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早已成為激勵仁人志士的千古名句，但范仲淹的主要事業並不是寫散文，而是主持北宋中期轟轟烈烈的慶曆新政。
      總的來說，宋仁宗趙禎在1022年登基之後，還不算一個壞皇帝，可他的日子並不好過。內外交困的仁宗在巨大壓力下不得不考慮改革了，此際，他想起了范仲淹。
      本來范仲淹還有動搖，但皇上的信任已達極致，臣子還有什麼可說的？幾天之後，范仲淹寫出了《答手詔條陳十事》上交仁宗。在這個奏折中，范仲淹說出一個真理：“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
      范仲淹這個奏折在中國改革史上大大有名。仁宗接到范仲淹的報告，極為高興。經研究，除第七條軍事建議之外，其余九條，補充細則，陸續下詔，全國執行，時人稱為“新政”，即後來所謂的“慶曆新政”。其重點是官員制度改革，屬於政治體制改革範疇，是非常棘手的燙山芋。
      宋代冗官太多，歷史有名。當官的路子五花八門，科舉考試當然最正宗，除此之外，還有“門蔭”、“納粟”等途徑。人人謀官，千軍萬馬擠獨木橋。
      首先，宋代科舉取士名額出奇地多。就取士人數來看，是唐代的5倍，是元代的30倍，是明代的4倍，是清代的3.4倍，可謂空前絕後，官員數量當然大大增加。但是，科舉出身好歹要考一考，還算公正合理。更多的問題，出在“門蔭”制度上。
      “門蔭”又稱“恩蔭”﹑“蔭補”﹐就是俗話說的“子承父業”﹑“朝中有人好做官”。給官員後裔封官是歷朝通例。
      除此之外﹐還有“納粟”﹐即買官。政府擴充軍備﹑疏浚河流乃至賑濟救災﹐富人出來交錢交糧﹐可以封個一官半職﹐這慢慢也成了制度。
      以上因素疊加起來﹐自然冗官太多﹐素質下降。時任諫官的歐陽修在湖北鐘祥調研時發現﹐當地一把手王昌運又老又病﹐連走路都走不了﹐要兩個人攙扶才能辦公﹐3年下來﹐州政荒蕪衰敗。替換他的劉依﹐也已經70多歲﹐耳聾眼花﹐連當朝宰相的名字都不知道。歐陽修給仁宗寫報告說﹐陛下想一想﹐這樣的官員﹐能夠治理好地方嗎﹖
      范仲淹對此深惡痛絕﹐他認為最關鍵的﹐首先是削弱“門蔭”集團。在遞交《答手詔陳十事》之後﹐他又主持起草《任子詔》等重要文件下發﹐限制官員子弟世襲當官。同時還打擊了“門蔭”的變種﹐就是一些大太監仗大內威勢﹐違反規定﹐私自佔據首都一些地區和很多肥缺單位一把手的位子﹐十幾年不讓位。范仲淹﹑富弼和韓琦商量改革﹐第一步是把這些地區領導人的任期定為3年﹐不得私自請求連任﹔任期超過3年的﹐請皇帝下詔罷免﹐另擇合格官員擔任。
      同時﹐范仲淹派王鼎﹑王綽等能幹的官員訪察各級各地官員﹐發現和提拔有才幹的官員﹐處置貪官庸吏。
      范仲淹對不合格的官員即予撤職﹐毫不客氣﹐每看到據實調查的報告﹐他就大筆一揮﹐把貪腐官員的名字抹掉。富弼說﹕“一筆勾了他容易﹐可你知道不知道他全家都在哭﹗”范仲淹的回答成了歷史名言﹕“一家哭總比一個地區都哭要好﹗”
      這是慶曆新政的核心內容﹕裁撤劣官。
      文﹕施仲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