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在松山墓園的墓碑。

      正當我們感到徹底失望之時，那位職員在電腦系統裏找到了一位英文拼讀為Kai-Yin Cheung的先生，說是相似中國姓氏，向我們求證。我一聽到此，不禁喜出望外，大聲歡呼了起來：“就是他，就是他！”因為我知道，這是海外流行的威氏拼讀法，愷蔭就是張國燾的字號，正如仲甫即是陳獨秀，露清即是王明，洛甫即是張聞天，潤之即是毛澤東，博古即是秦邦憲，只是博古的字號在中國現代史中更為出彩，如雷貫耳，幾乎完全消解了他的真實姓名。
      作為觀照，博古最輝煌的人生是在張國燾之後，他在24歲時就做了中共的總書記，在1931年9月－1935年1月為中共實際最高領導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至今遠在無錫，他的家鄉人為他而驕傲，為他立碑，修繕故居，獻花拜覲，年年如此。家鄉人從不忌諱博古或曾犯過所謂錯誤，更欣賞他自省反思的博大胸懷。今天，我們可以從《鄧小平文選》裏讀到這樣的語錄：“主席三七開，我能夠對半開就不錯了”。鄧小平晚年尚能坦然自評功過，留待歷史定音，實乃仁君之德。是啊，凡人都有做人做事走偏了路時候，何以因言因事毀人一生？目前，我們還可讀到1945年中共七大發言記錄文獻，其中記載了博古的檢討：“各種惡果我是最主要負責人，這裏沒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負責人。”這種大包大攬、保護他人、顧全大局，光明磊落的人品，被他的家鄉人稱為仁義敦厚的楷模，傳為佳話，永澤後世。
      話說回來，我們確認了張國燾的墓穴在此無疑，就按照管理處提供的指南前往尋找。松山墓園很大，占地約有3千多畝，埋葬數萬魂靈，估計是多倫多最大的福地。其中有幾個墓區，主要以華人碑林為主，放眼望去，滿眼皆中式碑文，仿佛置身於中國墓園。我不由得驚歎，悠悠歲月，竟有這麼多華人一生飄零，望洋興嘆，埋骨異鄉，終竟也未能落葉歸根。
      在墓園的第五、第九、和第十區的三角地帶，在偌大的一塊坡地，為了節省時間，我一路小跑步，來來回回地奔走，仔細梳理了一排又一排列隊矗立在那裏的碑林，看過了每一塊墓碑上的正面碑文，也沒有發現。不由好生納悶，心想該不是墓園管理處的職員指錯了方向？

      中西文化異同 與墓園守望者的對話
      因此，我帶疑問再次返回墓園管理處，希望那裏的員工能幫我確認地理座標，以便及時找到張公墓碑。或許是巨大的文化差異使然，職員們顯出一臉的茫然不解，不知站在他們面前的這個中國人何以要如此執地尋找一位非親非故的亡者？我直率地告訴他們，我是來朝聖的，要尋找的人是一位中國的特魯多，中國的邱吉爾，中國的戴高樂，中國的史迪威，我用這樣誇張而斗膽的比喻，才使他們終於恍然大悟，多年來竟有如此重要的歷史人物長眠於這墓園裏，難怪常有中國人來此詢問與造訪，因查找異常困難，最後絕大多數均無果而返。
      無奈之中，我只好央求墓園管理處的員工幫忙，希望陪我去墓地走一趟，甚至拿出了一筆可觀的小費。但是他們卻表示不能接受，也絕不陪同，因為他們的職責範圍就是在管理處主事接待，從不陪同客人下墓區。這或許可理解為忠於職守，抑或也是希冀自己討個風水吉利，中西文化的異同由此可見一斑。
      是日，已是夕陽西下，看看天色已晚，我們在墓園裏逗留了已近三個小時，奔走得精疲力竭。學姐不由地感歎道：“張國燾，你在哪兒呀？你讓我們學弟找你找得好苦啊！”這聲音在空曠寂寥的墓園裏，與暮色中烏鴉的咶嘈遙相回應，顯得格外的淒切。其時，兩位學友已有了打道回府的念頭，不想再繼續尋找下去了，道理也很簡單，因為矗立的墓碑猶如茫茫林海，要找到他談何容易？
      墓園的幾位員工目送我再次走入了碑林。我告訴兩位學友，這次我萬里走單騎，專程來多倫多一趟頗不容易，希望再去最後梳理一圈，即使無果而返，也就無怨無悔，不枉此行。
      然而，就在那一偶然的瞬間，或許是天道助勤，我猛一回頭，瞥見了不遠處，在一排碑林的背面，其中一塊墓碑上赫然鐫刻“張公國燾”的四個蒼勁的魏體漢字，啊！終於找到了！正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再次令我喜出望外！

