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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家一年後 逃離族再回京
( 2011-08-26 )



迫於生活成本上漲和競爭壓力,不少人選擇中小城市就業。圖為山東煙台應聘者(右)在招聘會上查看招聘信息。新華社

李涵一直寄宿在北京同學租的房子裏,平時同學去上班,她就悶在屋裏上網發簡歷,有時一天能發上百份,但現在她還沒有碰到滿意的職位。同學常勸她不要總悶在屋裏,她說,“不能老住這兒啊,我得趕緊找工作,搬出去。”李涵曾和父母說要在北京“混出個樣子來”,但一年前她逃離北京回到鄭州,而一個月前,她再次回到了北京。

      據《北京晚報》報道,一年前,李涵還是北京一家廣告公司的策劃,在北京著名的加班集散地——金寶街上班。她笑稱,那個時候自己就是個“三無產品”——沒房子,沒車子,也沒男朋友。她說,一開始沒覺得這種生活有甚麼不妥,年輕人不就應該奮鬥嘛!但是每逢節假日的時候,那種漂的感覺特別明顯,嘴裏說自己過得很好,但是經常說說就哭起來了。

      房租上漲 逃離北京
      “房子買不起,像我這種沒戶口的還要有連續的納稅證明,那就得保證一刻都不能清閒,不能隨便跳槽,一旦跳槽銜接不好,連續的納稅證明就沒有了,連車子也買不了,工作這麼累,談戀愛的工夫都沒有。”經常是掛了電話後,李涵已滿臉淚水。父母在那頭就勸她回去,她一開始嘴很硬:“不回,不回,不混出個樣子來,我就不回。” 
      促使李涵最終逃離北京的導火線是房東,“當時房東非要漲房租,一個房間就要漲500元,談判了幾次,根本壓不下價來,突然就有一種要露宿街頭的感覺。”恰好當時有個高中同學在郵件中告訴她,鄭州的一個事業單位正在招人,讓她趕緊報名。
      “離開時有一種悲涼的感覺,我記得特別清楚,在北京西站的候車室,我拉個行李箱,周圍都是說河南話的人。”李涵說,當時她心中只有一句話:“我就這樣回去了,真的就這樣回去了。”一開始,父母並不知道李涵已經辭掉了北京的工作。當李涵告訴父母自己已在鄭州一個事業單位上班時,父母才恍然大悟:“閨女回來了,鄭州也行啊,也是個省城啊。”

      工作使不上勁 重返北京
      朝九晚五,李涵的鄭州生活就這樣開始了,她也以為自己的一生就交待給鄭州這個城市了。然而接下來在單位中,李涵遇到了一些她很不能接受的事情,她說,“每個月會發一些補貼,雖然不多,但是在鄭州也算可以的了,我一個新人剛去沒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無意中卻得知和我一起進單位的另一個女孩有,同事說,因為那女孩的老爸是另一家事業單位的領導。”
      同事張大姐勸李涵這些都要看得開,畢竟在中小城市,一切都要看關係。李涵也才明白,當時她選擇逃離北京的時候,就有人說:小地方,要靠爹。這個張大姐還告訴她,每到年底的時候,大家都會排隊地到領導家送禮呢,“不送禮,有時候工作都會保不住。”
      來自河南農村的李涵明白,自己的父親不過是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莊稼人,在鄭州不能給她構建甚麼關係網,李涵說,“在北京是累,但是只要付出,就會有回報,公司的薪酬獎勵很明確,多勞就會多得,不會有這些彎彎繞。”
      從那開始,李涵就思考,自己到底回鄭州來幹什麼?“其實不止那一件事情,我大學讀的是傳播學,做廣告策劃是最自然不過的,但是做了一個辦事員,不能說低就了,就是有點使不上勁的感覺。”李涵也試圖努力過,在單位有文化活動的時候,她總想露上一手,寫出個漂亮的策劃案,“但根本行不通,領導才不管你什麼策劃案呢,就是追求那種庸俗的熱鬧。”
      夜深人靜,李涵心中的兩個人總是在打架,一方是北京,一方是鄭州。幾番回合下來,李涵還是決定離開鄭州,重返北京。她說“先回來就是勝利嘛,我戰勝了自己,我覺得自己不會再選擇逃避。”

