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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旅英 爭取英國支持革命
( 2011-07-22 )





孫中山蒙難獲釋後,一直在倫敦居留至一八九七年七月一日,並在大英博物館研讀政治、外交、法律、軍事、礦產和經濟等書籍,這裏的書籍使他大開眼界。經過對英國社會的考察和研究,孫中山的思想和政治主張得到進一步完善,他的三民主義的思想也更趨完整和成熟。

      孫中山先生在他的《孫文學說》裏是這樣描寫的:“倫敦脫險後,則暫留歐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並結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土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余欲為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
      孫中山第一次旅英期間,亦曾積極進行“結其朝野賢豪”的活動。根據一八九七年一月十八日的私家偵探報告,孫中山當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走出康德黎家,租了一部馬車前往位於特拉法加廣場附近的憲法俱樂部,直至下午五時半才再露面。憲法俱樂部乃是英國朝野權貴聚集之所,孫中山當日在該俱樂部停留了大半天,當然是與身為該俱樂部會員的政商賢豪會晤,而其所見人物當亦包括富商柏克爵士(Sir Ellis Barker)等人。柏克爵士白手興家,富而優則仕,一九○六年當選國會下議院議員。
      事實上,在辛亥革命爆發後第三天,柏克爵士從憲法俱樂部寫了一封信給當時的英國首相阿斯奎斯(Henry Herbert Asquith),透露此前數月曾與孫中山及其同僚多次會晤。孫中山對他表示對革命事業充滿信心,並熱切期望西方列強不要干預中國革命,同時希望英國駐華部隊的司令,不會對革命軍採取任何軍事行動。
      孫中山說“倫敦脫險後,則暫留歐洲”,其實這次他並無前往歐陸,全部時間都留在英國,而他其後還再三次訪英,可見他對英國於其革命事業之重視。
      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舉義之時,孫中山正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市。他得悉革命成功,亟欲即時返國,而最快捷的方法應為橫渡太平洋,但他卻選擇橫渡大西洋,取道倫敦東返。孫中山這樣做的理由是:“吾之外交關鍵,可以舉足輕重為我成敗存亡所繫者,厥為英國。倘英國佑我,則日本不能為患矣。予於是乃起程赴紐約,覓船渡英。”他看到必須爭取英國政府的支持,革命政權才有一線生機。

      康德黎後人為革命先烈留墨跡
      2009年6月20日,在蘇格蘭一個教會公告上說:“Jean Hazel (Nee Cantlie) Stewart在當天逝世。”Jean Cantlie Stewart是康德黎的孫女。Jean Cantlie Stewart的去世,結束了孫中山先生恩師康德黎後人對革命先輩事跡作記錄的努力。康德黎的兒子Kenneth Cantlie為孫中山所著《倫敦蒙難記》(Kidnapped in London)寫了前言。Jean繼承先輩之志,撰寫和出版了有關祖父康德黎的傳記。此傳記是以其叔叔Neil Cantlie於1939年所寫的傳記為藍本。在其後的二十多年裏,她還以康德黎後人的身份,參加了各種紀念孫中山的活動。英國華人對她是有印象的。
      1986年,英國華人華僑舉行紀念孫中山誕辰120周年的活動。據活動秘書區元康介紹,這是經過當地的帝國學院副院長劉錫棠的介紹,經中英友好關係協會,與Jean Cantlie Stewart取得聯繫的。估計當時的出席者有千人。在會上她介紹了康德黎與孫中山的深厚師生友誼。而劉錫棠教授在會上也介紹了孫中山曾四次來英的事跡。
      其後,在2007年,香港大學醫學院120周年紀念,她也是應邀出席的嘉賓,接受香港大學醫學院對前院長康德黎所表達的感謝。

