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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修特務村”多是混血家族
( 2011-09-30 )



在黑龍江居住不少中俄混血家庭。圖為中俄邊境的黑龍江漁民捕魚歸來。

凌晨三點多,黑龍江省遜克縣車陸鄉宏疆村,朝霞的光輝已然可見。78歲的老漢徐維義已經出門,去江邊收他昨日布下的漁網。即使是夏季,這裏的早晚溫度也只有五六度,徐維義仍穿冬季裏的一身舊棉襖,拄一根老樹棍做的手杖,因為文革遺留下來的嚴重的腰疼病,他的行動有些笨拙遲緩。

      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徐維義長了一張典型的俄羅斯人臉孔,藍眼睛,高鼻子,絡腮鬍,但他其實是俄羅斯母親與闖關東的山東人所生的混血兒。徐維義捕魚的這條黑龍江,是中俄兩國的分界線。江的對岸,便是俄羅斯。徐維義說,他母親的老家就在上游一百里的河對岸。
      俄國十月革命之後,由於蘇維埃紅色政權的建立引發難民潮,以及隨後的大清洗運動等各種原因,數以萬計的俄羅斯人先後遷入中國黑龍江境內。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後來陸續移居他地或回歸俄羅斯,真正落地生根的,多是與中國人組建起家庭的俄羅斯婦女。據俄羅斯人主要聚居地之一的遜克縣的縣誌記載,中共建政初期,全縣有無國籍外僑(他們多被蘇聯政府取消了國籍)205人,女性189人,佔僑民總數的92.2%。


      沒有國籍反受益
      “蘇聯老太太”——徐維義的兒子們常常這麼稱呼他們的奶奶葛金麗娜。奶奶家族姓亞力山大,是俄羅斯貴族後裔。孩子們小的時候,家裏常常能收到從河對岸郵過來的瓜子、糖和被面,這令他們如過節般歡喜。
      葛金麗娜來中國時,還帶來一個兒子,後來取名叫徐維剛,村裏人稱“傻大爺”,是如今村裏僅存的、有純正俄羅斯血統的人。蘇聯大清洗運動開始後,葛金麗娜帶一歲多的徐維剛,流落到中國。當時,正趕上大批山東人闖關東,很快,葛金麗娜嫁給了一個姓徐的山東人。
      文革時,因為沒有國籍,徐維剛反而因禍得福。文革時期,黑龍江車陸公社出了一起“蘇修特務集團”大案。宏疆村挖出的特務之多,使這個村子成了遠近聞名的“蘇修特務村”。徐氏家族被打成“蘇修特務”的有7人:徐維剛、大哥徐維義、二哥徐維新、小弟徐維祥、大姐夫張運山、二姐徐桂賢和二姐夫王海豐。只有徐維剛沒怎麼吃苦頭。徐維義的大兒子徐福勝回憶:“只是拿繩子將他綁在樹上,沒怎麼打他。”徐維義則被關進了牛馬棚達5個月。


      被逼無奈自編罪行
      造反派們逼徐維義交代蘇修特務的罪行。他絞盡腦汁也想不出,情急之下,為自己羅織了一條罪名——“上山搞資本主義”。一次批鬥時,造反派讓他彎下腰,雙手向上做“噴氣式”,長達7天7夜。“到第8天時,我眼珠都要瞪出來了,眼看就要行兇。我要是拿起小板凳一掄,打趴下三個兩個還不容易?造反派一看我都急了眼了,害怕了才讓我歇下來。”說這話時,徐維義坐在窗邊,臉背光,看不清表情。他如今已是村裏最年長的一輩,頗得村裏人尊敬。
      其時,整個宏疆村30來戶人家,只有4戶屬於純正的中國人,其他都是中俄混血家族。最大的四個混血家族,即徐維義家、張運山家、徐英傑家和袁吉先家——這四個家族都沒能逃過這一劫。1979年4月,縣裏來了平反工作小組,落實政策。一份平反材料顯示,文革期間,百多人的上道幹第二生產隊(包括宏疆村和上道幹村),有32人被打成蘇修特務,有12名社員被監督勞動。只要家裏有一人被打成蘇修特務,整個家庭就都被認為是蘇修特務家庭,因此,村裏約70%的人戴蘇修特務的帽子。

