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不是“大躍進”中的得志者，卻是“大躍進”之後的救火者。他在這場熱鬧非凡的大運動中，一直捱毛澤東的批評，這是他漫長的政治生挨裏少有的長時間的失意。
      早在1956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還有一年就要完成，冒進的苗頭開始顯露出來的時候，周恩來就發現經濟建設速度過快，突飛猛進的背後似乎預告某種災禍，驚人上漲的數字不一定是個好預兆。他開始考察、思考，進而感到不安。
      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國務院開始研究設計第二個五年計劃，周恩來和分管經濟工作的陳雲一同磋商，提出控制建設速度，適當壓縮基本建設規模，保證重點，提防腦子過熱的觀點。當周恩來把這個報告提交最高國務會議上討論時，毛澤東說話了：“勁可鼓不可泄，應當鼓舞士氣。合作化一搞，有人叫得不得了，說搞多了，要砍掉10萬個。經濟工作有進有退，主要還應該是進。”這話的含意非常明白，叫周恩來不要保守，不要反冒進。為此，周恩來寫了檢查。
      不久，中共中央在南寧召開會議，總結第一個五年計劃，討論第二個五年計劃和長遠規劃。
      在會上，毛澤東面對“大好形勢”，又一次批評了1956年的反冒進，重提周恩來想壓縮基本建設計劃的往事。這次他的不滿是顯而易見的，毛澤東點名批評了周恩來，而且十分嚴厲。周恩來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但他心裏非常清楚，時間一到，滾燙的鋼水會立即凝聚成冰冷而沉重的負擔，然後壓在中國人的身上，因為自然規律是無情的。一向顧全大局的周恩來，又一次把自己違心的檢查送給了毛澤東。
      從1957年起，神州大地開始發生政治大“地震”，中共竟把50多萬人打成“右派”。到1958年，一曲共產主義“狂想曲”，把普遍受苦受窮的中國人都鼓動了起來，夢想早日走進糧食成山、食油成河、鈔票作廢的“神仙樂園”。一個比一個大的“衛星”從土疙瘩裏升上了天。毛澤東看到這一個個激動人心的“衛星”，由衷地高興。他多麼希望他的人民幸福富裕，一夜之間擺脫貧窮走進共產主義！“浮誇風”像一個巨大的磁場，把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的目光緊緊吸在“衛星”的表層。
      在中南海的肯定和讚許聲中，一系列的“大”出現了：大辦農業、大辦水利、大辦養豬、大辦食堂……好像沒有一個“大”字打頭，就沒有時代特色。
      到了1959年，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批評“大躍進”時，毛澤東趁機把周恩來架了起來，使他無法回到以前的觀點上。毛澤東在會上說：“我在南寧會議、成都會議、黨代大會上講過，1956年、1957年的動搖，不戴高帽子，講成思想方法問題。如果講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反過來講，那時的反冒進，就是資產階級的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的泄氣性、悲觀性。這些同志和右派不同，他們也搞社會主義，不過是沒有經驗，一有風吹草動就站不住腳，就反冒進。那次反冒進的人，這次站住了。如恩來同志勁很大，受過那次教訓，相信陳雲同志也會站住腳的。恰恰是那次批評恩來同志他們的那一部分人，這次不講冒進了，可是卻有反冒進的味道。”
      對周恩來的批評因為出現了彭德懷事件而轉移了目標。但是，周恩來心裏受壓抑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整整三年，他都被視為落後於時代的保守派。
      沒有多久，“大躍進”不僅沒有把農民們帶進“共產主義天堂”，負面效應反而像“兵敗如山倒”似地滾滾湧來。宣傳家們描繪的“共產主義”前景突然不見了，外債、飢餓像瘟疫一樣在全國蔓延，這時，毛澤東才停止了對周恩來等“保守派”的批評。文：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