狀元閣。

在江西歷史上，曾誕生過30多個科舉時代的中國狀元，是名副其實的狀元大省。但受時代的限制，在江西各地的狀元誕生地，不僅出現了五花八門的傳說，還有各種怪力亂神穿插其中，許多老百姓以傳播各種狀元的傳說為樂，統治階級也樂於宣傳各類神話，以平息未中狀元、進士等學子的不平。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科舉制度是改變命運的考試，參加這場考試的人已無法計算，而想成為狀元的難度堪比登天。狀元選拔的複雜性、局限性，乃至隨意性，又讓這些沉迷於四書五經的學子們將狀元夢寄託在了五花八門的神話之上，甚至皇帝做一個夢就能讓人成為狀元。明成祖永樂十九年辛醜科，廷試結束後卷首本已圈定劉矩，碰巧永樂帝在晚上夢見鶴翔殿上，翌日遍閱各卷，得見曾鶴齡之名，遂將其擢升第一，劉矩屈居第二。
      歐陽修可謂是才高八斗，他當個狀元或許不成問題，但是他的狀元卻被同鄉王拱辰的一個夢所“竊取”。王拱辰和歐陽修是好朋友，同時鄉試，同時會試，後又同時殿試。在鄉試和會試中，歐陽修均為第一名，所以參加殿試時，他雄心勃勃，發誓在殿試中也要拿一個第一，從而成為大魁天下的三元。在殿試中，他發揮正常，自信狀元非己莫屬。為此，他特意在傳臚唱名的頭一天，跑到街上買了一件色澤鮮艷的衣裳，準備第二天穿新衣上殿聽唱名。但歐陽修萬萬沒想到，同他住在一起的王拱辰，第二天一大早，趁他在熟睡之時，將他的新衣穿上，逕直向皇殿跑去，在皇宮外等候入殿聽唱。歐陽修醒來，不見新衣，十分驚訝，只看到王拱辰的舊衣服堆放在自己床頭，知道是他將自己的新衣穿走了。王拱辰稱：“我昨晚做了一個怪夢，說是為狀元者當衣此，所以，我沒經過你同意便穿上它，請你原諒，我若真的當了狀元，再重重謝你。”然而，誰知道事情就是這樣怪，皇殿唱名時，果然一甲第一名是王拱辰。歐陽修只獲得二甲第二名。當時歐陽修心情如何可想而知。王拱辰見所夢應驗了，其高興之狀不言而喻了。
      同樣，在江西流行的一些諺語中也有狀元文化的影子，如“沙洲圓，出狀元”說的就是宋建隆三年馬適家鄉的沙洲突然圓了，他就在那年中了狀元，“鑒湖水決出狀元”指的是明建文二年鑒湖水決，胡廣在這年果然狀元及第。

      “宿命論”是精神鴉片
      關於狀元的傳說、故事、諺語，荒誕不經，充滿封建迷信色彩，而被統治者所推崇的“宿命論”則是麻醉千千萬萬士人學子的精神鴉片。
      “宿命論”將萬千學子的狀元夢寄託在各種神的身上。因為這樣的精神鴉片可以免使讀書人別生他念，乃至圖謀不軌，封建統治者非但不禁止這種荒誕不經的“宿命論”的傳播，反而大加宣導，使這種宿命論更加具體化、儀式化和宗教化，並人為地將子虛烏有的傳說和自然界中的一些物象封為主管功名的神，讓讀書人祭祀膜拜。
      元仁宗延祐三年封梓潼為“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將曾被宋僖宗封為“濟順王”，被宋真宗封為“英顯武烈王”的梓潼帝君和被道教尊奉為主宰功名、祿位之神的文昌帝君合二為一，稱為“文昌帝君”，讓讀書人到文昌宮（廟）祭拜他，以祈求文運通達。為統治者所宣導並禮俗化的科舉中的“宿命論”，不僅愚昧了讀書人，也深入到全社會所有階級和階層的各種不同年齡的人的靈魂中去。一個男孩從出生取名，周歲“抓周”，發蒙時祭拜文昌帝君，直到“金榜題名”後還願文昌宮，聚宴魁星樓……這些無不受所謂的“功名之有定，宜安命；功名無定者，宜立名”的“安身立命”的說教所制約和束縛。
      直到今天，每年高考，一些考生家長，即使沒有文昌帝君的泥塑、木雕甚至牌位，也要帶領自己應考的孩子去求神拜佛，祈禱神靈保佑高考金榜題名，能夠上大學，最好是中國重點大學。這種“安身立命”的“宿命論”，是狀元文化難以割棄的終極鴉片，在江西這個“狀元”大省，這種思想依然相當的嚴重。或許，現在再討論狀元文化時，也該終結這一糟粕。

