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後，由紅一方面軍組成的江西中央紅軍3萬多人仍處在國軍30多萬人的圍追堵截之中。1月19日至2月10日，紅軍原打算從重慶上游北渡長江，但遭到川軍的頑強攔截後，證明原定計劃不易實現，於是一渡赤水西進，在川、滇、黔邊境尋求機會。
      2月11日至3月1日，紅軍向東二渡赤水，殺了一個回馬槍，取得了第二次攻佔遵義的勝利。之後，紅軍故意在川、滇、黔邊徘徊，迷惑敵軍。3月16日至17日，在茅台附近向西第三次渡過赤水，使敵軍判斷錯誤，從而吸引敵軍向川南圍攏。
      正當國軍各路追剿大軍奔向川南時，毛澤東又率紅軍第四次向東渡過赤水河，秘密回師黔北，然後強渡烏江，把大部分敵軍拋在烏江北岸。4月1日至5月9日，毛澤東繼續以疑兵干擾敵軍的視線，先在烏江上架設浮橋，擺出一副東返湘西會合二、六軍團的架式，誘使蔣介石將滇軍東調。然後，紅軍由黔西南進入雲南，渡過金沙江，跳出了包圍圈。
      從四渡赤水的每個轉捩點來分析，其背後都有準確的情報支撐，那麼，情報是從哪裏來的呢？
     《紅四方面軍長征紀實》一書中提到：“當時紅四方面軍總部有一位電訊專家叫蔡威，居然破譯了川軍和國民黨中央軍的電報密碼。從電訊偵知：中央紅軍已經剩下不到3萬，而且陷入四面圍剿之中，在黔、滇山區飄忽，方向不定。”
      紅四方面軍原電台戰士、原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宋侃夫回憶說，為了給中央紅軍提供情報，使之能清楚地瞭解周圍的敵情，蔡威和他等人開始加緊破譯蔣介石部隊的密碼，最後終於破譯。並將掌握的中央紅軍周圍敵軍的部署、兵力、行動方向等重要情報送到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由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審閱，再用電報拍發給中央紅軍。由於中央紅軍的電台處在行軍狀態，方位不斷變化，因此蔡威帶領電台全體同事堅持全天候守聽，定時呼叫聯絡。只要中央紅軍一宿營，不管晝夜，立即發報。
      紅四方面軍負責人張國燾在《我的回憶錄》中對此是這樣描寫的：“我們事實上放鬆了對四川軍閥作戰。僅有的偵察電台，日夜不停地工作，只有小部分時間用在偵察四川敵情，多數時間用來偵察中央紅軍行進所在及其四周敵情。中央紅軍行進到廣西、貴州邊境地帶時，我們即開始供給中央紅軍情報。這是一件相當繁重的工作，偵察電台每天都譯出敵軍大批密碼電訊，再由參謀人員扼要作成通報，經我鑑定後拍發給中央紅軍，我們的電台須守候中央紅軍電台出現，有時從晚七時余守候到翌晨三點左右。有時我自己也守候在電台旁，解答對方的疑難。至少有兩個月的時間，中央紅軍是完全依靠我們供給情報(特別是他們由遵義向雲南方向行進時)。他們日夜在行進中，因而電台沒有時間做偵察工作。每當他們宿營或休息的時候，立即與我們通報。根據我們所供給的情報，決定行動，發布命令，而我們這種行動，對於著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極盡了耳目的作用。”
      時任紅四方面軍總指揮的徐向前在其回憶錄中說：“我軍一邊密切注視中央紅軍的動向，及時用電台向他們提供情報；一邊調整兵力部署，積極進行強渡嘉陵江的準備。”
      朱德在一次與宋侃夫的談話中說道：“我們進入滇、黔、川地區以及四渡赤水時，對周圍敵情搞不清楚，是你們四方面軍電台的同志們，把破譯敵人電報的情況告訴我們的。”長征結束後，毛澤東在延安對宋侃夫講：“你們紅四方面軍電台的同志辛苦了，有功勞呀！”這些史實充分證實了紅四方面軍在中央紅軍“四渡赤水”時所作的重大貢獻。文：郭同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