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圖為青年時代的瞿秋白，右圖為瞿秋白著《多余的話》的封面。

      古往今來，再曠世絕代的英雄，當凌雲壯志在時光中消磨成灰燼，才會不得不醒悟到，原來自己也是一個稀鬆平常之人，妻兒老小才是親人，坐在自家門檻上，回首沙場逐鹿爭雄，遠望雁陣飛過，我負江山，江山負我，也不唯於此了。
      從現在的個人結局看來，張國燾應該是不幸中之萬幸，避亂於海外，最終尋找到了他一生最佳的棲身之地，身後也有一塊寧靜的土地供他安息長眠，遠勝於連骨灰都不敢留下的周恩來、劉少奇、陳毅、彭德懷、李先念、鄧小平等老一輩中共領袖，深諳黨內政治鬥爭的殘酷，最後交由家人將骨灰撒向大海，一了百了，或魂歸故里，遷回家鄉入土為安，這或許也有感于在文革中瞿秋白被突然扣上“叛徒”的帽子，遭到了掘墓之禍。當年的京畿重地八寶山公墓，被掘墳的紅色先烈何止成百上千？讓世人都看呆了。
      目前，已解密的黨史文獻記載周恩來臨終前，從昏迷中醒過來，最後發出了微弱而顫抖的呼喊聲：“我不是叛徒！”為了自己一生的名節，可謂擲地有聲，響徹雲霄！源起1932年國共時期的“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冤案，本來早已定論，三十多年過去了，在1976年初“文革”後期卻有口難辯，被江青一伙當成把柄，死死咬住不放，欲借毛之力置其於死地，取而代之。
      周公戎馬一生，驚濤駭浪中走過來的人，卻在真實的政治高壓與驚怵不安中溘然離去，與張國燾的人生結局形成鮮明對照，正應了先哲老子所言：“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天地悠悠，安知禍福，誠如斯言。
黨史研究珍品 張國燾著《我的回憶》
      進入人生暮年，張國燾客居異國他鄉。這期間，世界上各種政治力量出現分化和改組，局勢動盪不安。中國社會正值文革浩劫，偏離正常的軌道，政治運動此起彼伏，一浪高過一浪。然而，這時的加拿大卻如同國際舞臺鬥爭的颱風眼，風平浪靜，是一處絕佳的生存環境。在得天獨厚的空間，張國燾開始了寫作自己的長篇傳記《我的回憶》。
      這部書稿，逾九十萬字，詳述中共創建歷程、發展經過及作者和中共諸政要的交往。寫到了蘇區的愛恨悲歡，延安的風雲變幻，書中國共兩党要人孫中山、蔣介石、張學良、陳獨秀，王明、瞿秋白、博古、李立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賀龍、彭德懷等人的言行個性，躍然紙上，可說是關於中共黨史最詳盡生動的第一手史料，而歷年來中共和蘇聯黨要之間的鬥爭衝突過程，共產國際的對華內幕，書中更詳細說明來龍去脈。更有不少歷史事實，以此書首次公開解密。
      比如西安事變的“和解”，竟非當時中共和張學良等始料所及，亦非來自於國民黨方面的軍事壓力，乃是斯大林根據當時共產國際的形勢所發出之指令，周恩來領命從中斡旋成功的例子，言之鑿鑿，完全符合當時國共兩黨所處的國際大境遇。
      在這本書中，中國革命的許多緊要關頭、重要場合、台前幕後。紅軍將領、中共領袖，生離死別、恩怨情仇、榮辱沉浮、英勇悲壯，皆為張國燾親為親歷親見親聞。他通過梳理，娓娓道來，那種人世滄桑、歷史蒼涼，驚心動魄、扣人心弦。
      因此，儘管這本書以“體制內”的話語或可褒可貶，但其史料價值，無疑已成為現代中國歷史和中共黨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一部珍品。
      其實，張國燾晚年反省，說他和毛澤東本是同路人，相識于五四時期的北京大學，都曾是血氣方剛的熱血青年，為信仰而奮鬥，但曆驗了許多人事後，都想做老大，必有一敗。
      最近載于國內《文史參考》2011年第11期，有一篇文章引用了開國將軍許世友的話語：“黨內除了主席，誰也不是張國燾的對手”，這一推斷完全符合當時的情形，因為當時能統帥紅軍主力，擁兵自重的唯有張國燾。那時還沒有出現一言九鼎的人物，因此也沒有功高震主一說，紅軍各路人馬大致平起平坐，不分伯仲。
      而在毛澤東的記憶中，與張國燾的內鬥是他一生中最灰暗的時期，自己也曾被革職反省，幾起幾落，既生毛，何生燾？任何一部中共黨史版本，應該都繞不過張國燾這個名字，他在中國現代歷史上的功過都無比鮮明，用毀譽參半解讀他的一生，或許不無道理。
      在20世紀跌宕起伏、風雲變幻的中國政治、思想文化史上，張國燾與他的同輩党人陳獨秀、李大釗、王明、瞿秋白、博古、李立三等一道，曾肩負救亡與啟蒙的歷史使命，留下了複雜而獨特的長篇歷史畫卷。他們文才傲世，擁有諸多第一：陳獨秀在北大學生領袖張國燾的協助下，創辦了《新青年》，瞿秋白翻譯了《國際歌》歌詞，並是第一位系統譯介馬克思文藝理論和蘇俄作品，第一個把新生的蘇維埃共和國介紹到中國，第一個嘗試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研究中國革命。但他同時也是一個“多余的人”、一個所謂的“叛徒”。他在臨刑前於獄中寫下的遺文《多余的話》，其中透露出來的個人際遇感受，與時代洪流形成強烈的反差和衝突，為我們提供了不斷回味和繼續言說的話題。他們的歷史功過，如果不是加以一邊倒的政治醜化，本來還有人性呈善的許多方面展示出來，我們這一代人可能看不到了，但相信後世終會作出公正的評價！
      在張國燾的筆下，陳獨秀、陳延年、陳喬年一家三父子，同為中共中央委員，同為早期中共主要領導人，其中，陳獨秀連任前五屆中共總書記，在中國現代史上，中共黨史上絕無僅有。兩個兒子均有出息，官拜中共省部級要職，相繼被害於上海龍華監獄，臨刑前均即席賦七步詩，留下絕筆，浩氣沖天，視死如歸，壯烈犧牲。他們的高尚情操及學養，曠世絕代，今天的官二官三代們在酒酣欲足之際，焉能望其項背，習得真經于萬一？何來又是“叛徒”之說？
      隨後，白髮人送黑髮人，父子仨組合出了一曲獨特的中國紅色歷史悲歌，可謂驚天地，泣鬼神！其中，兒子們的悲劇是正值風華正茂的歲月，卻為虛無縹緲的信仰而殉道，而父親的悲劇則超出了這一信仰的內涵，具有更為醒世的意義。
      在《我的回憶》裏，張國燾對瞿秋白的“變節”有過扣問，預言瞿秋白的問題終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因為他們兩人曾經同為駐莫斯科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朝夕相處，相知甚深。如今，瞿秋白背了大半個世紀“叛徒”黑鍋的疑案，已經得到了“平反”，罪名被官方認定為又是搞錯了。