      宋明狀元多 經濟文化實力成保障
      對於狀元大省，宋明兩朝出的狀元又是最多。宜春學院教授甘藻芝進行了多年的研究。 據甘藻芝教授的研究，自唐朝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史籍記載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狀元，到清朝德宗光緒三十年（1904年）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狀元，近1300多年，為數不多的769個文狀元，散布于中國各個省區，發展極不平衡，有的省區較多，有的省區則非常少，甚至一個都沒有。
      由於史料缺乏，記述不一，有的是江西狀元，卻說他“籍貫不詳”；有的不是江西的狀元，又把他說成是江西狀元；有的是江西人，但是否點了狀元有兩種不同說法，因此，狀元人數一直得不到確定。除了明、清兩朝江西狀元比較明確。
      根據《江西通志》及朱保炯、謝沛霖《明清進士題名錄索引》和有關資料的記載，唐朝有兩人，五代十國有一人，宋朝10人，元朝無狀元，明朝18人，清朝3人，共計34人。同別的一些省區相比，江西出的狀元不算少，可謂是狀元大省。明朝時，江西一度出現“隔河兩宰相，十裏五狀元”的科舉奇跡，令人嘖嘖稱歎。整個明代產生了90名狀元（不包括武狀元），江西18名，、佔中國總數的近20％，居中國第三位。這一點再次證明江西是一個狀元大省。
      從數據上不難看出，江西的狀元史上，宋明兩朝出的狀元最多，明朝江西的狀元人數列中國第三，更是將江西的科舉考試推向了巔峰。
      毫無疑問，江西歷朝文風鼎盛，書院眾多，這是出現大量狀元的一個重要原因，不過人們往往容易忽略經濟力量的對比，從根本上來說，經濟文化方面的綜合實力才是決定性因素。曾有專家統計，兩宋時期中國有651所書院，江西220所，佔33.79%。學者自行設辦，鄉紳獨立興辦，家族投資創辦，鄉間集資舉辦，甚至學徒湊集資財協助老師辦學，江西的書院數量十分可觀。可以說創辦書院，是需要足夠強大的經濟文化基礎作為保證的，而江西的興學之風，則是宋朝江西興辦200多所書院的催化劑。
      在明朝，江西的經濟文化又是一個大發展的時期，經濟繁榮，帶來了文化的昌盛；教育發達，各種人才湧現。在明朝，江西科舉考試到達巔峰的時候，其書院發展也達到高峰。始建於明代的書院，江西有288所，其數量已經超過黃金時代的宋代。

      人品相差懸殊曠世奇才少
      古代狀元應該說，都是有文章之才，他們大都有述行世，學有功底，行筆成文，積篇成書。而狀元們的道德、操守、人品卻不盡相同。當時，封建統治以儒為尊，而江西的狀元們，大多都能夠實踐儒家的道德規範，尚名節，重節操，人品較好。
      大家熟知的南宋狀元文天祥，可謂是狀元中節操、人品最為優秀的代表。元兵南侵，他起兵抗戰，兵敗被俘，被押至燕京囚禁，元朝統治者一再威逼利誘，他依舊堅貞不屈、慷慨就義。
      江西大多的狀元都剛正不阿，不媚權貴，為國赴命。然而，也有少數狀元諂媚奸臣，收受賄賂，貪贓枉法。宋朝時，江西狀元汪應辰因為觸怒了秦檜而遭到了百般責難，但他卻剛正不阿，泰然處之。而狀元董德元則對秦檜百般諂媚，與其同流合污，最終，秦檜死後，董德元的下場自然也是悲劇。五代時南唐狀元樂史則是江西狀元中收受賄賂而名聲最差的一個。明朝狀元陳循曾企圖以權勢威逼地方官員為犯罪的兒子寫信送禮求情，免去大刑，遭地方官員抵制。
      但這些畢竟是極個別現象，江西絕大部分狀元在政治上忠於皇帝，維護封建制度，恪守封建禮法，或直陳己見，或勤於政事，或關心百姓疾苦，為民請命，如劉輝、徐元傑、文天祥等狀元。
      江西的34名狀元中，大家還可以說上名字的可能只有文天祥這樣的曠世奇才，而大部分的江西狀元都被湮沒在歷史當中。而與這些狀元們同一時代的這些江西名人或許會常被人提到：歐陽修、王安石、曾鞏、黃庭堅、朱熹、陸九淵、楊萬里、湯顯祖、朱耷等等。他們在不同領域的名聲，影響力遠遠超過了這些摘得國家考試頭籌的狀元們。

古代狀元王廷垣的官廳大門。

狀元閣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