      村民“被特務” 編稱電台像爐子
      1950年代末,中蘇交惡,在那個信息閉塞的年代,徐福勝等村民們對兩國間的衝突一無所知,他們的日子過得乏善可陳——夏秋兩季,播種收穫;漫長的冬季裏,最大的樂趣就是喝酒。
      “大概到了1960年代初吧,就那麼一下子,俺們就全成特務了。”宏疆村村民徐月娥記得,當時村裏所有的混血人都挨了整,被造反派逼承認是蘇修特務,不聽話的人就被帶到大街上遊行。“他們問我們電台在哪,我們哪知道啊?就只能編,說電台長得跟燒火的爐子一樣。造反派又問,是怎麼跟那頭聯繫的?我們就繼續編,說那頭一劃火柴,我們就看見了。你說隔條江,誰能看得到啊?”
      那一年,徐福勝13歲。沒讀過太多書的徐福勝到現在都不知道具體什麼叫蘇修特務,但他知道家裏的大人成了特務,自己也跟成了“特務崽子”,別人拿自己根本就不當玩意。他不願意回憶那段日子。

      偶爾喝高了 炫耀貴族血統
      幾十年後,當年13歲的徐福勝已經過了知天命的年紀,有了兩個兒子。大兒子娶了個中國媳婦,小兒子還沒找對象。“有我這個爹活一天,他就甭尋思找什麼外國女人、混血女人,門兒都沒有。”
      和宏疆村大多數混血人家一樣,徐福勝兄弟幾個一心想要斷了自家俄羅斯民族的血統。他們的腦子裏就一個信念:娶中國人,花多少錢也得娶。徐福勝堅信,只要一代一代地找純種的中國人結婚生子,血統和容貌一定會變過來。不過,偶爾喝高了的時候,徐福勝也忍不住炫耀自己的貴族血統,“我們家是個大家族,純正的俄羅斯族,你看我們這長相,黃頭髮、藍眼睛。屯子裏有的混血是茨岡族,黑頭髮、黑眼珠,相當於俄羅斯的吉普賽人,是受歧視的。”

      有純正俄羅斯血統
      在黑龍江省黑河市遜克縣邊境一帶的幾個屯子裏,87歲的徐維剛是僅存的有純正俄羅斯血統的人。但在中國生活80多年後,俄語對他而言顯得陌生而遙遠,大部分時間,他安靜地叼旱煙,偶爾開口,一口濃重東北的大茬子味。
      現在,時間在徐維剛這裏成了可有可無的東西,大多數時間,他都在床上昏睡,有人專門來看他時,侄子們會把他從床上拖起來,幫他換件像樣的衣服,戴上頂髒兮兮的軍帽。每到這時,徐維剛會挺直腰板,露出嬰兒般驚喜的笑,湛藍色的眼睛泛異常的光。
      “千萬別問他是中國人還是蘇聯人。”大侄子徐福勝警告,“誰問跟誰急。”“那啥,還認識我嗎?我叫安德列。”徐維剛咧嘴一笑,露出幾顆被煙薰黃的牙。在一張2010年7月的戶籍證明上,徐維剛的蘇聯名被譯成特維申果,其國籍則被定為無國籍。這是目前唯一能證明徐維剛身份的東西。“俄羅斯不承認他,中國也不承認他。”有村民咂吧嘴,“虧了是個傻人,啥都不在乎。”——侄子們背後習慣管徐維剛叫“傻大爺”。
      徐維剛生於1924年。此前的幾年,是蘇聯歷史上最為動盪的幾年: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黨人取得了政權;1924年,蘇聯的締造者列寧去世後,斯大林掌權。很快,一場大清洗開始了。有公開的學術資料稱,俄僑“第一浪潮”出現在20世紀20至30年代,隨十月革命的勝利和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大批知識分子被迫逃亡西方和中國。
      “我奶奶一家,是被列寧老爺子趕走的。”徐維剛的二侄子徐福海很小的時候就聽說,奶奶葛金麗娜出生在一個貴族家庭,全家都是軍人。戰爭中,葛金麗娜的丈夫戰死了。大清洗開始後,有貴族身份的葛金麗娜把一歲多的徐維剛兜在裙子裏,小心翼翼地從冰封的江面上走過,流落到毗臨的中國。
      彼時,正趕上大批山東人闖關東至東三省。很快,葛金麗娜找了個姓徐的山東人,在江邊的一個小屯子裏安了家。“那個山東人,就是我們的爺爺。”徐福勝說。儘管已經是俄羅斯移民的第三代,徐福勝還是長了張酷似俄羅斯人的臉——藍灰色的眼睛、絡腮鬍子,碩大的鼻孔裏甚至能塞進一個一元錢的硬幣。

