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短信和微博短語日漸主宰我們的思維。
      囿於篇幅字數所限，它們不得不短小精悍。為了提高傳播點擊率，它們不得不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為了有別於市井俚語，它們採用排比句式，顯出幾分文采：
      “可怕的分裂：資訊越來越多，知識越來越少。速度越來越快，內心越來越少。表演越來越多，赤子越來越少。產品越來越多，品質越來越差。情人越來越多，愛人越來越少。書籍越來越多，讀者越來越少。房子越來越多，住戶越來越少。故事越來越多，真實越來越少。手機越來越多，聯繫越來越少。
      微笑不累，生氣才累；單純不累，複雜才累；相思不累，單戀才累；相守不累，獨守才累；相愛不累，相殘才累；專情不累，濫情才累；友情不累，私情才累；真誠不累，虛假才累；納友不累，樹敵才累；無私不累，自私才累；得失不累，計較才累；身累不累，心累才累；分享不累，獨享才累……
      十年前我們是父母的孩子，十年後我們是孩子的父母，十年前我不知道家的溫馨，十年後我才體會家的溫暖，十年前我渴望離家去遠方，十年後我渴望從遠方回家，十年前我對父母大吵大嚷，十年後我希望父母再罵我一次。
      去不了釣魚臺，去趟釣魚島吧；去不了中南海，抽包中南海吧；去不了八寶山，喝點八寶粥吧。”
      我擔心，我的生活將被它們排比得亂七八糟！

      待客之道

      我家附近在16街和肯尼迪交界處新開了一家看來挺有個性和高級的超級市場“The Village Grocer”，原來該店已經在万錦市開業四分一個世紀，舊址在肯尼迪和Carlton交界，近期新店開張。
       這家超市的老板麥當勞夫婦（Evan和Cathy）于1986年開業時只有六名員工，20多年來，公司規模不斷膨脹，員工增至約100人之外，店鋪的面積同時擴充逾三倍，門市之外，尚有“Village 廚房”，制造极具創意的美食。“VG”開店原意為售賣高質素、不含添加劑、可以吃出食物真味的食品予Unionville的街坊享用，听說自家制項目已經超逾400個。在他們的网址上揚言，希望到門市購物的顧客：“到店內一行，除了看看有什麼新意思，更要享受一個完整的購物經驗。”
       新店開張翌日黃昏時分，我企圖探探新店底蘊，豈料已經關門，但見冷面女職員在玻璃大門內把風，走在我前面的兩位華裔女士向該職員詢問營業時間，職員冷淡回應：下午五時關門，她的身体語言清楚不過：嚴禁內進。我的熱情頓時冷卻。
       還記得我過去在香港生活時，有段時間總愛下班后到銅鑼灣時代廣場的City Super好平衡工作壓力，無法選擇的情況下，几乎每次是臨關門前半小時沖進去“大搜購”，但見職員總是擁抱待客至上的道理，沒有難看的嘴臉和拒人千里的態度。
       其實，我從前到過“VG”舊址，印象良好，很有微型City Super食物部的架勢，單單乳酪冷柜內乳酪的种類和數量已經吸引，令我眼花繚亂、垂涎；當然，想買便宜貨的不必妄想有收獲，但想買特色和高質素食物，肯定令你滿意。可惜，新店那位把風的冷面職員冷酷無情的款客之道，令我怕怕，比多倫多的冬天更嚇人。冀望持續的高溫、猛烈的陽光可以融化她的冰冷。
       我依然期待，在“VG”享受一次不一樣的購物經驗。

      韋伯的香港情

          与韋伯見面通常在港式茶餐廳，我自告奮勇幫他的族譜成書做后期編輯工作，也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提出的。
       一盤什錦炒面、一碗咸魚白粥、兩杯絲襪奶茶，討論書稿往往從面前的食物開始。從韋伯的目光中我体會到他的心馳神往，他說他十五六歲時最大的喜悅，就是放學后在通菜街排擋花一塊半吃一份炒面。他說，這樣的茶餐廳在香港三步一攤五步一間，是香港市民文化的一部分，人上了年紀，儿時的記憶越發清晰且珍貴。
       編撰族譜印刷成書是他有生之年的夙愿，他要將這份凝聚自己心血的禮物，獻給敬仰的祖先，獻給已經年邁的兄姐和自己，傳給在加拿大生根的后輩，也獻給充滿怀念和熾情的香港。
       韋伯為搜集族譜資料陸陸續續用了近二十年時間，他也深入中國中原省份尋根，探訪廣東中山的祖籍地，到香港舊宅憑吊，他將大量的照片、剪報、書冊、文稿攤滿了客廳，現在編輯工作接近尾聲，印刷環節也談妥，他流露出孩童般的興奮，表示待新書出世一定大肆慶賀一番。
          韋伯是我的英文老師，我也是他的國語師傅。他29歲從香港移民加拿大，至今43年了。在編輯他的族譜過程中，我感動他的執、他的恒心、他對傳統的敬重。
       他的族譜從黃帝之孫顓頊東遷建立氏族說起，到他曾祖父少年時只身流浪澳門，被外國教士收留并送往新加坡受教育，后成為香港開埠時期著名的華人大買辦，他祖父是官商跨界翹楚，分別被清府和英皇封官及授爵，他也說到其父坎坷艱辛的一生。韋伯沒有談自己，也許那是另一部大書。
       韋伯是第一批獨立技術移民，他在加國的創業故事同樣精彩。他曾同時打三份工，從政府部門下班，脫下西裝換上清洁工的衣服，吃口面包便奔赴下一個崗位，周末還去做家居維修工。談到自己的經歷，韋伯從無抱怨、患得患失，更沒有責備加拿大，而是充滿樂觀，作為基督徒，他說：“上帝給每個人都是公平的，而給我的卻是很多，我做工，說明我的生活是有价值的。”
       韋伯在書稿的后記中寫到：“家族經歷了香港的開拓時代、被管時代和崛起時代，祖先們在香港的創建中成功、立范，無論他們是先驅、精英或公民，都是香港的好儿女。”
       從韋伯身上我看到了香港人的精神，這也是我95年第一次到達香港，望見中環繁華的夜景所感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