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初在法國的東方匯理銀行。左上圖為孫中山先生遺像。左下圖為法國參議員克列蒙梭。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孫中山以中國革命指導者的身份，短暫訪問了法國。在巴黎期間，孫中山向法國的政界和新聞界人士闡述了建立中華民國的基本任務及對外關係的某些原則，以期獲得法國政府的同情和支持。
張振在《近代史研究》的報告中寫到，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孫中山由英國倫敦取道法國巴黎，二十四日從馬賽程回國。他在巴黎度過了繁忙而緊張的三天。
走訪法國眾院 謀求外交承認
一到巴黎，孫中山就會晤了前法國外交部長圣畢雄（Saint Pichon）；二十三日，孫中山非正式地訪問了法國眾議院。他分別與當事的參議員克列蒙梭(G.Clemenceau)見過面，還有與議員馬塞（Alfred Masse）、于貝爾（Lucien Hubert）、博雷爾（Borel）、米約（Albert Milhaud）及梅崩（Albert Maybon）進行了交談，并向議員們提出了法國政府承認中華民國的要求。至於，那些法國議員究竟有無給予孫中山什麼承諾，張振就沒有細說了。孫中山後來回憶時講到：“在巴黎，曾往訪其朝野之士，皆极表同情於我……”，關於承認民國事宜，各議員均答以自當竭力為之並未作任何承諾。
接觸新聞媒體 闡述建國方略
孫中山在會晤法國議員的同時，還同法國的新聞界進行了接觸。一是，接受《日報》（Le Journal）記者的訪問；第二，他訪問了《歐洲信使報》（Le Courier Europeen）。孫中山向記者們介紹了中國社會的狀況，並闡述了其建國的構想：首先，由於中國的面積和歐洲一樣差不多大小，不太適合搞中央集權制，況且中國已經經歷了太長時間的封建中央集權制了，因此中華民國會參照美國，實行聯邦制；其次，孫中山表示，歡迎外國資本及工程師去中國開礦、築路；第三，中華民國將實行五權憲法；第四，中華民國會繼續履行所有清政府與外國締結的條約及借款的義務等等。《日報》和《歐洲信使報》分別於十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六日發表了對孫中山的採訪文章，并刊發了孫中山有關建國構想的聲明。
會晤財閥商談貸款未果
孫中山在巴黎期間最重要的一個安排，就是秘密會見了東方匯理銀行(Banque l'Indosuez)的經理西蒙。
孫中山與西蒙會談的主要內容是為民國建國的財政籌款問題。他在巴黎專門會見西蒙這樣一個人物，說明他對財政問題的高度重視。孫中山要求西蒙為臨時政府提供貸款。他把借款當成尚待成立的臨時政府的首要任務。由此可見：第一，成立臨時政府的問題已經迫在眉睫；第二，孫中山十分清楚自己將在臨時政府中擔負的重任；第三，他將籌款看成是自己為革命應做的一件頭等大事。
這是孫中山與西蒙會晤的核心問題。
孫中山要求商談一筆借款，用以臨時政府償還庚子賠款。他希望在貸款擔保方面，能以等價擔保的方式，也就是說例如用礦稅和一部分土地稅等等來代替關稅作為中國臨時政府借款的抵押擔保。
他請西蒙轉告法國政府，要求法國政府向盟友俄國施加一點影響，阻止俄國同日本聯手進一步損害中國的利益。同時，孫中山擔心中國臨時政府借款時會面臨一個強大的財團，就像英法德美政府支持下的四國銀行一樣的大財團，就會給借款談判造成重重困難，帶來不利。
不過，西蒙從會談一開頭就拒絕立即貸款。西蒙以設想中的民國臨時政府尚未樹立信用為借口，堅持不能改變已有的對華貸款條件。也就是說，法國銀行不會因為孫中山一個完美的建國構想就輕易答應貸款，儘管孫中山十分誠懇、非常信賴個別國家的金融資本，但是，別國的銀行在切身利益攸關的“原則”問題上，是絕對不會讓步的，不管你是不是中國革命者，還是腐朽的清政府。
結果，孫中山在籌款問題上一無所獲，只好兩手空空地回國了。這是他最後一次踏上法國國土。
訪比利時社會黨國際局
1897年8月至1905年8月這7年間孫中山曾多次赴歐洲遊歷。而1905年5月，他前往比利時，並與親自前往第二國際執行局直接與該局主席王德威爾和書記胡斯曼用英語會談，並要求社會黨國際局接納他所領導的興中會為成員黨。事件使孫中山的革命事業，與國際社會主義有了聯繫。孫中山之所以前往比利時，也是受愛國留學生邀請前往。1903年冬季，湖北當局選派賀之才、史青、魏宸組和胡秉柯等到比利時留學。他們出國時途經上海，遇到由橫濱到舊金山任《大同日報》主筆的湖北學生劉成禺，他說，孫中山當時在倫敦，於是給他們寫了會見孫中山的介紹信。抵比利時後，就把劉成禺的介紹信和邀請孫中山赴比利時的邀請信一併發出。隔數月，才得到孫中山回信：適往某處旅行，不及早答，甚願赴比一遊。他們知孫中山缺少川資，就各留法，留德的學生一起籌集8000法朗，匯到倫敦，又約了留德學生朱和中前往比利時，與孫中山會面。孫中山後來這樣記錄了他們的會晤：予於是揭櫫吾生平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號召之，而組織革命團體。於是開第一次會在比京。當時宣誓入會者有三十多人。其後，朱中和與孫中山赴柏林，組織留德學生二十多人入會。
