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為孫中山與宮崎滔天筆談的墨跡。據此遺稿可以察看當時兩人筆談時的情狀。右圖為孫中山書贈宮崎滔天“推心置腹”。
宮崎滔天故居位於東京豐島區，電車山手線池袋站和目白站之間。在目白車站前的地圖上，除了公共設施，一般民宅都不標示，但“宮崎滔天舊宅”的字跡清晰可見。由此可知滔天故居已作為歷史文物，而非普通民宅。
宮崎的孫女蕗苳女士說，滔天故居是孫中山的得力助手黃興一九一四年出資建成的，上世紀六十年代曾翻建過一次，但完整地保留舊有格局和風貌。木制院墻如今實不多見，木柵欄門旁挂“滔天會”的木牌。故居白墻黛瓦，戶門也是木制拉門，典型的和式木建房屋。
近二十平方米的和式榻榻米客廳中，正面墻上挂孫中山書贈滔天的“推心置腹”四字橫幅，對面墻上挂黃興書贈滔天夫人的“儒俠者流”四字橫幅，側面墻上掛孫中山所書“明道”兩字橫幅，都是滔天故居的寶物。蕗苳女士說，她就出生在滔天故居中，客廳格局和橫幅位置從未改變。
宮崎故居猶如中國革命博物館，諸多珍貴的革命歷史文物盡藏其中。 孫中山與滔天之間相關的文物，首數孫中山與滔天的筆談手跡，筆談手稿近五百頁，為防止洩密大部分燒毀，這裏珍藏僅留下的三十七張。筆談圍繞商討革命方略，有策劃與維新派共商合作大事的；有商討爭取日本政府或民間支持的；有分析中國各地天時、地利、人和條件，選擇起義的地點的；還有討論革命成功後，建都何處的等等。
孫中山與滔天二人筆談時，隨手寫來，既不講求結體，也未意章法。但字裏行間卻真實生動地反映了兩位革命先驅的思想發展軌跡，後人可以從中聆聽到他們的聲音。
滔天故居的珍貴文物還包括孫中山書贈滔天的書法墨跡，孫中山委任滔天作為中國同盟會在日本“辦理籌資購械接濟革命軍”全權代表的委任狀，孫中山從歐美和亞洲國家給滔天的來信，孫中山贈送滔天的手鐲，那是一九二一年滔天應邀前往南京訪問時，孫中山從南京駐地院內的葡萄架上折取葡萄藤親手製作的。
滔天生前廣交中國友人，遺留文物數量眾多，有宋慶齡、李大釗等人的信件，何香凝的繪畫，于佑任、廖仲愷、魯迅、田漢等人的書法或詩詞條幅，還有大量歷史照片。蕗苳女士坦言自己的確說不清寶物究竟有多少，也沒有時間和精力進行整理研究，她說這些文物都是日中兩國人民友好情誼的珍貴記錄，希望能找到珍視這些寶物的收藏之處。
支持日中友好
宮崎的孫女蕗苳高壽86歲，不僅健康，而且活躍。86歲的老人，每周三次教授插花，還要以“滔天會”的名義組織講演會等。
2006年11月12日，她在中國北京參加孫中山誕辰140周年紀念活動後，還去南京、上海、廣州訪問。
她說：“過去丈夫在世時，去中國是夫婦和長子三人。這次去中國，是我、長子和孫女三人。”
蕗苳女士說：“已去中山陵七八次，瞻仰孫中山先生遺容。”她還表示：“我與廖承志兄弟姐妹見過面，我們關係很好。我由衷祈願日中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孫黃合作 宮崎滔天促成
1905年7月在日本橫濱，宮崎陪孫中山去找黃興，雙方一見如故，並在風樂園餐館大吃一頓。20多天後，即同年8月20日，孫中山在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得到黃興大力支持。以孫、黃為核心的中國同盟會成立，宮崎也被吸收為會員。