      為改容貌 找漢人結婚
      根據俄羅斯著名漢學家、歷史學博士梅利霍夫給出的數字,在中國,俄僑人數最多時達40萬人。1920年代,有10萬人返回蘇聯,另有10萬人離開中國去往美國。而今,徐維剛所在的遜克縣宏疆村,全村165戶,混血的佔75戶,264個人。
      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74歲的徐英傑,同徐維義一樣,是村裏所剩無幾的第一代中俄混血兒。他記得,妻子張鳳雲被抓時,小女兒才剛剛滿月,大女兒徐月娥每天抱妹妹去牛馬棚,讓母親餵奶,再抱回來。徐月娥印象深刻的是,牛馬棚裏關了許多人,用木板隔開,像牲口一樣,互相不許講話。
      文革的風暴過後,村子變得沉默且自卑,村裏人對自己的外貌變得敏感。他們尤其憎惡別人叫他們“二毛子”,在他們看來,這是對他們的最大侮辱,比罵他們的爹娘還嚴重。第二代中俄混血兒徐月娥是現任村婦女主任,也是縣人大代表。1990年代她去北京開會時,有人問她是哪裏人,她不知道怎麼回答,“因為你既不是俄羅斯人,看上去也不像是中國人。”
      他們迫切地想要改變自己的容貌,成為真正的中國人。唯一的辦法,是找漢人結婚,逐漸稀釋自己的俄羅斯血統。“咱們這種血統的人,盡挨鬥,再找這種血統的人,要是再來一個文化大革命怎麼辦?”在飯桌上,老人苦口婆心教育下一代。張玉福就娶了上海女知青為妻,他的兒子後來考上了復旦大學,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是村裏最有出息的孩子。
      如今,村裏已經出現了第四代混血兒,大多數人的容貌已基本與漢人無異。雖然仍有俄羅斯血統的特征留存下來,但這不但不妨礙他們被認為是純粹的漢人,反倒是錦上添花了。