避見態度鮮明 投機關係續交
在巴黎期間，除會晤法國各界人士外，孫中山還與一些旅法的中國人特別是革命青年、同盟會員相互來往。他特別指定了胡秉柯（Binkho Hou）作為自己的私人代表，繼續與法國方面進行接觸交往。
在巴黎的三天裏，法國政府刻意迴避與孫中山的直接接觸。在局勢還不十分明朗的情況下，也就是說法國政府對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能否成功還存有疑慮，法國政府是不會輕易作出什麼決定的。
稍後胡訪問法國外交部，會見亞洲事務處專員布瓦梭納，仍末獲圓滿答覆，即繞道俄羅斯返國。
這個對比鮮明的態度，充分反映了法國政府的投機性：既不願意放棄既得利益，和中國革命勢力發生多少瓜葛，一方面將孫中山拒之門外，另一方面，又不能坐失中國革命可能取得勝利巨大機會。
胡秉柯的活動其實就是孫中山在巴黎的活動的延長和繼續，由此可見，謀求法國政府對革命政府的承認是孫中山此行法國的重要目的之一。
胡秉柯(1882—1914)，字質齋。湖北潛江太和場人。1898年入縣學，後轉兩湖書院讀書。1903年，中俄密約泄露，群情激憤，胡常與有識之士聚會花園山，討論時局，謀救國之策。同年冬以公費赴比利時留學。
后胡轉入巴黎大學攻讀法律，獲法學博士學位。1909年父喪歸國，在家寫下“讀書以為樂，天下以為憂，吾憂無極，吾樂何求”的座右銘；和“勤而不廢，儉而不吝，忍而知恥，讓而自強，忠厚而不暗弱，明察而不苛刻”的警語。后又去法。
旅法印象派大師“孫中山畫像”價值連城
旅法知名印象派大師朱德群繪作的孫中山畫像(圖)，多年來掛在台北國民黨中央黨部主席會客室，經法國畫商鑒定，價格超過100萬美元，讓國民黨驚嘆多年來真是“有眼不識泰山”。全球多地今年慶祝辛亥革命100周年，孫中山的“身價”也持續看漲。一幅挂在國民黨中央黨部二樓主席會客室中的孫中山畫像，日前經法國畫商鑒價，高達美金100萬元，這幅孫中山畫像，出自旅法知名印象派大師朱德群之手。日前朱德群的兒子朱以峰特地從法國返台，與隨行的法國畫商。
法國畫商初步鑒價認為該畫作若在蘇富比拍賣，起拍價至少值100萬美金。畫商表示，朱德群的畫作，在收藏家眼中屬於大師級的作品，在藝文市場上有很好的收藏價值。朱德群於1955年赴法國巴黎定居後，畫風丕變，成為知名的印象派大師，這幅1954年的孫中山畫像，是朱德群赴法定居前，最後的一幅寫真畫像，不論就歷史或文化意義而言，都是身價不菲的畫作。法國畫商特別提醒，該畫作年代已久，部分顏料色彩已開始脫落掉色，需要進行必要的搶救修復。
朱以峰表示，他的父親幾乎已經不記得有此畫作，還是他的母親年前從媒體報導中得知，國民黨黨史館收藏一幅他父親親手繪畫的孫中山畫像，特別交代他一定要回台看畫。
國民黨黨史館館長邵銘煌指出，該幅畫作，是當時的黨史館館長羅家倫，邀請朱德群以孫中山在廣州元帥府批示公文的歷史照片，臨摹作畫，之後便成為黨史館的歷史收藏文物之一，但多年來沒有被特別收藏保管。他說，直到歷史博物展出朱德群畫作特展時，有意向黨史館借展，他才知道該畫作價值不菲，館方當時鑒價即高達三百多萬美元，如今經法國畫商鑒價後，身價更是翻了三倍多，名副其實成了國民黨壓箱寶的珍貴史料收藏。
改組布魯塞爾組織
但是，在法國發生的一起失竊事件，令孫中山感到需要對歐洲革命組織進行改組。事緣於在巴黎的某一天，孫中山外出歸來，忽然發現文件夾被人割開，所有黨人名單和入盟書，以及與鎮南關，河口起義有關的文件全被竊去。事關重大，孫中山立即將此事告知比利時黨人賀之才等。大家推舉胡秉柯趕到巴黎協助調查。後查知是在柏林新入會的王發科、王相楚、陳康時和在巴黎入會的湯薌銘、何國華等五人所為。竊者擔心入黨事東窗事發，於是前往孫中山居所，要求退還入黨書，剛好孫中山不在，房門未鎖上，於是把十多張宣誓書和一些文件偷走。
事件發生後，孫中山深感黨員良莠不齊，對發展革使的影響，於是對布魯塞爾的組織進行了改組。五月中旬，孫中山在布魯塞爾，親自前往第二國際執行局直接與該局主席王德威爾和書記胡斯曼用英語舉行會談，要求社會黨國際局接納他所領導的興中會為成員黨。他同時認為中國革命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一部分。
1905年5月18日，比利時工黨的機關報人民報還在一篇通訊介紹了這次會談的內容，在第二國際的黨案材料中，還記載了孫中山在會談時說的一句話：我是中國的社會民主黨人。但是，在此會晤後，孫中山與第二國際執行局沒有任何連繫了。
■1905年春夏，孫中山到歐洲，在中國留學生中宣傳革命，組織革命團體，受到湖北留歐學生的支援，宣誓加入革命組織的湖北留學生達五十多人。圖為孫中山和比利時的湖北留學生魏宸組、胡秉柯、史青、朱和中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