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1月17日晚上，根據毛澤東指示，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傳達毛澤東對中美會談的批評意見（毛澤東批評周恩來表現軟弱，偏“右”）後﹐周恩來詳細介紹了自己幾天來與基辛格會談的具體情況。會上﹐江青站出來﹐指周恩來的鼻子﹐說周是“右傾投降主義”。周恩來也生了氣﹐據理與江青辯論。
      江青彙報給毛澤東後﹐毛大為惱火﹐指示政治局開會﹐繼續批評周恩來的“右傾”錯誤。翌日﹐周恩來兩次向毛澤東書面彙報中央政治局會議情況﹐同時又違心地承認﹐自己在這次中美會談中“做得不夠”。
從11月21日起﹐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政治局連續開會批判周恩來和參加會談的葉劍英的“右傾錯誤”。會上﹐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一伙對周恩來﹑葉劍英輪番圍攻﹐嚴厲斥責周恩來﹑基辛格會談是“喪權辱國”﹑“投降主義”。江青、姚文元指出，這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甚至說周恩來是“錯誤路線的頭子”，“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
      據一位在“文革”前後出任外交部副部長的將軍大使介紹，列席批判周恩來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外交界人士有“四老”和“四小”。“四老”是姬鵬飛、黃鎮、喬冠華和仲曦東；“四小”就是：王海容、唐聞生、章含之和齊宗華。
      周恩來無法抗拒毛澤東的權威，只得寫了違心的檢討書。但檢討書被毛澤東退回，認為不“深刻”，逼得周恩來前後改寫了數次。
      關於周恩來這段日子的種種遭遇，他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在回憶錄中說：
      人說“世態炎涼”，此話一點不假。……在周恩來挨整的日子裏，我們都有親身感受……周恩來挨批期間，政治局由王洪文主持會議。周恩來在家等候通知去參加會議，不必再提前到達會場。散會時，他亦“知趣”地即刻離開人民大會堂回家，因為有人留在那裏商量下一步對付周的辦法。這本沒有什麼不正常，問題是往日誰見了周恩來都會主動熱情地打招呼，如今有些人則盡力回避，即使正面相遇也表現冷淡，大概為了表示劃清界線吧？
      這期間，周恩來的外事活動極少，其他的會議也不多。他的心緒不好是很自然的，一天到晚，臉繃得緊緊的，少言寡語，如坐愁城。他不刮鬍子，不理髮，回家後待在辦公室裏，進餐也大多在辦公室。（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
      此時的周恩來正在大量尿血。這來自精神的壓力和病魔的折磨，使得他迅速蒼老，每寫一次檢查，身體和靈魂就遭到一次無情的重創。因為嚴重失血，他的十指顫抖得相當厲害。
      周恩來病痛纏身，說什麼也無法繼續“潤色”自己的檢查，這時他想到外交部長喬冠華，這位才華出眾的才子，不僅外交口才出類拔萃，筆下功夫也頗為深厚。周恩來覺得可以信賴他，但又怕連累他，所以沒有獨自叫喬冠華到西花廳來，而是在一次會後叫住參加會議的喬冠華夫婦，還有外交部另外兩個女性負責人，要她們一同到西花廳坐坐。到西花廳後，周恩來對喬冠華說：“冠華，我的檢討請你幫改改。”喬冠華答應：“好啊，我幫總理看看。”
      那兩個女性負責人陰沉臉不吭氣，周恩來也請她們幫看看，她倆滿臉不情願地說：“你自己寫吧，我們不看了。”周恩來立即明白了其中的奧妙，會見基辛格時，她們也是直接的見證人。周恩來只得說：“好好，我自己寫，我自己寫。”
      一個多月後，毛澤東感到情況差不多了，立即中止了對這件事情的追究，他對“四人幫”說：“對總理，批評一下可以，打倒不行。”又指示銷毀一切有關這件事情的材料，所以這段插曲就從歷史檔案中消失了。文：潘連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