      精巧的安排 夫婦合葬隨鄉俗
      近年來，鮮有見諸於報端，描述張國燾墓碑的文字和圖片，僅有的幾段文字多以豎立墓碑為張國燾唯一的墓碑，其實大謬。這塊碑文上書張公國燾和張楊子烈兩人姓名，後者按照香港和老一代海外華人的習俗，女子出嫁後隨夫姓，這完全符合當時的情理。由此也可見入鄉隨俗的影響之深，顯然僅是張國燾夫婦的合葬墓碑。碑文上除了兩人的姓氏用漢字鐫刻，其他皆為英文表述，楊子烈的生卒日期為DEC.9.1902-MAR 27.1994。從這一細節，可知此張國燾夫婦合葬墓碑的立碑時間應在1994年3月27日之後，也就是楊子烈去世後，晚于張國燾去世時間1979年12月3日整整15年。因此，張國燾的早期下葬地點和墓碑究竟在哪里？當時，我暗忖這仍是一個謎團。按照中國傳統的殯葬習俗，以張國燾的身份之巨，應該至少還有一個獨立的原始墓碑。經過仔細實地考證，我終於發現了謎團的答案。
      顯而易見，此碑非彼碑，合葬墓碑並非原始墓碑。事實上，原始墓碑並不在這裏，而是距離它約七米以外的一塊地碑，只有磚頭大小，呈灰碣色，全英文，上書字母Kai-Yin Cheung，立碑人以及立碑的年份。
      立碑人是一牧師，而非15年以後去世的張國燾原配夫人楊子烈。可以想像，在那非常年代，如同張學良晚年在夏威夷信奉了基督教，王明晚年在莫斯科常去天主教堂，張國燾晚年的思想也靠近神，受了洗，下葬時自然由牧師主理並立碑文，順理合情，同時也為夫人楊子烈避嫌。為了不再受到意想不到的政治恩怨與情仇騷擾，從此隱姓埋名，淡出江湖，悄然安息在那裏，不能不說是來自家庭與牧師的精心設計與高明之舉。
      離開墓園之前，我再次“三顧茅廬”，去到了墓園管理處，向幾位員工求證，為何一碑兩用？為何張國燾夫婦的合葬墓碑與所有其他逝者墓碑朝向不同？在過去年代裏本是同樣正面位置，現在卻變成了西人Black布萊克夫婦？西人夫婦的碑文立於2000年2月，完全是新刻。根據時間順序推理，晚于張國燾夫婦合葬墓碑六年，顯然是採用先者的墓碑背面刻上了後者的碑文。
      在中國墓葬文化裏，一碑兩用，這一作為不僅犯忌諱，也是大不吉利，極少有亡者後人採用。最為叫絕的是，墓園管理人員說，多年前，應家屬的要求，這塊兩面碑在原地曾換了一個朝向，原來的正面成了反面。或許這是張家後人低調行事，為的是避人眼目，刻意讓一般的造訪者不能輕易地發現，如今這一效果已經達到了。
      絕大多數墓碑都只有一面碑文，通常掃墓者看碑文只看正面，很難會想到這塊西人夫婦的合葬豎碑還另有玄機，背面還刻有驚天地、泣鬼神的中文方塊字？難怪來訪的晉謁者按圖索驥，即使走到了墓碑前也找不到北，看到的只是西人夫婦合葬的英文碑文。最後只能在碑林中“望洋興嘆”。
      仔細觀察松山墓園裏墳墓的佈局，目前尚存的地碑已不多，並且完全沒有按編號排列，顯得有些散亂無序，看得出當年下葬還沒有納入統一管理，逝者後人選址的隨意性頗大。因此，可以推論，張國燾的原始地碑及冥墳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起，就應該沒有被挪動過，保存完好。(之二)

長征後抵達延安時的張國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