      山東男人闖關東 娶蘇聯女人
      更多的蘇聯人在1930年代初來到中國。早在沙俄統治時期,遜克縣兵團村王金財的父親就在對岸做生意。幾年後,他跟一個蘇聯女人結了婚,住在離中俄邊境90公里的地方。
      “大概到1930年的時候,蘇聯那邊的空氣呼吸不那麼自由了,各方面限制都比較多。”王金財說,那是斯大林時期,也是1934年蘇聯肅反運動前期。公開的資料稱,這一次的肅反運動中,濫捕無辜的行動大都在深夜進行,人人自危,風聲鶴唳,生怕夜間有人敲自己家門。許多住在高樓上的人為免遭被捕後的嚴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員敲門時,便縱身跳下,以死相抗。為了保命,王金財的父親趕馬扒犁,拉妻子和大兒子跑回中國。
      山東平度人苗平章在蘇聯做買賣時,娶了當地一個叫沃麗嘎的姑娘,並生了四個兒子。苗平章的兒子苗中林說,他的家當時就住在江邊的屯子,“中國人都喜歡在江邊住,情況不妙就趕緊往回跑。蘇聯成立後,開始搞土地革命,搞入社,所有財產都得歸公。大家一看吃虧啊,就拖家帶口跑回來了。”到中國後,苗中林一家落戶在了遜克縣邊疆村。“當時情況基本都是闖關東過來的山東男人娶了蘇聯女人。”苗中林自己造了個詞,“撿洋落”。
      苗中林記憶中的邊疆村曾經是一個被笑聲和歌聲包圍的地方。“以前屯子裏有21個蘇聯老太太,中國話都說不利索。每個禮拜,老太太們就聚在一起唱歌跳舞。”苗中林說,到後來,屯子裏的中國人嫌煩,就搬到了絆子場一帶,這才有了現在的遜克縣城。
      再多的歡聲笑語也無法消除那些有關家和血統的記憶。宏疆村的村民回憶說,當年,村裏的蘇聯老人想家了,就蹲在地裏哭。

      “有辦法的人”跳井身亡
      在宏疆村裏的一個小賣部裏,徐維義的大姐、張運山的妻子徐桂芝躺在炕上聽人聊天。她瘦小的、蒼老的身體蜷縮在那裏,臉上木無表情,嘴角耷拉,見有陌生人進來,立刻露出冷漠拒人的神情。如果聽到提及文革,她就會從炕上起身,一言不發地離開。
      “她本來話就不多,我公公文革中跳井死後,她的話就更少了。來了就往這兒一躺,不說話。”小賣部的掌櫃、徐桂芝的大兒媳說。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徐桂芝的丈夫叫張運山,是文革後縣裏唯一一個專門為之開了平反會的人。
      在徐桂芝的二兒子張玉福的眼裏,父親張運山能幹、有見識、人緣好,“每天家裏總有南來北往的客人,母親炒菜,父親和他們喝酒。”年輕的張運山是村裏的民兵隊長。當時村與村、村與縣之間沒有公路,為人熱心、喜歡結交朋友的張運山自告奮勇承擔起給供銷社跑運輸的任務。他是個很有辦法的人,妻子生病時,他能把遜克縣唯一一台北京吉普車借來,帶妻子去醫院看病。
      運動的風暴到來的時候,張運山第一個被捲了進來,罪名是“蘇修特務集團大頭目”。據1979年縣裏給張運山平反的材料,他於1945至1947年給蘇軍當過情報員;村裏老人們說,抗日戰爭時期,他曾將一份日偽名單的情報送給了蘇聯紅軍。
      “我父親被關在供銷社大院附近的一棟房子裏,我每天給他送飯,但見不到他。我就整天騎自行車在那兒一圈一圈地轉,只想看看他。”張玉福回憶說。張運山的妹妹,76歲的張淑娟,一提起文革,這個和善的老太太就會不自覺地提高調門:“拿鞋底子、皮鞭、皮帶抽他,完了讓他爬回牛馬棚。”有一天,趁大家都去田裏幹活,只有一個年輕女造反派看,張運山跳井身亡。那是1968年8月,張玉福12歲。他一直認為父親個性剛強,之所以選擇以這種方式結束生命,是因為實在受不了了。後來,工作組專門為張運山召開了平反大會和追悼會,當全村人的面,宣布:“張運山充當蘇修情報員的這段歷史早已清楚,不應作為政治歷史問題。”



現在俄羅斯人可以通過正規途徑進入中國境內。圖為兩名俄羅斯婦女在黑龍江一個商場購物。

宏疆村兩個混血家族的第一代中俄混血兒徐維義(左)和徐英傑。

與過去不同,如今外籍血統可謂是錦上添花。圖為廣州一名混血男孩在表演雙節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