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這是恆古不變的道理。暴風雨來時合抱之木照樣攔腰折斷，但是我們何曾見過柔弱的小草漫天飛的情景，中國千年以來承襲的中庸之道其實不無道理。美國一向以低稅收吸引全球的有識之士，大家前赴后繼的赴美追尋自己的美國夢。可惜，金融海嘯后普通美國人擁有大屋靚車的美國夢已經灰飛煙滅，經過政府的几年量化寬松政策后，沖擊波已經從中下層的美國人延伸到高層的富人。
      就像當年的炮打司令部大字報一樣，股神巴菲特今年在《紐約時報》上貼了一份向富人開炮的大字報，當然他的意思是向我開炮，但是卻波及了美國45萬年收入百萬元以上的所有富人。巴菲特在其大字報中稱，雖然自己每年交稅近640萬美元，但是這只占其總收入的17.4%，而他雇佣的員工交稅比例都在33%到41%之間，因此，他認為自己交的稅太少了。以此類推，他認為美國對於富人們太過溺愛，值此國家處於困境之際，政府應該眼於公平，對富人開征特別稅，使得美國各個階層共同做出犧牲。
      對於巴菲特這種向我開炮的大無畏精神，奧巴馬當然是非常歡迎，於是向國會提出了對美國富人開征特別稅的提案，巴菲特稅就此出爐。這看起來是一個非常好的提議，試想如果富人可以與中下層人民共同承擔經濟衰退帶來的后果，無疑給美國走出經濟低谷帶來新的希望。奧巴馬希望在未來十年內削減赤字三萬億美元，他多次在不同場合強調，不會同意任何將所有重擔加在普通百姓身上的減赤計划，因此他目前的減赤計划中有近一半來自加稅，特別是對富人加稅，如果可以成型，美國雙赤字局面的緩解將帶動全球經濟恢復增長。
      但是，凡是有點生活常識的人，特別是有些野外經曆的人們都知道，森林里看上去很美的東西大都有毒，而朴實無華甚至有些不能讓人接受的植物卻可以讓人充飢，給人機會走出沼澤。奧巴馬的計划雖然看上去很美，卻是有很多問題的，最重要的是增加全社會的成本，并且引發黨爭。
      俄國革命家列寧有許多警世語錄，他曾講：忘記過去就意味背叛。這無非是讓我們以史為鑒。其實，列寧還曾講過另一句鮮為人知的話，他在其1906年出版的《修改工人政黨的土地綱領》中說，中國的王安石是十一世紀的改革家。恐怕中國史上卻不這樣認為，王安石變法到底有多少積極意義從來都是學術界爭論的焦點，甚至有些極端觀點認為正是王安石變法導致北宋的最終滅亡，因此王安石雖然在唐宋八大家文學中占有泰斗地位，其政治角色多以奸臣評估。
      現在美國的情況，除了軍事地位以外，經濟情況與當初中國北宋時期非常相似，即有所謂的三冗：冗官，冗兵，冗費。美國現在的政府開支龐大，貿易和財政的雙赤字都是三冗問題的體現，已經到必須精兵減政的時刻，但是美國政界卻完全從財政政策的角度，特別是寄希望於貨幣政策來解決問題，應該說從政策取向上看，離解決問題漸行漸遠。
      現在，美國政府又試圖釆用了當年王安石變法中最失敗的政策，試圖拿走富人的奶酪。王安石曾講，其變法的宗旨是民不加賦而國用足。試想，民不加賦，就只有給富人加稅了。王安石變法中的方田均稅法，即按照土地的貧瘠評估來制定上繳稅數。由於多數優良土地都被有權有勢的富人占據，這顯然是旨在給富人和地主階級加稅，因為窮人的土地多為貧瘠田地，交稅自然就少。因此，遭到富人的瘋狂反撲，尖銳了社會矛盾，并且增加了所有人的社會成本，終於以失敗告終。
      現在的巴菲特稅項，與王安石的方田均稅法如出一轍，無非想讓富人多交稅來彌補國家的財政赤字。正像以農業立國的北宋時代，方田均稅法行不通一樣，現在以金融立國的美國，巴菲特稅也會舉步維艱，弊大於利。美國對富人征稅，即是對金融公司和實體經濟征稅。因為大多數富人都是金融機搆和實體公司的股東，這些機搆從本質上講是pass through entity，所有政府增加的費用都被公司以各種形式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當銀行的股東要多交稅時，就會要求銀行增加盈利，銀行就會增加借貸成本，而這是與政府的零利息政策相悖的，借貸成本的增加會給經濟恢復造成障礙，沒有活力的經濟難以創造出新的就業機會。總之，以美國富人目前占據的經濟中樞地位，和其具有的合法傷害權，政府任何的懲戒其實都是變相的懲罰普通百姓。奧巴馬大概沒有看過王安石變法的曆史典故，才會高姿態的提出巴菲特稅項，這不僅不會減輕百姓負擔，還會引起與共和黨更加激烈的黨爭。
      注：本文屬撰稿者的觀點，並不代表本報立場，也不構成投資建議。
      楊凡
      加拿大證券學院院士/特許金融規划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