有一封信可以證明宮崎孫中山兩人相互關心的真摯情感，宮崎滔天一生貧窮，1910年旅居新加坡的孫中山致信滔天：“近聞先生貧而困，弟心殊為慼慼，然客途無力，愛莫能助也，故久缺音問，今僅奉寄日銀百元……知杯水車薪，莫能濟事，不過聊表區區而已。幸為愛照。”宮崎並不是簡單地崇拜孫中山，雙方都把對方當成諍友。辛亥革命時，宮崎堅決反對孫中山、黃興等人與袁世凱合作，強烈建議孫中山北伐。後在著名的孫黃交惡事件中，宮崎直言，孫中山之所以與黃興合作幾十年後交惡，兩人不在於私心，而在於主義之爭。面對這樣的諍友，孫中山寫下“推心置腹”四個字相贈，而黃興則寫下“儒俠者流”稱讚宮崎，這兩幅字畫今天仍然保存在宮崎滔天的故居，以見證宮崎與孫、黃二人的友誼。1915年2月，孫中山聞宮崎寅藏被推薦為眾議院議員候選人，立即致函祝賀。宮崎雖不幸落選，但孫中山發自肺腑之誠摯熱望，卻道出了兩位異國摯友之深情厚誼。
1922年12月6日，51歲的宮崎滔天積勞成疾因病去世，在聽聞噩耗之後，孫中山痛呼“中國人民失去一良友”，並稱其“對於吾國革命歷史，尤著有極偉大之功績。”
宮崎滔天與黃興 結深厚友誼
在長期支持中國革命的生涯中，宮崎滔天不但與孫中山成為生死之交，而且還與黃興結下了深厚友誼。黃興在回國革命時，曾將自己的兒子黃一歐交給宮崎照顧。當黃興遭遇債務危機，被高利貸逼得四處躲避的時候，宮崎為他積極籌款。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黃興在漢陽失陷後奔赴上海，到達鎮江時，與特意從日本趕來參加革命的宮崎相遇，黃興百感交集，寫了一首七律相贈。後來黃興去世，宮崎1917年春專程從日本前往長沙參加黃興追悼會。
宮崎的行為感動了兩位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學生，他們給宮崎寫信，信中讚揚滔天與黃興友情，信曰：
“白浪滔天閣下：久欽高誼，覿而無緣，遠道聞風，令人興起。先生之於黃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淚吊之，今將葬矣，波濤萬裏，又複臨穴送棺。高誼貫於日月，精誠動乎鬼神，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植蕃、澤東湘之學生，嘗讀詩書，頗立志氣。今者願一望見風采，聆取宏教，惟先生實賜容接。幸甚！幸甚！”
這兩位學生中有一位就是當時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書毛澤東，另一人為蕭植蕃。滔天見信後如約與毛澤東相見，並應邀前往第一師範學校講演。
滔天故居中有不少黃興所贈文物，有一橫幅上寫“朗照”兩個大字，落款小字為“滔天主人屬黃興左書”，由此可知書寫時間是在1911年4月黃興在作戰中失去右手兩指之後。黃興還把一個約30釐米長的炮彈殼製作的筆筒贈送滔天作為紀念，炮彈殼上的字跡依稀可見：“此彈得之漢陽之役……”。
孫中山倫敦結識 日本科學家南方熊楠
有關孫中山與日本人交往的研究，每重於政治、外交等方面，但孫中山與日本科學家南方熊楠的友誼與學術交流，其事跡卻鮮為人知。南方熊楠是孫中山最早認識的日本朋友之一，兩人在倫敦有過一段密切的交往，後來還有過生物學方面的學術交流。
南方熊楠1897年3月16日在大英博物館東方部主任道格拉斯的辦公室裏第一次見到孫中山。孫中山在倫敦蒙難獲救以後不久，經常到大英博物館看書，因此得以與南方熊楠邂逅。兩人都是博學多識的有志之士，因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以及政治、經濟、歷史、文學、科學等等，幾乎無所不談。而且孫中山學過醫，南方熊楠研究生物，更有專業上的共同語言。
