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末至本周初，世界上八十多個國家，都發生了各自版本的“佔領華爾街”抗議活動。加拿大的大中城市，從西海岸的溫哥華，中部大草原省份的卡加里、愛民頓、溫尼伯、薩斯卡通，到東部的多倫多、滿地可、渥太華，安省的溫莎、倫敦、京斯頓，直到東海岸的哈利法克斯、菲德里克頓、聖約翰斯，也都發生了“佔領加拿大”、“佔領多倫多”、“佔領溫哥華”等，規模大小不一的抗議活動。
      從年齡層面看，抗議活動的參加者多為青年人，其中不乏大學生、低收入人士、殘障人士、失業者、無家可歸者等，來自社會弱勢群體的人。與“佔領華爾街”參加者老中青俱全的年齡層面比較，加拿大抗議活動涉及的社會層面，得到的社會支持度，好像不及美國廣泛。也許出於這個原因，加拿大傳媒對抗議活動，並沒有太多的報導。
      “佔領加拿大”抗議行動參加者的訴求五花八門，其中包括反對社會不公、大企業貪婪、貧富懸殊；要求振興經濟、創造就業、提高環保標準；反對將醫療保健私有化、反對一些地區性的發展計劃等等。抗議者抨擊政府偏袒工商界，照顧佔人口1%的富有者，漠視99%的平民百姓。在反對社會不公，抗議貧富懸殊這一點上，“佔領加拿大”和“佔領華爾街”有共同之處。
      加拿大和所有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一樣，當然也存在貧富懸殊問題。據“加拿大另類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報告披露，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發生後，加拿大收入最高的100名私人企業行政總裁，依然坐享高薪、高福利。他們平均不到三天的收入，就相當於普通打工階層一年的薪水。2009年，他們的平均年收入為664萬元，是當年加拿大人平均年收入4.3萬元的155倍。而當時我國職場的最低年工資，還不到兩萬元。
      貧富懸殊不論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是長期存在，而又似乎永遠無解的難題。只要人類社會的財富一天達不到“各取所需，按需分配”水準，就一天存在財富分配的差異，體現在社會上就是貧富的差異。而全世界由共產黨執政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近百年的失敗實踐，業已證明“各取所需，按需分配”只是馬克思主義烏托邦的一廂情願，永遠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鏡花水月。
      所以，人類社會的貧富懸殊，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將繼續存在。這是一個令人痛苦，卻不得不承認的事實。問題是如何把差距控制在合理的、可以接受的範圍，使其不致成為分化、瓦解社會的破壞性因素。加拿大是奉行社會民主主義的國家，長期以來建立了良好的教育、醫療、安老等社會保障，通過全民醫療制度、兒童稅收福利、就業保險金、收入稅優惠等措施，縮小收入不同導致的生存質素差距，緩解貧富矛盾。所以加拿大社會始終保持和諧、平靜，社會各階層之間沒有過不去的怨憤，更不用說什麼“階級仇恨”了。
      人人享有體面、尊嚴的生活，是加拿大價值觀的核心內容之一。各城市的“佔領”抗議活動，再次提醒朝野政黨和加拿大人，在財富分配上，要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既要鼓勵有能力的人勤勞致富，又要妥善保障弱勢群體過上有尊嚴的生活。還要通過公平的稅制，把貧富懸殊控制在合理的水準。“佔領”活動如果達到這樣的效果，那些冒秋風冷雨走上街頭的年青人也就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