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6月，傅作義出生於山西省榮河縣一個世代務農的家庭，其父耕作之余，還到黃河上做船工，掙些零用錢。他在陸軍小學、中學學習時，家境仍很貧苦。這對他一生的樸素作風有良好的影響。他身居高位後，平時仍然身穿士兵服裝，腳穿笨山鞋，穿打扮與普通士兵一樣，吃的依然是簡單的家常便飯，屋內沒有像樣的傢俱。
      抗戰時期，傅作義先後任第35軍軍長、第七集團軍總司令兼第35軍軍長、第二戰區北路軍前敵總司令兼第35軍軍長、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綏遠省政府主席、第十二戰區司令長官等職。
      傅作義在部隊提倡“生活標準化”。他說：“?珖生活標準化?玼，就是我們一貫堅持的待遇相同、生活一致。以我們共同的生活標準為標準。尤其負責實際責任的同志，絕對必須如此。”
      傅作義練兵帶兵，腳踏實地，以培養“鄉氣”和清新樸素的格局為主。軍校分派來的學生，先要到他所設立的訓練團接受短期訓練，以祛除身上的“官氣”，然後再安排工作，並逐步培養其“鄉氣”。在國共合作抗戰期間，中共中央應傅作義的請求，以潘紀文為特派員，帶得力官員協助傅部建立政工制度，提高了官兵的政治素養。
      1939年，傅作義自晉進入河套地區，經過攻包頭、戰綏西、克五原等戰役後，提出“民養軍、軍助民、軍民合作發展糧食生產”的具體措施，他在後套地區屯兵興農，搞軍墾生產，獎勵農桑，從根本上解決了軍糧民食問題，績效斐然。
      他素以“治軍與治水並重”為口號，為統一調配軍工民工，第八戰區副長官部成立了水利指揮部。他邀請並陪同黃河水利委員會的專家到現場實地勘察、測量，並率部隊挖溝修渠，興修水利，實施土地整理和改革，部隊屯墾自給，減輕農民負擔，使河套地區水澆地面積達千萬畝以上，為成都平原的兩倍，當時有“塞上江南”、“魚米之鄉”之美譽。
      傅作義在總部設有經濟管理委員會，做到經濟民主、經濟公開。他要求各級軍需人員要當好部隊的管家。由於他自己與官兵同甘共苦，並嚴厲懲治貪污現象，故所部各級軍需官員多能艱苦自持，公私分明。有些軍需人員外出辦事，為了節省費用，寧願啃自己帶的干糧，也不下飯館，傅作義對此大力表揚。他反對賭博，甚至日常玩麻將牌也不許。他曾囑咐，買飯桌不要買方的，要買圓形的，不要為打麻將創造條件。
      傅作義外出輕裝簡從，反對前呼後擁。抗戰期間他在綏西，外出常乘一輛雙排座的大卡車，自己坐在前排駕駛室，與司機並列，隨員、秘書、警衛坐在後排。在駐地，他一般都是騎自行車或步行，只帶衛士一二人。一次騎車辦事歸來，因街道結冰打滑，他不慎摔倒在馬路上，竟致關節脫臼。
      在舊軍隊中，軍官的剋扣軍餉的為數不少，傅作義卻把自己的薪餉結余用在養兵上。他每次到部隊視察，總是先到營房看望。逢年過節，他總要到連隊與士兵共同吃飯。有一次，有一個戰士反映睡地鋪冷，他立即讓軍需部門趕製鋪板，限一周內發下去。
      傅作義反對打罵教育，對體罰士兵的軍官嚴加斥責；對抽鴉片、賭博、貪污公物和剋扣軍餉者，均嚴懲不貸。
      傅作義為了積累資金，自己帶頭並要求各級軍官每月從薪水中提出一定金額，和公雜費的結余一起，作為公積金，以開辦經濟合作社、工廠或設立貿易公司等。這些機構的盈利，全部用於全體官兵的生活補貼、開辦軍人子弟學校、陣亡將士家屬的撫恤以及傷、殘、病、老人的安置等項開支。收支情況由經濟管理委員會按時向全軍公布。
      李宗仁說，傅作義不但是一員戰將，同時也是一位傑出的行政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