孫中山和南方熊楠在倫敦的交往中，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就是南方熊楠曾向孫中山介紹日本情況與日本人士，這對於孫中山以後在日本開展革命活動有一定的影響，例如他陪孫中山登上正在英國港口的日本軍艦富士號參觀，並與水雷長津田及副長齋藤等交談。又利用其同鄉紀州侯世子德川賴倫和後來任文部大臣的鐮田榮吉等人參觀大英博物館的機會，介紹孫中山與他們認識和交談。他還請鐮田為孫中山寫了給大陸浪人首領岡本柳之助的介紹信。另外又請曾任和歌山縣議會會長的田島擔為孫中山介紹熱心亞洲問題的新聞記者菊池謙讓及與犬養毅關係密切後來當過大隈內閣文部大臣的尾崎行雄等人。他自己還親自給後來任眾議院議員的朋友佐藤寅次郎寫了介紹孫中山的信。這些介紹信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很難考證清楚，日本學者伊原澤周推測，也許是南方熊楠托田島擔介紹的尾崎行雄，通過外務省及與犬養毅的關係進行了疏通，為孫中山在日本居留和開展活動創造了條件。
孫中山讚“奇人”
南方熊楠是日本近代傑出的生物學家、民俗學家，1867年出生在日本西部的和歌山縣，比孫中山小一歲。他自幼聰明好學，12歲就讀過《本草綱目》等漢文書籍。1892年26歲時赴英國倫敦，在大英博物館協助整理工作，並從事生物學、民俗學、考古學與宗教學的研究。他一生收集了各種菌類標本和圖譜4500多種，15000多枚，還撰寫了大量論文和隨筆。在生物學、民俗學、人類學、考古學、社會學、文學等領域均有建樹。孫中山曾盛讚南方熊楠是日本的一位“奇人”。
南方熊楠性格剛強豪爽，後來因不堪忍受英國職員的歧視和侮辱，揮拳反擊，而被大英博物館免職。1900年10月，他回到日本，在故鄉和歌山縣潛心研究科學。1901年2月13日，孫中山前往和歌山與南方熊楠敘舊，兩人“相見甚歡，流連忘返”。
在1901年和歌山歡聚以後，南方熊楠與孫中山再也沒有見過面，但他仍十分關心孫中山從事的中國革命事業。1911年10月14日，當他聽說中國爆發武昌起義，革命軍取得勝利的消息時，非常高興。一個月以後，他又寫信告訴柳田國男，他過去在和歌山與孫文歡談時，還達成一個默契，“那就是他的革命一旦成功的話，將在廣州的羅浮山開設一個植物園。”他表示願意到中國去做科學研究。1941年9月22日，即南方熊楠逝世前幾個月，雖然當時中日兩國正處於敵對戰爭狀態，他仍寫信給民俗學家中山太郎，表示“自己在生物學上研究的成果，為答謝諸君讚助我的盛意，多已出版。其未出版的部分，以及所有的圖書及標本等物，為紀念舊知孫文與我的友情，以學校的常備品贈送給中山大學，以加深中日兩國的親善。”
左下圖為宮崎滔天的兒子龍介1956年訪問中國，與周恩來、廖承志合攝。左二為龍介的夫人，有大正三美人之一之稱的詩人兼戲曲家柳原白蓮。宮崎滔天的兒子龍介(右二)與夫人白蓮(右一)。右下圖為龍介夫妻1956年訪華時會見毛澤東主席、周恩來和郭沬若。右上圖為孫中山贈宮崎滔天的“明道”墨跡，及毛澤東致宮崎滔天的函件。
孫中山（前中坐者）與南方熊楠（後左）1901年合攝於日本和歌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