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的金錢功能觀——“存款多幾個零還不能算你有多少錢，花出去多少錢才算是你有多少錢。”

      至次年1月13日頑固傲慢的英國人終於俯首簽訂“上海英美煙廠工會與英美煙廠勞資互助條件”，全部答應工人要求，其實真正獲得巨大利益是國家財政和華商煙廠。事後有弟兄們說：杜先生出錢並不得利啊！杜月笙哈哈大笑，搖頭不置與否。
      1928年9月16日夜，五個法國水兵酗酒尋釁，在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中路）薩坡賽路口，持刀刺死電車司機吳同根，新聞怒起，工會為先。法國駐滬總領事范爾迪一聲不吭。主權缺失，政府無能，群情激憤，進入僵局。杜月笙派人深入調查，搜集證人證言，形成文字，登門造訪。“中國人的忍耐有限度的，這幾天的報紙我叫人翻譯給你聽聽。五卅血案以來，中國人反過英、反過日，還算沒有反過法，你正在激怒中國人啊！”“租界以內犯罪有法律，肇事人已經拘禁，他人不得過問。”杜月笙馬上出示逍遙法外的水兵行蹤證據，範爾迪苦笑：“杜先生真的要管這件事？”“非管不可。”“你看怎麼辦？”“五點要求。”“不行不行，你們政府交涉也沒有那麼多條件啊。”“對，你必須照辦，否則我與你都沒有好日子過！”
      法國人埋怨經濟賠償太過分，只能付出二千大洋，杜月笙一笑：“那末我杜某人代你法國人滿足要求，另外一千五百大洋我即刻付出，吳同根一家人十年生活費，由我每月支付三十元。”范爾迪功利至上：“謝謝。”第二天所有華文報紙，有法國道歉聲明。有吳遺孀鳴謝，對杜月笙的這一手有人喝彩道：撕破了法國半個臉。

      大手筆掏腰包 一石擊三鳥
      其實，杜月笙作為法租界首席華董，與總領事范爾迪別有交情，按照西方人利益原則，別人出錢解決他人麻煩，屬於朋友慷慨。杜月笙不折不扣完成工會條件，長了中國人的威風，同時自告奮勇把自己推上了平民階級的首領地位。一石何止三鳥？
      自此，杜月笙成為了上海灘任何疑難糾紛的“一貼藥”，有工潮與官方相持不下的、有工運內部擺不平的人事矛盾的、有勞資工傷死亡遣返的、有不能進入法律訴訟程式的、有證交所暴漲暴跌不能開盤的、有銀行謠傳虧損被擠兌的、有家庭財產遺囑分配公證的、有行業破產兼併需要保全的、有軍政要人臨滬擔心安全的、有到外省玩樂被綁架的、有航道貨物被打劫的……只要請出杜先生，沒有搞不定的事，從來是“閒話一句”，當然杜先生沒少甘願“簽單”貼上一點。“存款多幾個零還不能算你有多少錢，花出去多少錢才算是你有多少錢。”這是杜月笙的金錢功能觀。
      上海灘所謂國中半壁江山，人才薈萃，文武擅場，因為大市場總有識貨的，租界又是藏身落腳的好去處，中共“一大二大”會址就是在租界內，許多革命家文藝家武術家也不約而同地喜歡到中外一爐、黑白兩道的上海經受洗禮，因為這裏可以利用和表現的機會太多太多。在上海想做大的很多，不怕死的僅有。被稱為“民國第一殺手”的王亞樵，是“斧頭幫”幫主，主要成員來自于安徽，1930年7月24日，上海招商局總辦趙鐵橋因告密于蔣介石被王亞樵派槍手刺殺，然後托交通部王伯群出面推薦，使李國傑重掌招商局的大權。李國傑給錢不夠竟一女二嫁，將漂泊在黃浦江上的“江安”輪許諾給了王亞樵，其實他早先交割給了張嘯林，張嘯林為了和杜月笙的大達輪船公司聯營，已經啟封輪船並安排人選。王亞樵派心腹幹將趙士發去碼頭大搖大擺接管“江安”號時，被船上四十余名“清幫”徒子徒孫毒打一頓。雙方交惡，不可收拾。當過宣撫使、縱隊司令、國會代表的王亞樵平時連蔣介石也不放在眼裏，哪里肯把上海癟三流氓當一回事，發誓與五百個弟兄們武力奪船。這一邊，黃金榮說：“君子阿拉不怕，毛賊阿拉不惹。”張嘯林主張：“以暗殺對暗殺，先與王亞樵言和，暫作緩兵之計，然後派人把他殺掉。”

