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蒙難獲釋後，一直在倫敦居留至一八九七年七月一日，並在大英博物館研讀政治、外交、法律、軍事、礦產和經濟等書籍，這裏的書籍使他大開眼界。經過對英國社會的考察和研究，孫中山的思想和政治主張得到進一步完善，他的三民主義的思想也更趨完整和成熟。

      孫中山先生在他的《孫文學說》裏是這樣描寫的：“倫敦脫險後，則暫留歐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並結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土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余欲為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
      孫中山第一次旅英期間，亦曾積極進行“結其朝野賢豪”的活動。根據一八九七年一月十八日的私家偵探報告，孫中山當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走出康德黎家，租了一部馬車前往位於特拉法加廣場附近的憲法俱樂部，直至下午五時半才再露面。憲法俱樂部乃是英國朝野權貴聚集之所，孫中山當日在該俱樂部停留了大半天，當然是與身為該俱樂部會員的政商賢豪會晤，而其所見人物當亦包括富商柏克爵士(Sir Ellis Barker)等人。柏克爵士白手興家，富而優則仕，一九○六年當選國會下議院議員。
      事實上，在辛亥革命爆發後第三天，柏克爵士從憲法俱樂部寫了一封信給當時的英國首相阿斯奎斯(Henry Herbert Asquith)，透露此前數月曾與孫中山及其同僚多次會晤。孫中山對他表示對革命事業充滿信心，並熱切期望西方列強不要干預中國革命，同時希望英國駐華部隊的司令，不會對革命軍採取任何軍事行動。
      孫中山說“倫敦脫險後，則暫留歐洲”，其實這次他並無前往歐陸，全部時間都留在英國，而他其後還再三次訪英，可見他對英國於其革命事業之重視。
      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舉義之時，孫中山正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市。他得悉革命成功，亟欲即時返國，而最快捷的方法應為橫渡太平洋，但他卻選擇橫渡大西洋，取道倫敦東返。孫中山這樣做的理由是：“吾之外交關鍵，可以舉足輕重為我成敗存亡所繫者，厥為英國。倘英國佑我，則日本不能為患矣。予於是乃起程赴紐約，覓船渡英。”他看到必須爭取英國政府的支持，革命政權才有一線生機。

      康德黎後人為革命先烈留墨跡
      2009年6月20日，在蘇格蘭一個教會公告上說：“Jean Hazel (Nee Cantlie) Stewart在當天逝世。”Jean Cantlie Stewart是康德黎的孫女。Jean Cantlie Stewart的去世，結束了孫中山先生恩師康德黎後人對革命先輩事跡作記錄的努力。康德黎的兒子Kenneth Cantlie為孫中山所著《倫敦蒙難記》(Kidnapped in London)寫了前言。Jean繼承先輩之志，撰寫和出版了有關祖父康德黎的傳記。此傳記是以其叔叔Neil Cantlie於1939年所寫的傳記為藍本。在其後的二十多年裏，她還以康德黎後人的身份，參加了各種紀念孫中山的活動。英國華人對她是有印象的。
      1986年，英國華人華僑舉行紀念孫中山誕辰120周年的活動。據活動秘書區元康介紹，這是經過當地的帝國學院副院長劉錫棠的介紹，經中英友好關係協會，與Jean Cantlie Stewart取得聯繫的。估計當時的出席者有千人。在會上她介紹了康德黎與孫中山的深厚師生友誼。而劉錫棠教授在會上也介紹了孫中山曾四次來英的事跡。
      其後，在2007年，香港大學醫學院120周年紀念，她也是應邀出席的嘉賓，接受香港大學醫學院對前院長康德黎所表達的感謝。

