩子，父親為之著急，臨去前曾說：見到你母親我怎麼交代。未想父親去世當月我妻子懷孕，預產期應當是次年1月18日，然當年12月25日，在耶誕節的當日，我太太早產但平安誕下一女，此乃我父母在另一個世界用他們一生的苦難向"上帝"為他們的兒子求來的恩典，還了他們最後一個心願。22年後之今天，我女兒剛從美國康奈爾大學畢業，又正值母親去世四十年。吾兄"文革"後才進城當了工人，工余時間讀完電大、因連續在杭州日報寫家史及知青回憶文章而被杭州日報看中，調來當了記者，現在是杭州每日商報的校對部主任，即將退休；吾妹在杭州的省電訊局工作至退休，雖無成就但亦小康，衣食無憂。冥冥之中似乎都是父母在天之靈保佑著我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