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公望的作品《富春山居圖》在台北“合璧”後人氣十分旺，圖為人們日前在台北故宮博物院爭睹這一作品。

在360年前被燒成兩段，分藏於海峽兩岸的元代畫家黃公望山水長卷《富春山居圖》，日前在台北故宮博物院首次合璧展出。這引發人們對元代繪畫的再一次關注，而“元四家”黃公望、吳鎮、倪瓚和王蒙是元代繪畫的代表，由於他們的作品存世量稀少，料將受到收藏家們青睞。

      元代是中國第一個由少數民族統治的王朝，由於元初蒙古貴族廢除科舉制度，又將平民百姓分為蒙古、色目、北人、南人四等，南人最賤，從而造成江南文人“學而優則仕”美夢的破滅。為吐露胸中的不平，文人以畫寄託思想成為風尚，給元代繪畫帶來了以“文人畫”為主流的重要轉折。
     《收藏投資導刊》報道，作為元代繪畫的代表和最高成就者，“元四家”的繪畫筆簡意深，格調高古，脫盡塵埃，逸氣淋漓，備受後人推崇，對明清的山水畫影響很大，董其昌、八大山人、漸江都深受他們的影響，致使在目前市場上，冠以“元四家”的倣作的價格也不菲，像去年中國嘉德拍賣會上，八大山人的《倣倪雲林山水》就拍出了5600萬元（人民幣，下同）。
      然而，宋元時期古畫存世稀少，現今絕大多數珍藏於海內外的各大博物館中，私家收藏的作品幾如鳳毛麟角。例如倪瓚的《江亭山色圖》在2004年上拍時，就被視為當時中國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20年來出現的唯一“元四家”真跡，並以1980萬元成交，引起巨大轟動。
      雖然“元四家”作品稀少，但翻開拍賣記錄，卻發現它們的作品中鮮有成交過億元的。在去年北京保利春拍中，王蒙的《秋山蕭寺圖》立軸估價2800萬至3200萬元，最終以1.3664億元成交。除此之外，其他三位元畫家的作品成交價格很一般，甚至不如後來模倣他們作品的明清畫家。
      在目前的拍賣市場上，署名為“黃公望”的書畫作品，拍賣最高價是2010年廣州嘉德春拍上以985.6萬元成交的《溪山圖》立軸，款署“至正七年秋八月二十有五日，大癡學人黃公望畫”。
      但在2010年北京保利的拍賣會上，王原祁的倣黃公望《陡壑密林圖》立軸就拍出918.4萬元。一幅清代畫家倣黃公望的作品都能拍得比黃公望本人的作品價格高，這本身就是值得投資者注意的。

      “著錄與源流”決定作品價值
      元代之後特別是清代，蘇州地區偽造書畫的風氣猖獗，專門偽造宋元以來大家的作品，“元四家”自然在偽造者的造假名單中，這些贗品或巨幅、或長卷、或小條、或短幅，數量甚多。因此，對藏家來說，著錄和源流成為了決定“元四家”作品價值的最重要因素。
      綜觀“元四家”在拍場上的最高價，均是流傳有緒且著錄詳盡的作品。在今年的北京保利春拍中，王蒙的《稚川移居圖》估價1億多元，是迄今中國藝術品拍賣史上拍前估價最高的拍品。之所以以高價上拍，重要原因是畫上有與王蒙同時或稍後的七位大學者、大畫家或大詩人的題詩。此外，該畫作上有明代大收藏家項元汴近20多枚收藏印，極為珍罕難得，其曾由蘇州過雲樓舊藏並收入《過雲樓書畫續記》。
      署名為“吳鎮”的作品拍賣的最高價則在去年中國嘉德拍賣會上出現，《竹石圖》立軸拍出929.6萬元。之所以能成為吳鎮作品個人最高價，主要是因其曾被張大千、王季遷收藏，上有張大千書籤“梅花道人竹石真跡”。該畫作為大風堂藏，並曾著錄於《大風堂墨蹟》第四集。
      署名為“倪瓚”作品的拍賣最高價是在2010年北京翰海的拍賣會上，他的《霜林湍石》立軸拍出4368萬元，而在2008年香港長風拍賣會上的成交價為1892萬港元。這幅作品流傳有緒，著錄詳實，曾是著名書畫鑒藏家張珩的舊藏，後為王季遷收藏，並題簽條“元倪瓚霜林湍石神品”，明張醜《清河書畫舫》、清代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等皆有記載，是公認的倪瓚重要作品。

      集四家所長  黃公望居首
      中國繪畫史上的“元四家”之稱有個演變的過程，最早指趙孟頫、吳鎮、黃公望和王蒙等四人，後來董其昌以倪瓚代替趙孟頫將四家重新排定，因董其昌頗有影響力，因此以黃公望、吳鎮、倪瓚和王蒙為“元四大家”遂成定論。
      元以前，畫家多用絹作畫本，線條較實，較濕。元人漸以紙作畫本，筆中蓄墨較少，所謂“幹筆皴擦”，線條便顯得較毛，較松，若有若無，筆墨的表現力更為豐富。其中，黃公望的山水畫主要取法董源、巨然，趨於簡淡，瘦其形體，而傾向勁秀，從而形成自己的藝術面貌，一幅《富春山居圖》使其成為“元四家”之首，董其昌亦推崇他為元四家之冠。在四家中，他集其他三家之長，王蒙的繁厚細密、倪瓚的幹淡簡疏、吳鎮的簡濃濕重在其作品中均有所體現。在《富春山居圖》中，黃公望採用傳統的“三遠”並用的構圖方法，峰巒起伏變化，林木蔥郁有致，山石多用“披麻皴”幹筆皴擦而成，極少渲染，叢樹坡林多用橫點，看似平淡無奇，實則變化萬千。
      由於“元四家”都是具有深厚文學修養和書法造詣的文人，在山水畫中，很自然地注入文學趣味及書法韻致，將詩書畫融為一體。例如倪瓚自謂所畫“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吳鎮以為“墨戲之作，蓋士大夫詞翰之余，適一時之興趣”，王蒙“無心在玄化，泊然齊始終”，黃公望雲“畫不過意思而已”，都對繪畫創作抱自娛的態度，所重是審美功能而不在社會價值。
      像上海博物館所藏的王蒙作品《青卞隱居圖》，畫家用水墨描繪了山間草堂一人抱膝倚床而坐，另一隱士正沿山路前行；畫以墨勾石，濃淡幹濕混用，以解索皴、牛毛皴為之。全圖渲染不多，深遠之處都以緊密的皴擦來表現，傳達出山深林茂的雄偉氣勢，其影響至今不絕。
      北京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吳鎮作品《漁父圖》，則為其57歲時的作品，變董、巨之法為己意，筆法更加凝練堅實，水墨圓渾蒼潤，為其代表作。

《秋山蕭寺圖》（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