由此可見，早期的中共領袖人物在異常慘烈的黨內鬥爭中，大多成為了信仰的殉道者，死後竟也背負一生罵名。稍可欣慰的是，他們先後留下了各自的長篇遺著，可供後世解讀，瞭解真相。例如王明的《中共五十年》，瞿秋白的《多余的話》，張國燾的《我的回憶》等等，當代讀者尚可從中窺見他們那年那月的心路歷程，他們所為之奮鬥、為之殉道的主義與信仰。
      在遠離故國的加拿大，張國燾書寫下這樣的家國情懷：“我的激進思想與愛國熱情，一如往昔，但願遠離這種或那種獨裁專政”。如此空谷足音，讓人讀之聞之，似有“五四”書生尚未消褪的萬丈豪情，似有跨越時空的淒美與悲壯，似有對當代歷史的無奈感喟！
      1920年夏，張國燾參與了陳獨秀和李大釗的策劃，發起組織了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其實就是中共前身，隨即展開建黨工作和職工運動。1921年夏，張國燾參會中共一大並被推為大會主席，旋由大會選為僅有的三位中央委員之一。中共的職工運動，可以說是由張國燾開創起來的。當時這一運動吸收了中共內最大部份的精英，劉少奇、李立三、毛澤東、陳雲等人都是當年張國燾主持職工運動時的同道。1921年歲末，張國燾代表中共前往莫斯科參加遠東勞苦人民代表大會，是唯一會見過列寧的中共代表。多年以後，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沉痛地感喟道："在中國的舞臺上，我以往是個演員，現在僅是個觀眾，總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劇才好。"這句話說得實在醒世，其中蘊涵了歷盡驚濤駭浪的一個過來人對民族未來太多太多的人生感悟。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皆如煙雲散去