      考察英國視野足跡廣泛
      孫中山由1896年9月30日抵步至次年7月1日離境,留英的九個月時間其活動主要集中在倫敦及其鄰近地區,例如參觀大英博物館、維多利亞博物館、倫敦動物園、蠟像館以至到位於南倫敦的水晶宮看全國單車展及農業展覽。孫中山還到過溫莎堡、牛津大學參觀,並在南方熊楠的友人田島的陪同下,專程到樸茨茅斯附近的斯皮特黑德(spithead)王家海軍總部,觀看為慶祝維多利亞女王登基六十周年而舉行的王家海軍檢閱儀式。
      有趣的是,即使在釋放孫中山之後,清朝駐倫敦公使館仍繼續聘私家偵探史利達跟蹤孫中山,報告其在英的一舉一動。而經被綁架一役,孫中山猶有余悸,其後每次訪英,出入均小心防備。例如他1910年12月赴英前,便曾寫信給康德黎夫人,說若有人來問名為“中山”之人之事,可放心視為朋友。
      此人大可視為投石問路者。於此亦可見當時孫已以“中山”為別名或代號。
      康德黎夫人在1897年6月30日的日記中寫道:今天送別孫逸仙,他將暫往日本寄居。而孫中山的日本友人,植物學家南方熊楠更在其當日的日記中說,他當日清早往孫的倫敦客寓,陪孫到英王十字(Kings Cross)的聖潘克拉斯車站(St Pancras Station)惜別,而孫則乘火車北上利物浦,翌日再轉搭紐米安號輪船離英。
      孫中山在離英前夕,曾於倫敦的地球報發表告別英倫書,講述他這次訪英的感受和再次感謝英國上下對他和中國革命的支持。

      康德黎與孫中山亦師亦友
      康德黎醫生(James Cantlie,1851-1926)是一位原藉蘇格蘭的外科醫生,受孟生(Dr.P.Manson)醫生之邀,1887年8月到香港,在雅麗氏利濟醫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行醫,並在他倡議下創辦香港西醫書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kong),以醫院為實習的場所。
      同年,孫中山從廣州博濟醫院轉學入香港西醫書院。1889年至1896年間,康德黎醫生繼孟生醫生(Patrick Manson)出任該校第二任的教務長,是孫的業師。康德黎醫生當年在西醫書院教學時,曾講授解剖學。現藏英國的康德黎檔案中,便有一批學生的解剖學考試答題卷,日期是1887年12月9日,當中包括了孫中山、江英華及關景良等人。
      孫中山先生於1892年完成了醫學課程,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先後在澳門、廣州行醫。當在澳門鏡湖醫院執業時,康德黎曾前往指導孫為病人施手術。康德黎醫生與孫中山先生亦師亦友,怕愛徒因經驗不足而出事,每逢較重要的手術必乘小汽船至澳門,助孫先生一臂之力。
      孫中山其後在倫敦蒙難十三天,獲康德黎醫生拯救脫險,使孫先生聲名大噪,被歐美各國公認為中國的革命領袖。1897年1月21日,《倫敦蒙難記》的英文初版《Kidnapped in London》以孫逸仙(Sun Yat Sen)的名字出版,但據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黃宇和院士的考證所得,此書實出自康德黎醫生的手筆。
      1896年2月8日,康德黎醫生正式在港結束了教學生涯,取道檀香山(今夏威夷)回英國,西醫書院同人為感謝他對學校的貢獻,聯署了以下的一封感謝函給他,日期是1896年2月5日,亦即他離開香港的前三天。
      康德黎醫生返英後仍執醫業,任倫敦市議會顧問醫生,1921年更創辦了熱帶醫藥衛生王家學會(Royal Society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他與孫中山二人一直保持往來及通訊。
      1911年,孫中山在康德黎家做客,康德黎謂接國內電信,稱孫中山將被推舉為中華民國總統。孫中山即回國。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三個月,給康德黎寫了三封信。
      康德黎醫生與Sheridan Jones合著有《孫逸仙與中國的覺醒》(Sun Yat-sen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a)一書,1912年(即民國元年)刊於倫敦王家熱帶醫藥衛生協會的《熱帶醫學評論雜誌》,該書揭示孫中山領導革命的目的和建設新中國的步驟,使世人對中國有更透徹的瞭解,可見康德黎一直是孫中山和中國革命運動的忠實支持者。
      孫中山在1922年用英文出版《實業計劃》(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一書時,曾在扉頁題字,把此書獻給康德黎醫生及其夫人,原文是“This work is affectionately dedicated to Sir James and Lady Cantlie, my revered teacher and devoted friends to whom I once owed my life.”
      孫中山逝世後,康德黎醫生在倫敦舉行的追悼會上登台演說,講述孫中山的革命功業。
      康德黎醫生在他的愛徒病逝後一年,即1926年逝世,為這段難能可貴的師生友誼劃上句號。