      只身闖虎口 化干戈為玉帛
      最後還是杜月笙獨身上門問：“你預備怎樣？”王亞樵見來者為善口氣稍緩：“只是要船。”“一條船拿去就是了，出門在外不易，多個朋友多條路。”終於化斧頭為玉帛，1936年10月以刺殺為政治的王亞樵在廣西梧州被戴笠追殺而亡。
      杜月笙發跡以後絕無揎衣捋袖，出言不遜，同黨登門必使風紀嚴整，談吐文雅，江湖市儈黑道誑語並不見傳，滴酒不沾，煙癮不大而能戒，偶爾豪賭但興趣無多，在許多大亨性格特點外，更有一般強人不具備的“能吃大虧能吃悶虧”的獨家作法。
      淞滬大戰打響，戴笠親臨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杜公館，鼓動杜月笙發起號召成立了一個以民間團體為主、人數過萬的工人學生抗日武裝，後由蔣介石頒給“蘇浙行動委員會和別動隊”的番號，行動委員會設杜月笙、戴笠、劉志陸為常務委員。杜月笙作為上海市抗敵後援會籌募委員會主任委員、上海市民勸募總隊隊長，上海地區認購了救國公債7500萬元，占全部發行量的六分之一。杜月笙將杜美路（今東湖路）的私宅給財政部和戰後的軍統作辦公地點，還個人出資買了裝甲汽車送給淞滬戰場右翼軍總司令張發奎，得知駐守在四行倉庫的謝晉元團糧絕時，隔天即送去了食餅二十萬隻。
      1937年10月，杜月笙應八路軍駐滬代表潘漢年的要求，向晉北前線的八路軍將士捐贈荷蘭進口的防毒面具一千套，對抗日統一戰線表示大力支持。杜月笙日日見於報刊電臺大聲疾呼捐款抗日，直至1937年11月12日上海淪陷。 
      早在“八一三”淞滬會戰前夕，日本海軍軍令部長永野修身由翻譯官和日本駐滬總領事陪同，登門拜訪杜月笙：“以杜先生的聲望和才能，應該放開手來做大買賣。”並提出執行方案：“日方準備投資三千萬元，和杜先生開一家‘中日建設公司’，我們所以這麼做的目的，就是要把宋子文所辦企業的生意搶過來。”“我是中國老百姓，無錢無勢，去跟外國的政府機關合資開辦公司，恐怕有點不合體制吧。”永野修身耐心誠懇之極，又提出其他種種方案，杜月笙無奈亮出底線：“極感盛意，惟礙於國家民族主義，未敢從命。”隨後，日本關東軍重要角色板西利八郎，一連拜訪杜月笙居所好幾次，利用他在日本軍部的崇高地位和顯赫聲勢，對杜月笙許諾：一旦皇軍完成佔領上海，將給予許多重大的政治、經濟利益。杜月笙起先虛與委蛇，避免正面答復，漸漸的太極拳越打越不邊際，板西一怒而去。日方情報顯示：杜月笙經濟拮拘，債臺高築，1937年8月間，他欠各銀行和私人的款項高達三百多萬元。據此判斷：杜月笙不會離開他的根據地上海，因為捨不得放棄他在這裏擁有的龐大事業。“以華滅華，以華制華”的日本策略決定了對杜月笙的控制利用不言放棄。

      拒與日本人合作 走為上
      利誘失敗，威逼開始。日本特務的祖師土肥原賢二開門見山：“杜先生你已失去離開上海的可能，你應該徹底而充分地和皇軍合作，你如果拒絕，我們要列舉你對皇軍的敵意行為，並加以懲罰。”土肥原敢於在法租界旁若無人，並不介意杜月笙的勢力，顯然是做了準備的。這回是地頭蛇不敵強龍，“走為上”的杜月笙搬進了原先為徐懋棠的邁爾西愛路（今茂名南路）蒲石路口（今長樂路）華懋公寓十八層樓（今老錦江飯店）。東洋人不罷不休即將成立“上海市民協會”，內定杜月笙擔任會長，委員有王曉籟、陸伯鴻、榮宗敬、姚慕蓮、顧馨一、尤菊蓀等等。地下活動也在進行，直到11月25日杜月笙孤身悄然上了法國阿拉密司號郵船，一眼望見宋子文、錢新之、胡筆江、徐新六、俞鴻鈞等人，大家會心相視一笑。
      第二天早晨，船過吳淞口，日艦列隊，不知轉往南下的，有一個中國大佬。　
      杜月笙隨後到的家眷住進了香港九龍柯土甸道杜公館，但是對上海的遙控指揮一刻也沒有停止。國民黨元老許世英也暫住來了，廂房兩壁有他臨摹了八大幅聖教序墨蹟；名士楊千里也被接來，客廳中間又掛上了他集杜甫的對聯手書：三顧頻煩天下計，一生好做名山遊。這時，杜月笙擔任的兩項職務 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和賑濟委員會常務委員，杜公館家居兼作辦公機關。在這一段時期，杜月笙應戴笠請求，讓線人到國內接出日方目標人物有：段祺瑞的司法總長章土釗、交通總長曾毓雋、財政總長賀德霖、外交總長顏惠慶、陸軍總長吳光新、臨時參政院副議長湯漪，這許多顯赫一時的北洋皖系台柱，抵港之初大多住在杜月笙的家裏。
      杜月笙在上海淪陷時期的代理人，外有徐采丞，內有萬墨林，另有得到許可專營鴉片的羅洪義負責提供杜月笙在香港和重慶兩地龐大的經濟開銷。偽政府在日本兵嚴密保護之下的四川路橋北一帶，後來搬進了陳調元的產業千極斯斐爾路（今萬航渡路）

      作者：大 凡

杜月笙在中匯銀行辦公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