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政府部門工作的黃先生收到了一份“東莞慈善月月捐”的活動倡議書：綁定一張銀行卡，你的捐款將通過銀行作每月10元以上的固定捐贈。黃先生覺得，捐贈應該是自願的事情，但這種通過單位來集體辦理，並綁定銀行卡固定捐贈的做法，卻帶有強制意味，有失妥當。對此，廣東省東莞民政局回應稱，10元的標準經過調查摸底，並不過分。慈善行為理應是由個體的慈善意願所生髮，其他任何外力的幹預，都是無理和野蠻的。因此，無論是利用道德壓力“逼捐”，還是以行政權力要求通過攤派的方式進行“集中捐款”，都是對慈善意願的野蠻幹預。這不是在引導和促動慈善，而是在褻瀆慈善。
      行政權力模糊了公權與私域的界限，便難免發生僭越。對此荒誕的攤派式“逼捐”，當地民政局的解釋是：10元的標準經過調查摸底，並不過分。難道民政局不知道，捐不捐款應該尊重個人的意願？社會上有能力行善的人太多了，難道就憑他們有這種能力，就動用外力對其進行“逼捐”？捐款的數額過不過分另當別論，但是不尊重個體的意願，強迫他人慈善，東莞民政局的做法顯然是過分了。
      而將東莞此番荒唐之舉，放置在其特地的背景環境下，就不難理解其僭越的衝動：東莞正在舉辦“東莞慈善日”，而攤派逼捐正是為了配合該活動。鼓勵和引導民眾愛心的釋放固然值得提倡，但如果將其作為一種為地方政績塗脂抹粉的工具，難免急功近利甚至偏離慈善的方向。儘管此次慈善攤派針對的範圍只是公務人員，但就慈善而言，這些公務人員首先也是公民，他們理應有自己的私域空間和主觀意願，權力貿然僭越不但失格，更涉嫌違規枉法——按照《捐贈法》，“捐贈應是自願的，禁止強行攤派或變相攤派”。以推動慈善之名，行謀地方政績之實。
      事實上，廣東省在幾個月前就通知特別強調：“在廣東扶貧濟困日活動中，扶貧捐款不許搞硬性攤派，不得採取扣發工資、津貼的做法；不得截留或擅自使用代收的募捐款物，堅決杜絕變相攤派和逼捐等行為。”也就是說，東莞此次攤派逼捐，實際上是頂風違紀。而這，恐怕當地對公益和慈善熱心無關，而是跟地方政績衝動有關。攤派逼捐，無疑是想粉飾當地慈善事業的繁榮，當地政府和官員好借此向上級邀功。如此荒唐的攤派式“逼捐”，不但無助于推動慈善事業的發展，政績衝動下的野蠻幹預反倒是褻瀆了慈善。當前，由郭美美事件引發的慈善信任危機尚未解除，行政權力如果企圖在慈善事業上作政績文章，無疑將是對慈善事業和慈善信心的深度損害。自主的捐贈意願、獨立的慈善環境，是實現慈善事業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而過多的行政幹預，只會讓慈善事業陷入絕境。
      而要實現慈善獨立，除了律法規章的常態約束，更需要遏制權力的染指。因此，對東莞此次以慈善之名，以攤派逼捐的方式謀求“慈善政績”的行為，上級部門應該對其進行制度問責和法律追究。只有這樣，法律尊嚴才能得以維護，慈善信心才能得以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