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蒙難室內已故國民黨元老胡漢民的題詩。右圖為清駐倫敦公使館秘書吳宗濂所著《隨軺筆記》題簽。

關於孫中山倫敦蒙難事件，孫中山本人的《倫敦被難記》及不少書刊都有翔述，大多指孫當日是被綁架進清駐英使館的，而孫本人在《倫敦被難記》中也一再表白是被誘騙、挾持到使館的。但細檢《倫敦被難記》及孫中山當時在倫敦的活動情況，卻發覺此說不無疑點。而比對較可靠的有關史料，更發現其實孫中山進清公使館是自投羅網，而且其中另有莫大的內幕。

      十月十日，孫中山首次進入清公使館。
      吳宗濂於清光緒二十六年（一九○一）刊行的《隨軺筆記》，其中《龔星憲計擒孫文致總署總辦公函》、《龔星憲計擒粵犯孫文復行釋放緣由》兩篇文字，都是孫中山倫敦蒙難當時的記錄和第二年（一八九七）的追記。
      因為這些都是當時駐英使館的內部文件和當事人文件，所以極富史料價值。
      根據該書所記：“九月初四日（即公曆十月十日），孫文行經使署之門，遇(館中專學造炮的)學生宋芝田，詢其有無粵人在署，宋曰：?珖有之。?玼孫即請見，乃進署門入。廳事英文四等翻譯官鄧琴齊刺史（廷鏗），粵產也，遂與接談，該犯(指孫中山)以異地遇同鄉，分外愜意。自言姓陳號載之，繼出金錶，以觀時刻，刺史索觀，則鐫有英文拼切於孫字，刺史恍然，然不動聲色。”

      自己上門 登堂入室
     《隨軺筆記》附錄《鄧翻譯與孫文問答節略》詳細記述了當日孫入使館後的談話：“九月初四日孫文來署，詢：'有無廣東同人，特來拜見。'此時翻譯鄧廷鏗出見，問其姓名，答以'姓陳，號載之'。問其到英何事，答前來遊歷，但已遊數日，各處均得以大概，惟行宮(即王宮，指白金漢宮)不能任人遊玩，閣下可設法令我一觀其盛否？鄧云可設法往遊。孫問英國有廣東人否？答有，均在海口。孫問可帶見否？答可以，遂定翌日同赴海口此約。”
      鄧廷鏗是廣東三水縣人，孫中山在廣州行醫時曾與他有一面之緣，但雙方都不知對方的姓名，所以兩人在使館見到格外親熱。孫告辭後，鄧廷鏗“急密告仙舟（使館職員龔心湛的號，公使龔照璦的姪兒）轉呈星使（指公使龔照璦），星使與馬格里、王鵬九兩參贊密商辦法，皆曰'可拿'。”

      再次登門 幽禁密室
      第二天上午，孫中山又興衝衝大步跨進了使館。他哪裏知道，使館上下已作好捉拿他的準備。《鄧翻譯與孫文問答節略》又記道：“初五日（即公曆十月十一日），孫於早晨十一點鐘到署，並在署早飯，擬赴海口。鄧云兩點鐘方可以去，即帶見馬參贊，告以曾在曾文正公幕府。孫云前洪秀全得地之後何以不能自守？馬答曰凡反叛得地不善佈置政體即不能自守。孫云中日之役，華兵潰敗如此，實為可慘，殆因不重洋務之故。現今中國重洋務者惟李中堂（李鴻章）一人而已，如中堂能以西法變華諒可不致如此。鄧云爾曾晉謁中堂否？孫曰去過一次，與羅稷臣相見。據云中堂不願見我，蓋因改裝剪辮之故。此次中國之敗，若在別國，必早變民主。鄧云天下事不必深談，可到別處房間看看，即帶其上第二層樓，順路過隨員李盛鐘臥房與李相見。……適參贊馬來問鄧譯件，鄧告以在三樓上，隨帶孫同往樓上。此時樓上房子已備齊全，引孫入房。馬、鄧二員一立在門內，一立在門外，比孫入房即將房門閉上，外面加鎖。馬參贊開口云，爾非姓陳，爾之金表內刊孫文二字，爾定是孫文。現奉欽差之諭將你扣留，問你在廣東所作何事，現正電告總署，必俟總署回電方能放出。你但安居在此房，不作犯人看待，只不許出門，如要看書均可取來。
      此將孫文引上樓房扣留之詳細情形也。斯時，馬出來，鄧進去問：你是孫文，號逸仙，再號帝像，字載之否？孫低頭不答，惟云：可准我回客棧然後再來或與人同去否？鄧答：'皆不能準。'”