      考察英國視野足跡廣泛
      孫中山由1896年9月30日抵步至次年7月1日離境，留英的九個月時間其活動主要集中在倫敦及其鄰近地區，例如參觀大英博物館、維多利亞博物館、倫敦動物園、蠟像館以至到位於南倫敦的水晶宮看全國單車展及農業展覽。孫中山還到過溫莎堡、牛津大學參觀，並在南方熊楠的友人田島的陪同下，專程到樸茨茅斯附近的斯皮特黑德(spithead)王家海軍總部，觀看為慶祝維多利亞女王登基六十周年而舉行的王家海軍檢閱儀式。
      有趣的是，即使在釋放孫中山之後，清朝駐倫敦公使館仍繼續聘私家偵探史利達跟蹤孫中山，報告其在英的一舉一動。而經被綁架一役，孫中山猶有余悸，其後每次訪英，出入均小心防備。例如他1910年12月赴英前，便曾寫信給康德黎夫人，說若有人來問名為“中山”之人之事，可放心視為朋友。
      此人大可視為投石問路者。於此亦可見當時孫已以“中山”為別名或代號。
      康德黎夫人在1897年6月30日的日記中寫道：今天送別孫逸仙，他將暫往日本寄居。而孫中山的日本友人，植物學家南方熊楠更在其當日的日記中說，他當日清早往孫的倫敦客寓，陪孫到英王十字(Kings Cross)的聖潘克拉斯車站(St Pancras Station)惜別，而孫則乘火車北上利物浦，翌日再轉搭紐米安號輪船離英。
      孫中山在離英前夕，曾於倫敦的地球報發表告別英倫書，講述他這次訪英的感受和再次感謝英國上下對他和中國革命的支持。

      康德黎與孫中山亦師亦友
      康德黎醫生（James Cantlie，1851-1926）是一位原藉蘇格蘭的外科醫生，受孟生（Dr.P.Manson）醫生之邀，1887年8月到香港，在雅麗氏利濟醫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行醫，並在他倡議下創辦香港西醫書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kong），以醫院為實習的場所。
      同年，孫中山從廣州博濟醫院轉學入香港西醫書院。1889年至1896年間，康德黎醫生繼孟生醫生（Patrick Manson）出任該校第二任的教務長，是孫的業師。康德黎醫生當年在西醫書院教學時，曾講授解剖學。現藏英國的康德黎檔案中，便有一批學生的解剖學考試答題卷，日期是1887年12月9日，當中包括了孫中山、江英華及關景良等人。
      孫中山先生於1892年完成了醫學課程，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先後在澳門、廣州行醫。當在澳門鏡湖醫院執業時，康德黎曾前往指導孫為病人施手術。康德黎醫生與孫中山先生亦師亦友，怕愛徒因經驗不足而出事，每逢較重要的手術必乘小汽船至澳門，助孫先生一臂之力。
      孫中山其後在倫敦蒙難十三天，獲康德黎醫生拯救脫險，使孫先生聲名大噪，被歐美各國公認為中國的革命領袖。1897年1月21日，《倫敦蒙難記》的英文初版《Kidnapped in London》以孫逸仙（Sun Yat Sen）的名字出版，但據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黃宇和院士的考證所得，此書實出自康德黎醫生的手筆。
      1896年2月8日，康德黎醫生正式在港結束了教學生涯，取道檀香山（今夏威夷）回英國，西醫書院同人為感謝他對學校的貢獻，聯署了以下的一封感謝函給他，日期是1896年2月5日，亦即他離開香港的前三天。
      康德黎醫生返英後仍執醫業，任倫敦市議會顧問醫生，1921年更創辦了熱帶醫藥衛生王家學會（Royal Society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他與孫中山二人一直保持往來及通訊。
      1911年，孫中山在康德黎家做客，康德黎謂接國內電信，稱孫中山將被推舉為中華民國總統。孫中山即回國。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三個月，給康德黎寫了三封信。
      康德黎醫生與Sheridan Jones合著有《孫逸仙與中國的覺醒》（Sun Yat-sen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a）一書，1912年（即民國元年）刊於倫敦王家熱帶醫藥衛生協會的《熱帶醫學評論雜誌》，該書揭示孫中山領導革命的目的和建設新中國的步驟，使世人對中國有更透徹的瞭解，可見康德黎一直是孫中山和中國革命運動的忠實支持者。
      孫中山在1922年用英文出版《實業計劃》（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一書時，曾在扉頁題字，把此書獻給康德黎醫生及其夫人，原文是“This work is affectionately dedicated to Sir James and Lady Cantlie, my revered teacher and devoted friends to whom I once owed my life.”
      孫中山逝世後，康德黎醫生在倫敦舉行的追悼會上登台演說，講述孫中山的革命功業。
      康德黎醫生在他的愛徒病逝後一年，即1926年逝世，為這段難能可貴的師生友誼劃上句號。