      其實離開並不容易
      “都兩年多了,怎麼還有人問我這事?”兩年前,曹洪濤逃出北京,在浙江某縣城花了幾十萬元買下一套別墅,這事在當時影響極大,一家媒體在《逃離北上廣》的專題報道中,整整給他做了一個版的專訪,而且放在最前面。
      在曹洪濤記憶中,“逃離北上廣”這句口號,就是從這次專題報道真正喊起來的。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一年多後,曹洪濤在上海找了一份工作,那時,他的孩子剛出生,他必須繼續奮鬥,因為在上海,畢竟機會更多。
      據《北京晨報》報道,在許多“逃離北上廣”的文章中,都會提到余世存,他在雲南大理鎮邊租了農家院,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洱海,朋友們來了,都說他過的是神仙日子,然而,卻沒有一個人肯留下來。對此,他有些想不通,“原以為憑我的影響力,會有很多朋友跟來這裏,沒想到……”
      在北京,為和朋友吃頓飯,有時不得不忍受在路上堵兩個小時的痛苦,而在大理,這裏有許多的書店,生活方便舒適,通過互聯網,余世存給各媒體撰稿,能很輕鬆地養活自己。他至今搞不懂,為甚麼只有他一個人選擇了逃離。
      “離開北京?哪兒那麼容易?”這是梁樂(化名)的煩惱。梁樂開過公司,經營最好的時候,他看上一套高檔住宅,當時每平方米要1萬多元,算是最高價了,梁樂不肯貸款,算算存款,相去不多,就想再奮鬥一兩年。出乎意料的是,以後幾年一直不順利,房價一天天在漲,在北京紮下根的夢想越來越遙遠。
      2008年春節,梁樂回了一次老家,住了整整四個月,他不肯承認,這次探親其實是“探路”。“我怎麼會離開北京呢?如果回老家,孩子上學怎麼辦?沒有更好的教育,將來他們再來北京打工?”2010年,他考下了保險人員從業資格證,從老闆到跑街,40多歲的他,翻開了人生嶄新的一頁,他說:“別擔心,我會成功的。”
      “人人都說逃,但真正肯逃的,沒有多少。”吳玉征兩年來一直給在北京的外地人拍肖像,前後共拍了120多人。他說,“他們都很上進,有雄心,也愛抱怨,覺得生活對自己不公,他們希望靠自己的努力來改變這一切。”

      相攜回家鄉 工作不如意
      逃過一次的人,才更明白大城市意味什麼。從家鄉到北京,從北京回家鄉,然後再回北京。兜兜轉轉一圈之後,姬之幼和陸順梓又回到了他們開始的地方。
      據《中國周刊》報道,2006年春天,23歲的東北女孩陸順梓大學還沒畢業,就一個人跑北京來找工作了,並認識了北影畢業的山東男孩姬之幼。現在,他已經是她的老公了。
      順梓很快就找到了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公益機構做網站編輯,月薪1000多元。姬之幼比順梓早一年畢業,當時正和幾個朋友一起開影視製作工作室,主要業務是為企業拍廣告片、宣傳片。那段時間,工作室運轉得不太順利,因為工作室的同事都是和他一樣剛出校門的年輕人,他們沒甚麼社會關係,很難拉到業務。小姬顯得悶悶不樂,有時還會躲在角落裏一個人抽煙,順梓看了很心疼。為了掙錢,她跳槽去了一家日企,薪酬比以前要高,但工作量也一下提升了好幾倍,幾乎每天都要加班到很晚,有時累了、病了還要咬牙堅持。有一回,順梓實在受不了了,一個人躺在地板上嚎啕大哭:“這樣在北京,值得麼?”
      雙方父母對他們的戀情很支持,唯一的希望是,以後結婚了最好能留在濟南,這樣既方便照顧父母,也免得順梓和小姬再承受北京的漂泊之苦。順梓答應跟小姬回濟南,並且向公司遞交了辭呈。小姬這邊,也很快在濟南找到了工作。所有的親友都覺得,兩個人的生活從此就要翻開新的一頁了,可接下來,他們的工作並不如意——幹得很起勁,但越是努力,他們越是發現,自己的投入與產出不成正比,能攢的錢並不比在北京工作時多。
      小姬的一個朋友,在濟南一家公職單位做保衛工作,每天的工作就是喝喝茶、看看報紙,看上去薪酬並不高,不到五年,房子、車子全有了。順梓說,“不如我們一起考本地的公務員吧!”但小姬說,“你以為地方公務員是按分數高低錄取的麼?”“所謂的安穩與安逸都是有條件的,沒有錢和權力,待在小城市就只能是尊嚴被踐踏,靈魂受侮辱。”小姬總結說。



就業形勢嚴峻,大學生王瑩畢業後與幾名同學在揚州開起了薑糖店。這是他在進行“拉糖”操作。 新華社

雖然大城市生活壓力大,但機會也相對較多。圖為應聘者在北京的招聘會現場閱讀相關崗位信息。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