      吳宗濂通洋務 鄧廷鏗遊世界
      吳宗濂（1856－1933）字挹清，江蘇嘉定人。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起龔照璦以候補三品京堂出使英、法、意、比四國，需要翻譯人才，乃由安徽巡撫沈仲復推薦，由吳宗濂擔任。中華民國成立後，做過駐意大利公使、外交部特派吉林交涉員、一九一八年參議院議員，他是個通曉洋務的有心人。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記述，民國成立後，鄧廷鏗曾嘗試求見孫中山：“按鄧廷鏗號琴齊，廣東三水縣人，乙未前孫總理在廣州行醫時嘗與鄧有一面之雅，故丙申遠遊倫敦，以他鄉遇故，自容易受騙。
      鄧曾任廣州某報記者，自稱?珖環球三周客?玼，蓋鄧時以生平曾三度環遊世界之經歷炫耀人前也。“辛亥革命後，鄧於民元二月嘗詣南京臨時大總統府投刺求謁孫總理，總統府副官某等知其曾陷害總理，欲治以漢奸之罪，特向總理請示。總理曰： '桀大吠堯，各為其主，已過之事，無庸深究，彼來求官，但不予之官足矣。'即令副官護送鄧出府，庶免發生危險，是可見總理器量之廣，殊非常人所及也。”

      此地英國欽差難致我罪
      於此可見，孫中山第一次到使館是親自登門拜訪同鄉，第二次到使館是應約而去，亦是自己走上門的。兩次到使館均無誘騙、挾持、綁架進去之事。
      關於這一點，還有很多史料可以說明，現略舉幾條。
      清駐英公使龔照璦在囚禁孫中山的十月十一日當天，給北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密電中說： “密。孫文到英，前已電達。頃該犯來使館，洋裝，改姓陳，按使館即中國地，應即扣留，唯時解回，約頗不易，當相機設法辦理。祈速示復，勿令竇使知，並請電粵督。璦歌。”
     “竇使”即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Sir　Claude　MacDonald）。清公使館恐怕竇納樂得知後打電報回國，致英國政府干涉。
      第二天（十月十二日），北京總署復電：“ 能按公法扣留，英不問，固好。解粵應設何法，能免英阻，且必到粵，望詳商律師。謀定後動，無令援英例反噬，英又從而庇之，為害滋大，切望詳慎。”
      十月十四日，駐英公使再電北京總署：“孫無忌憚，自來使館，勢應扣留。據問看管之鄧翻譯言，〔孫〕欲謀大事，唯時未至等語。有西人知粵督幾為所害，是反形已露。外部既以香港、緬甸約不能施之英京，現籌購商船，逞送粵，不泊英岸，可無他虞。船價煤工約需七千鎊，得載二千余噸船一隻，不用，變價亦可。否則釋放，仍派人密尾，窮其所往，亦不露痕跡。統乞速示遵行。璦庚。”
      這裏說得很清楚，是孫中山自己去使館的。
      其實，《倫敦被難記》所附馬格里致《泰晤士報》中寫道：“貴報引土耳其使臣在倫敦誘阿摩尼亞人事為佐證，殊不知本案並無所謂誘劫，彼原名孫文，偽名孫逸仙，所供之辭，如謂捕於道途，被挾入使館等語，皆至不足信者也。孫逸仙之至使館，係出己意，且為使館中人所不料。其初次之來在禮拜六日，即十月十號。二次之來在禮拜日，即十月十一號。”孫中山被釋放後，曾對馬格里此文發表過評論，除對文中所說原名、偽名等用語不妥加以批評外，對其他各點未置異議，特別是對兩次去使館的事實並未否認。
      孫中山本人也多次承認是自己到使館去的。孫中山在被拘禁的第二天上午（10月12日），他對鄧廷鏗說：“欽差(指公使龔照璦)留我有何主意？我昨夜三思此地乃係英國，欽差在此斷難致我之罪。否則我亦不自來署。”孫十分明確是“自來署”。10月15日，孫中山在與鄧的談話中亦承認自己“親詣使館”。