      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降，兩岸華人社會還沒有編修出一部完整客觀，真實信篤的中國現代百年斷代史，其中包括中華民國史，中國國民黨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共黨史，這一重大學術工程在兩岸一直遭受曠日持久的政治影響，至今沒有完成，不能不說是令人遺憾的。古往今來，歷代官修的史書，御用學者以官權利益為價值取向，政治介入歷史研究，從而確立自己的歷史觀，進而解讀歷史，很難超越官權制約的話語框架，實際上難免產生誤讀，這樣的事例層出不窮，從嚴謹的治學視角來看，可以說這類為權貴所需，任意閹割歷史的文本均系偽作，不為史書。
      因此，誠實面對歷史，直言歷史，而非隨意曲解歷史，編造歷史，隱瞞歷史，乃是一個民族反省，進步的出發點。時至今日，辛亥革命100周年之後，曾是兩岸學者研究禁區的許多當代史實，如今開始了逐步解凍，是令人鼓舞的！英國文豪莎士比亞說過，"時間是最公正的老師"！寄望於今後的幾代普羅大眾，終會等到對那一段歷史作出公正評價的那一天！還原更多的歷史真相，其實也是對歷史的尊重，留給子孫後代的一筆不可多得的文化財富。
      目前，在大洋彼岸的中國四川巴中縣南郊的南龕風景區，有一座紅軍烈士陵園，那裏矗立著一座張國燾塑像，碑文上刻："共一大代表，軍總政委"，位於川陝蘇區紅軍將帥碑林之中。以供人們憑弔與瞻仰。這正如林彪的巨幅畫像，近年來又再次登堂入室，重新掛進了北京的中國軍事博物館，與其他九大元帥並列。然而，令人感到詭異的是，以毛為首的幾位紅軍領導人朝北而座，高大挺拔；張國燾的塑像則被刻意分開，在群像對面，孤獨朝南而立，形象猥瑣矮小，位置也較低，看得出此乃御用藝人的精心醜化之作，將本來身材高大，儀錶堂堂的紅軍統帥張國燾塑造成了一個面呈苦命像的侏儒，據說是意指當年張與毛的南北之爭，一敗一成。
      那年那月黨內的殘酷權鬥，波詭雲譎，你死我活，孰對孰錯，見仁見智，早已淮橘為枳。但張國燾塑像的這種處理方式，令人聯想到杭州嶽飛墓碑前的秦儈塑像，把創建中共的老祖宗糟蹋成這樣，確實有點不倫不類，後代子孫若見此又有何臉面？用藝術來曲解歷史，不能不說是作為藝術家的自賤與人格恥辱，也是整個紅軍烈士陵園裏的敗筆！其實，為人為事，本應善待，何苦要繼續做魯迅筆下所鞭撻的麻木不仁的"看客"呢？難道我們的民族根性裏永遠摒棄不掉如此的冷漠嗎？是啊，張國燾一生也曾轟轟烈烈，也曾卑躬棄節，老來客死他鄉，遙看秦關漢月。不以成敗論英雄，尊重歷史，還原歷史真相，是當代人應有的理性與價值取向，將永為後世稱道。
      1979年12月3日，張國燾在加拿大多倫多撒手人寰，溘然去逝。他的一生功過雖已如煙雲飄散，卻留給我們太多的思考。他曾是北大的學生領袖，為中共的產生而奠基，作為創始人之一，擔任過中共一大主席，中共組織部長，經歷了中國革命早期的許多緊要關頭、參與了許多重大決策、繼而統帥了紅軍主力，萬里長征，戎馬倥傯，大起大落，有過太多的台前幕後故事，有過太多的毀譽摻半，需要史家去政治化，揭篋探囊，去偽存真，不為尊者諱，秉直書寫春秋，方才經得起歷史的考驗。
      在現代中國革命史上，張國燾無疑是一位發揮過重大作用，繞不過去的人物，因此，他將永存史冊。若干年以後，即使過往的政治老人，以及當今的官二代、官三代所傳承的杯葛，恩怨與情仇都已如神馬浮雲，煙消雲散，善良的中國人還會繼續尋找幾近凐滅的歷史記憶，用善意去解讀他，追思他，因為他留給了我們不僅僅是一部泣血的長篇傳記《我的回憶》，更有需要多年才能消化完的歷史滄桑。
      為此，我謹寫下此文，作為一朵白色鮮花，敬獻在張公國燾客死加拿大的地碑前，以期表達上世紀文革浩劫後考上大學的七七級學子，一名後輩讀書人對張國燾，這位現代中國歷史風雲人物的追思與心祭。

      謹識於加拿大溫哥華（UBC）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
      2011年8月16日
      全文完
      作者：桑宜川博士

左起：張聞天、康生、周恩來、凱豐、王明、毛澤東、任弼時、張國燾1938年在延安。

川陝蘇區將帥碑林裏的張國燾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