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50年代，張春橋靠緊跟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而官運亨通，一路攀陞，從上海市軍管會新聞出版處軍代表、華東新聞出版局副局長、解放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到中共上海市委文藝工作部部長、宣傳部部長、市委常委、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文革”前，他當上了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
      “文革”開始後﹐張春橋擔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副組長﹐進入北京工作。
      張春橋到北京以後﹐並沒有將自己的老婆孩子接去﹐而是將他們都留在了上海。
      張春橋的老婆文靜﹐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晉察冀邊區的平山縣“參加革命”後﹐曾被日軍俘虜﹐成了叛徒﹐在廣播電台為日軍做策反工作。當時任《晉察冀日報》副總編輯的張春橋與李淑芳早有聯繫﹐秘密將其救出並安排她進報社當編輯﹐同時改名文靜。抗戰勝利後﹐他們在張家口結婚。中共建政後﹐文靜隨張春橋在上海居住﹐被安排在市委辦公廳工作。
      對於自己在日寇的威逼下叛變的事實﹐文靜在她的交代材料中寫道﹕“這段歷史﹐我曾寫信告訴張春橋﹐對他絲毫沒有隱瞞。”正是由於這樣﹐每次在審查幹部的時候﹐老婆的歷史問題﹐都影響了張春橋的形象。
      雖然文靜早被宣布為叛徒﹐卻一直打而不倒。上海市委組織系統的幾個負責人﹐偷偷調閱了文靜的歷史檔案。張春橋盛怒之下﹐撤掉了他們的職務﹐並當場把文靜的檔案鎖進市委的鐵皮箱﹐貼上封條。盡管如此﹐文靜的叛徒問題還是不斷外泄。中共“九大”後﹐張春橋當上政治局委員﹐隨後﹐文靜從上海的公眾場合徹底消失。以後﹐文靜的歷史問題就成了張春橋的一塊“心病”。
      張春橋調到北京以後﹐與江青來往密切﹐常常是為工作而談到夜深﹐很快就有人將話傳到了上海。文靜是瞭解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所作所為的﹐因此對張春橋不放心﹐經常找各種借口到北京來﹐實際上是來監視張春橋。張春橋什麼都明白﹐他對老婆說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他在走一條“曲線救國”之路﹐是想通過接觸江青來接近“最高統帥”﹐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
      當時對每一個想要進入高層的人來說﹐他的歷史和現實的情況都是很引人注目的。這樣的人物﹐人們只要發現了一條辮子﹐就會揪住不放的。文靜的這一條叛徒“辮子”﹐也正是張春橋最心痛和最怕別人揪住的地方。張春橋早就想將這條“辮子”扔掉﹐為了自己的前程﹐他曾多次私下向文靜提出離婚的事情﹐但文靜不同意。
      可以肯定﹐在風雲變幻莫測的歷史時期﹐面對未來﹐張春橋此時提出離婚時的心情是複雜的。他到底是要為老婆孩子留一條後路﹐還是想為自己的前程留一個更大的空間﹖隨“四人幫”的倒台和張春橋在整個審判過程中的沉默不語﹐這一切都永遠的成了一個謎。
      張春橋想讓上海的“四人幫”骨幹分子﹐為他做離婚的工作。有一次﹐上海的親信肖木來北京看望張春橋。臨分別時﹐張春橋讓肖木回到上海後﹐去找上海市委負責人馬天水﹐為他辦好離婚的事情。他對肖木說﹕“還有一件事情﹐想請你去找一下馬（天水）老和（徐）景賢同志，請他們抽空出面找文靜談一談，盡快地將我們離婚的事情辦了。”張春橋強調說：“你告訴馬老他們，我沒有別的什麼要求，財產、孩子全歸她，只要能離婚就行。必須要離，而且越快越好。”
      張春橋最後還說：“我提出離婚，可是文靜和孩子們不理解，我這樣做，完全是為他們好啊。”
      當天晚上，一向言語不多的張春橋很健談，一再催促上海市委去做文靜的工作。
      直到1973年，經中共中央批准，張春橋才與文靜正式離婚，但沒有對外界公開。文：徐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