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立國伊始，宋太祖即確立了“不殺士大夫與上書言事人”的祖宗家法，這在君主專政時代不啻為言論自由撐起了一把保護傘。宋代太學生不怕開除，不怕入獄，敢說真話的史實，勾畫出宋代在言論自由上的一道風景線。
      按照宋代教育科舉制度，太學生一旦完成學業，就能出仕為官。於是，作為士大夫的後備梯隊，在他們看來，自己既然將與天子“共治天下”，理所當然就是社稷安危、生民利病的擔當者，自應與國家政權休戚與共。每當“國家有事”之際，他們總是責無旁貸地把國家之事視為份內之事。這種責任感的驅策，使得宋代太學生敢說敢做，“歷百余年而不息”。
      宋代太學生不把自己當外人，視國家為自己的國家，他們發動了多次學生運動，不獨學校教師援助他們，即社會人士也多表示同情，原因就在於太學成為公論所在之地，太學生成為正氣所持之人。
      宋徽宗大觀二年（公元1108），太學生李彪目睹弊政，準備上書，宰相蔡京接到密報，將其“付獄推治”。其後，朝廷大興花石綱，太學生鄧肅獻詩諷諫，蔡京向宋徽宗危言聳聽：“不殺鄧肅，恐浮言亂天下。”徽宗朝政治污濁，他很清楚，但他卻說：“這倒是個忠臣！”沒有殺鄧肅，只是取消了其學籍，放歸田裏，這與徽宗還記着太祖的家法似乎有關。
      北宋在徽宗以前，言論環境還算寬鬆；而徽宗君相對言事論政的太學生或開除學籍，或投入大牢，雖殺戒未開，言論之網已然收緊。
      靖康元年（1126），金兵攻到開封城下。當時，主戰派李綱臨危受命，正領導着東京保衛戰，宋欽宗卻聽從主和派的妄言，將李綱罷免。太學生陳東率千多同學伏闕上書，城內軍民不期而至者數萬人（一說十多萬），要求重新起用李綱。欽宗被迫讓李綱複職，以安撫請願的學生與軍民。
      宰相李邦彥等人誣陷陳東“意在生變，不可不治”，還企圖將伏闕學生逮捕處死，但終未得逞。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以此次最為激烈，也最有價值。
      不過，這次學運仍未能挽救北宋的覆亡。建炎元年（1127），宋高宗在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一度任命李綱為相﹐借以招徠人望。李綱力主抗戰﹐與高宗立意逃跑南轅北轍﹐他任相僅七十五日即遭罷免。
      太學生陳東再次上書﹐要求罷黜投降派宰相黃潛善與汪伯彥﹐再相李綱。同時上書的﹐還有另一布衣士子歐陽澈。這次﹐高宗違背祖訓﹐斷然開戒﹐將二人斬於東市。他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就是唯恐陳東堅持起用李綱﹐會再次激起靖康年間萬民伏闕式的民變﹐動搖成立不久的南宋小朝廷。
      但惡例既開﹐其後南宋統治者在鎮壓太學生運動上就無所忌憚了。對上書言事的太學生﹐不僅韓侂胄﹑丁大全與賈似道等宰相或“捕置之獄”﹐或“押送貶所”﹐把運動扼殺在萌芽狀態﹔宰相史彌遠更毫不手軟地以“叛逆罪”處決反對其專政的武學生華嶽與反對其廢立的太學生潘壬﹑潘丙。
      史彌遠鎮壓太學生一事沒有激起民眾抗議﹐這一事件使中央政府轉入獨裁模式﹐即君主或其代理人大權獨攬﹐壓制甚至鎮壓持反對意見的官僚與知識分子。文﹕張慕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