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6月，中共紅五軍軍委書記鄧萍擔任紅三軍團參謀長兼紅五軍軍長，他參加過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戰鬥，是紅軍著名將領。1934年10月，鄧萍參加了中共的長征。
      1935年2月27日，在紅軍攻打遵義城的戰鬥中，他親臨前線偵察敵情，不幸被國軍的子彈射中，當場戰歿，年僅27歲。對於他的死因，過去有多種傳聞，主要存在以下四種說法：
      一、被國軍的冷槍擊中。遵義會議史實研究專家費侃如考證說：“在攻城戰鬥中，三軍團參謀長鄧萍和十一團政委張愛萍、參謀長藍國清一起，於遵義老城外湘江河東岸匯川壩察看攻城路線，鄧萍不幸被拱安關上守敵用冷槍擊中頭部犧牲。”在至今為止國內出版的學術專著和文章中，持“被敵人的冷槍打死”這種觀點的佔大多數。
      二、被國軍狙擊手擊中。在全國知名的軍史研究專家、國防大學教授徐焰少將，國防大學圖書館採訪室主任馬祥林合著的《重解長征之謎》中寫道：“鄧萍親自領紅十一團政委張愛萍等幾個營以上官員，冒敵人槍彈迫近到城下小河邊，隱蔽在一個小土堆後面的草叢中，舉起望遠鏡觀察地形和敵人守城部署，安排夜間即將發起的戰鬥。
      此處距城牆並不太遠，也許是望遠鏡鏡片在夕陽中的反光引起了敵人的警覺，也許是往來的傳令兵被敵人發現，隱蔽在北門外拱安關城牆上的敵兵暗暗將槍口瞄向了草叢中的鄧萍……子彈不偏不倚，正好射中他的頭部……”
      在這段文字中，鄧萍在觀察敵情時所用的“望遠鏡鏡片在夕陽中的反光”，導致“敵兵暗暗將槍口瞄向了草叢中的鄧萍”並“正好射中他的頭部”。
      三、被國軍亂放的排槍擊中。據張愛萍在1936年（距鄧萍戰歿時僅一年）所寫的文章中回憶：
    （在鄧萍與張愛萍等人正在潛伏偵察時）三營一個小通訊員跑來向張愛萍報告﹕“報告政委﹐營長說﹕'是兩堵城牆﹐我們三營爬進去了一連多人﹐又出來了。'”“你是誰﹖”鄧萍首先這樣的問。“嗨﹐我是三營通訊員。”“告訴你們營長﹐隊伍不要撤回來﹐把這信帶去就行了。”藍國清補充說﹕“準備今晚上爬城啊。”通訊員藏好了信﹐飛跑去了。城牆垛子裏的敵人看見這個通訊員暴露地飛跑﹐“砰﹗砰﹗砰﹗”地不住地亂放他那“九響棒棒”。鄧﹑張﹑藍他們三個還是匍匐在那土墩上﹐繼續進行他們的工作。“咦﹗”他們三個不約而同地喊了出來﹐“槍打到這裏來了﹗”鄧萍同志忽然倒下去了。
      這段文字中表明﹐是三營小通訊員的飛身跑回﹐把鄧萍他們三人的位置給暴露了。當時鄧萍他們匍匐的那土墩﹐距護城河對岸僅50米遠。國軍朝小通訊員開槍掃射的同時﹐也向他們掃了過來﹐並直接導致了鄧萍的中彈。
      四﹑鄧萍腳上所穿的膠鞋暴露了身份﹐被敵狙擊手擊中。遵義戰役時擔任三軍團第十一團一營一連一排排長﹑鄧萍死亡時正隱蔽埋伏在湘江河右岸的王道金回憶說﹕敵人用望遠鏡﹐發現鄧萍穿的是膠鞋﹐知道穿膠鞋的一定是當官的﹐於是專門挑選了狙擊手擊中了他。
      王道金說﹐紅軍長征中﹐一般營以下的幹部戰士都是穿草鞋。營以上幹部一般都穿布鞋﹑膠鞋。國軍發現一個穿膠鞋的紅軍﹐猜測是一個比較大的官員﹐槍才打得很準。
      在以上四種說法中﹐第一種說法太籠統﹐敵人為何要打冷槍﹐冷槍為何又正好打中了鄧萍﹖交代得不具體。第二種說法也值得商榷﹐在當時“天無三日晴”的黔北二月﹐有沒有太陽值得存疑。第四種說法雖是當事人王道金的回憶﹐但這也只是一種推測。而第三種說法是現場目擊者張愛萍的回憶﹐相對而言是較為可信﹑較有說服力的。文﹕丁振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