     《仁慈為本》完整紀錄祖父母生平
      Jean Cantlie Stewart整理,並於1983年出版了《The Quality of Mercy:the lives of Sir James and Lady Cantlie》(中譯:《仁慈為本》),可說是對其祖父母生平最完整的紀錄。
      她是以基督教仁慈為本的精神,勾劃康德黎醫生對熱帶疾病的研究,與孫中山先生亦師亦友,朋友和親人般的跨時空情誼,記錄了孫中山先生在當選為大總統後兩日,即致信給康德黎的密切聯繫。
      康德黎有寫日記的習慣,以祖父日記為本的這本著述,就更顯出其份量。
      1999年,她將祖父的大部分文稿,捐贈予英國的Wellcome Library,成為康德黎著述收藏最集中的地方。
      所捐贈的文稿,雖然大部分是康德黎有關熱帶疾病的著述,但也有李鴻章和孫中山給康德黎的信件,當中包括了以孫逸仙署名,發自南京總統府,於1912年1月21日和3月12日給康德黎夫婦的信件兩通。
      2002年,她又將另外五封孫中山信件,包括兩封從日本東京寄給康德黎夫人的信件,也贈予Wellcome Library。她令這個圖書館,成為了收藏康德黎與孫中山來往信件的主要收藏地。
      她的興趣廣泛,有著作關於英國航海史和礦產,也有關於蘇格蘭故鄉的《Pine tree and the sky》。但更廣為稱著和流傳的,仍是這本《仁慈為本》。

      康德黎兒子為 中國設計火車
      康德黎爵士(Sir James Cantlie)將孫中山從清政府駐英使館解救出來,他的么兒Kenneth Cantlie也與中國有一段不解之緣。
      他曾於1929年被國民政府聘為鐵道部技術顧問,主要負責鐵道部4-8-4項目:他設計製造了Class KF1 No 7(KF1-7)型火車機車,用於廣東至漢口,南京至上海線路。
      以上線路均有多陡坡、鐵路橋体脆弱承重量小的特點,因此要求在該路段運行火車機車不僅要動力強大,本身質量也要相對較輕。Kenneth Cantlie根據以上路段特點設計了這種鍋爐室大、軸負載(Axle Load)輕的火車機車。該機車還具有4-8-4型車輪排列(Wheel Arrangement),可以燃燒低質量煤燃料的優點。
      英國共為中國南京至上海鐵路製造了24架該型號的火車機車,中國進口後一直使用至1977年才全面退役。新中國政府於1981年,將一輛1935年製造的KF7 No.607火車機車,送給坐落在約克的國家鐵路博物館(National Railway Museum)展出。而由於比英國鐵路許可高度高60厘米,寬30厘米,該機車運抵英國Tilbury港口後,必須經陸路運往約克。
Kenneth Cantlie在倫敦出生,在蘇格蘭阿伯甸受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戰後,1916至1920年間他在英格蘭克魯郡(Crewe)師從C.J. Bpwen Cooke學習火車機車知識。之後他曾在阿根廷及印度拉賈斯坦邦的第二大城市Jodhpur鐵道部任職。
      除1929年被聘為民國政府鐵道部技術顧問,Kenneth Cantlie同年亦成為上海交通大學顧問。1937年,他結束中國鐵道部顧問工作後返抵英國,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參與用火車機車運送坦克項目,他還參與了世界最窄的公共運輸鐵路Romney Hythe and Dymchurch Railway(RHDR)的建設。1948年,他被火車機車製造商協會(Locomotiv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聘為該協會駐海外代表,又為印度首次生產電氣機車的Chittaranjan機車工廠的成立提供專業意見。二次大戰後他一直為英國Caprotti公司工作。1986年2月11日去世,享年86歲。



1893年康德黎授課圖,他專任的學科有解剖學、骨學、初級實用外科。右圖為Jean Cantlie Stewart的《仁慈為本》中譯本。

孫中山1910年11月於大馬檳城寫給康德黎夫人的信。

約克國家鐵路博物館展出Kenneth Cantlie設計製造的機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