     《仁慈為本》完整紀錄祖父母生平
      Jean Cantlie Stewart整理，並於1983年出版了《The Quality of Mercy：the lives of Sir James and Lady Cantlie》（中譯：《仁慈為本》），可說是對其祖父母生平最完整的紀錄。
      她是以基督教仁慈為本的精神，勾劃康德黎醫生對熱帶疾病的研究，與孫中山先生亦師亦友，朋友和親人般的跨時空情誼，記錄了孫中山先生在當選為大總統後兩日，即致信給康德黎的密切聯繫。
      康德黎有寫日記的習慣，以祖父日記為本的這本著述，就更顯出其份量。
      1999年，她將祖父的大部分文稿，捐贈予英國的Wellcome Library，成為康德黎著述收藏最集中的地方。
      所捐贈的文稿，雖然大部分是康德黎有關熱帶疾病的著述，但也有李鴻章和孫中山給康德黎的信件，當中包括了以孫逸仙署名，發自南京總統府，於1912年1月21日和3月12日給康德黎夫婦的信件兩通。
      2002年，她又將另外五封孫中山信件，包括兩封從日本東京寄給康德黎夫人的信件，也贈予Wellcome Library。她令這個圖書館，成為了收藏康德黎與孫中山來往信件的主要收藏地。
      她的興趣廣泛，有著作關於英國航海史和礦產，也有關於蘇格蘭故鄉的《Pine tree and the sky》。但更廣為稱著和流傳的，仍是這本《仁慈為本》。

      康德黎兒子為 中國設計火車
      康德黎爵士（Sir James Cantlie）將孫中山從清政府駐英使館解救出來，他的么兒Kenneth Cantlie也與中國有一段不解之緣。
      他曾於1929年被國民政府聘為鐵道部技術顧問，主要負責鐵道部4-8-4項目：他設計製造了Class KF1 No 7（KF1-7）型火車機車，用於廣東至漢口，南京至上海線路。
      以上線路均有多陡坡、鐵路橋体脆弱承重量小的特點，因此要求在該路段運行火車機車不僅要動力強大，本身質量也要相對較輕。Kenneth Cantlie根據以上路段特點設計了這種鍋爐室大、軸負載（Axle Load）輕的火車機車。該機車還具有4-8-4型車輪排列（Wheel Arrangement），可以燃燒低質量煤燃料的優點。
      英國共為中國南京至上海鐵路製造了24架該型號的火車機車，中國進口後一直使用至1977年才全面退役。新中國政府於1981年，將一輛1935年製造的KF7 No.607火車機車，送給坐落在約克的國家鐵路博物館（National Railway Museum）展出。而由於比英國鐵路許可高度高60厘米，寬30厘米，該機車運抵英國Tilbury港口後，必須經陸路運往約克。
Kenneth Cantlie在倫敦出生，在蘇格蘭阿伯甸受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戰後，1916至1920年間他在英格蘭克魯郡（Crewe）師從C.J. Bpwen Cooke學習火車機車知識。之後他曾在阿根廷及印度拉賈斯坦邦的第二大城市Jodhpur鐵道部任職。
      除1929年被聘為民國政府鐵道部技術顧問，Kenneth Cantlie同年亦成為上海交通大學顧問。1937年，他結束中國鐵道部顧問工作後返抵英國，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參與用火車機車運送坦克項目，他還參與了世界最窄的公共運輸鐵路Romney Hythe and Dymchurch Railway（RHDR）的建設。1948年，他被火車機車製造商協會（Locomotiv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聘為該協會駐海外代表，又為印度首次生產電氣機車的Chittaranjan機車工廠的成立提供專業意見。二次大戰後他一直為英國Caprotti公司工作。1986年2月11日去世，享年86歲。

1893年康德黎授課圖，他專任的學科有解剖學、骨學、初級實用外科。右圖為Jean Cantlie Stewart的《仁慈為本》中譯本。

孫中山1910年11月於大馬檳城寫給康德黎夫人的信。

約克國家鐵路博物館展出Kenneth Cantlie設計製造的機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