     “欲增滿清罪戾 不得不如此立論”
      既然是孫中山自己進入使館的，孫中山為什麼要在《倫敦被難記》裏說與真相不符的話呢？這個答案，孫中山“四大寇” 老友之一陳少白，在《興中會革命史要》裏道出了原委。
      陳少白說： “當時孫先生怎樣會被公使館拘留起來呢？照孫先生自己做的倫敦蒙難記所說：是道遇公使隨員鄧廷鏗（號琴齋），自言是香山同鄉，他鄉遇故，就拉到鄧家內談天。原來他的家，就是中國公使館。以後先生又遇到好幾次，未了一回，就被挾持登樓，禁諸室中。但是實際並不是這樣一回事。當時孫先生對我說，他早已知道公使館，他故意改換姓名，天天跑到公使館去宣傳革命，後來公使館的人疑惑起來，因為當時廣州起義之事，傳聞還盛，以為這人或者就是孫逸仙，公使隨員鄧廷鏗因為是同鄉，就試出他的確是孫逸仙，於是孫先生就被他們拘禁起來了。” 
      孫中山回國後，對戴季陶、胡漢民也說，是他自己走進使館去的。
      孫中山另一位老同志鄧慕韓在《孫中山先生傳記》裏也說： “按先生倫敦使館被難有二說：一為使館計誘，即先生自著《倫敦被難記》所述；一為先生自進，即先生事後對人所言。……以情理論，應取自進說，緣誘先生為鄧廷鏗，時不過為一使館微員，途遇一鄉人，安知即為先生？即知之，於倉卒間安敢行此非常手段。必須奉准公使，詳商辦法，然後進行。須歷若干時間，方能辦到，斷無即遇即禁如此之速。《倫敦被難記》所云計誘者，蓋著是書時，欲得外人同情，增加滿清罪戾，不得不如此立論耳。夫明知使館尚敢進去，益見先生革命之勇敢精神。特將采錄理由，附識於此，以釋群疑。”
      羅家倫編國父年譜（上冊六七頁）亦著明：孫中山“先一日並曾行經清使館，邀學生宋芝田……詢以館中有無粵人？欲向其宣傳革命大義，宋答有。先生進入晤鄧廷鏗……相約次日再來……是日（十月十一日）上午，先生果至……。”
      這很明白地指出：孫中山曾兩次進入清使館，並且都是根據自己的意思。
      以上一切都表明，孫中山本身“於中國使館之可畏，及其相距之不遠”實為“非全無措意者。”是他自己冒險闖進使館去的，而絕無綁架、挾持之事。他寫《倫敦被難記》故意說不知是使館，並說自己在入門前被挾持，目的是“欲得外人同情，增加滿清罪戾，不得不如此立論耳！”因此，他所說被挾持入使館後始發覺被綁架是由於“予至倫敦，為日猶淺，途徑未熟，彼良友之告誡，於予初無所濟也。”都是事後的託辭。
      孫中山獲釋後對外國報紙說使館中人說要把他“先行毒死，解華戮屍”的事，《隨軺筆記》透露“此蓋該犯臆造，藉以駭人聽聞也。”故實亦不無“欲得外人同情，增加滿清罪戾”的政治目的。
      由此可見，《倫敦被難記》的寫作，其作用是政治宣傳大於一切。
      梁啟超亦在其《中國歷史研究法》裏自認：“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變記》，後之作清史者記戊戌事，誰不認為可貴之史料？然謂所記悉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則？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將真跡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義，處處打幾分折頭，庶無大過矣！”
     《戊戌政變記》在當時也可說是政治宣傳品。

      早查明中英 無交犯之約
      孫中山抵英後，據他自己說，“無日不造訪康德黎君”。而康家就在清公使館一鄰之隔，孫中山每次訪康家來回必經清公使館。《倫敦被難記》中記述：10月4日，他與康德黎夫婦一起吃飯時， 康“戲謂中國使館與伊家為鄰，盍過訪之？”孫未開口，只是“相視而笑”。康德黎夫人即告誡他說：“彼公使館中人睹子之面，行當出而相捕，械送回國耳。”孫中山又說：其另一位老師“孟生博士邀余往餐，孟生君亦予香港舊識，曾授予醫學者。君亦笑謂予曰：?珖慎勿行中國使館，致墮陷阱。?玼”以孫中山的機智及行走江湖的經驗，加上師友的提點，絕不可能懵然不知清公使館的所在位置。
      其實他自己亦承認：“予以是於中國使館之可畏，及其相距之不遠，歷經良友之告誡，非全無措意者。”其實孫中山抵英後便有走訪清使館之念。孫中山拜訪孟生博士時，便直截了當地問：“滿清駐英使臣是誰？”“你認為我去使館訪問任何人是明智的嗎？”孟生博士斷然答復：“不可如此！”
      孫中山之敢闖使館，主要基於：“欽差（指清駐英公使龔照璦）在英無辦犯之權，中國與英國又無交犯之約，我早查明”。清使館在英國無權逮捕他，如抓他就違背國際公法，更無權辦他的罪，所以去使館清政府無可奈何他，他便有恃無恐。清駐倫敦公使館秘書吳宗濂在其《隨軺筆記》第二卷中說，孫中山到使館時“自言姓陳，號載之”。孫中山以為公使館沒人認識他，改名換姓後就萬無一失。當時孫中山流亡海外已一年，很想瞭解國內情況，特別關注清政府對廣州起義及他本人一案有何新動向。孫中山膽量過人，且富冒險精神。革命家謝纘泰1895年5月5日日記中寫道：“孫逸仙看來是一個輕率的莽漢”他會“不惜冒生命危險”，“他以為自己沒有什麼幹不了的”。

清駐英公使龔照璦。

孫中山恩師孟生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