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時位於利物浦的英國致公總堂外景。英國致公總堂第二次堂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炸毀(小圖)。

楊守仁在英聽到革命屢遭失敗，列強妄圖瓜分中國，心裏又急又恨，以致舊病復發，頭痛浮腫，痛苦難忍，勢單力孤，無法報國。便留下遺書，托石瑛、吳稚暉兩人將留英數年所積之一百三十英鎊中的一百英鎊轉寄黃興，作為運動革命之費，余三十英鎊轉寄其老母，以報答養育之恩。這樣安排之後，便赴利物浦的海邊，於一九一○年八月五日投水自盡。

      事後楊守仁的遺體被英國漁民撈起，聞訊急赴殉難處的楊昌濟等人悲痛不已，商量後事時寫信征求家屬意見，楊守仁的兄長楊德麟正在奉天（今瀋陽）籌備地方自治，回信說：“如中國有重見天日之時，則烈士英靈自當隨怒濤而東返，不然，大陸沉沉，猿鶴沙蟲，生者且不知死活，歸國又奚為乎！”        
      楊守仁去世後，旅居利物浦的華僑於次日召開追悼大會，以彰義烈，並將其遺體安葬於利物浦的安菲爾德公墓，在其地樹立一塊紀念碑，紀念碑上用中文寫“中國蹈海烈士楊先生守仁墓。”紀念碑下一塊用花崗岩製成的底座上，用英文刻“The Chinese Martyr For the Political Principal, Sou Zen Young Died 5th Aug. 1910, Aged  40 Years ( 中國烈士為政治思想而犧牲。楊守仁一九一○年八月五日逝世，享年四十歲。)”
      一年後，孫中山在南京專門為楊守仁、陳天華、鄭先聲等六烈士建祠紀念。
      近一個世紀過去，烈士依然客葬異鄉。旅英僑胞一直未曾忘卻這位為中國的民主與進步而犧牲的革命先烈，逢年過節常去掃墓。但葉落歸根，始終是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一個士兵，要不戰死沙場，便是回到故鄉。”畫家黃永玉刻在表叔沈從文的墓碑上的這句話，反映出中國人內心深處對故鄉的依戀。志士已逝，英魂長存。懷對楊守仁一個世紀的思念，衷心期待有朝一日，烈士能魂歸故里。
      目前楊守仁的故鄉湖南長沙縣的一些熱心人士建議，以楊守仁犧牲一百周年紀念日為契機，接楊守仁的遺骸回故土安葬，並在他的故土修建烈士陵園。此舉一是告慰烈士英魂，二是有利於搭建長沙縣海外交流平台。

      廢條約 救同志
      一九○六年秋間，楊守仁在上海得知魏蕃實與汪康年私將湘礦售於德國人開採，對這種出賣利權的行為深惡痛絕，遂約集留日學生易本羲、王延祉、唐支廈等力主廢約。而在滬同志童堯山、陳家鼎、廖秉衡等則主張追討魏、汪，公推楊守仁與魏抗爭。楊守仁不負眾望，徑赴魏處，佯稱需閱條約全文研究內容，魏不知其來意，將草約交給他閱讀，他即將草約帶走，由陳家鼎、王延祉等人將草約送往駐日清使楊樞並報外務部，使這一草約終於得以廢除。十二月四日，萍瀏醴起義爆發，楊守仁準備在上海回應，但因起義很快失敗而未能如願。一九○七年初，受萍瀏醴起義株連，湖北日知會案發生，劉靜庵、胡瑛、朱子龍、梁鍾漢、季雨霖、李亞東、張難先、殷子衡、吳貢三九人被捕，柳繼貞亦被囚於長沙，楊守仁到處籌款，設法營救。幾乎與湖北日知會案發生的同時，清廷在南京也大興黨獄，同盟會員楊卓林、孫毓筠、權道涵、段雲等被捕。楊卓林堅貞不屈，孫毓筠因畏禍動搖，供出王延址等多人，王延址被兩江總督端方懸賞通緝，楊守仁又設法通知王延址，使他脫險。在上海期間，他除策動回應萍瀏醴起義、營救受難同志，參與收回利權鬥爭外，還用主要精力協助于右任籌備創辦《神州日報》，繼續致力於革命的宣傳發動工作。

      旅英留學從事反清鬥爭
      一九○七年四月二日，《神州日報》在上海創刊，它是繼《警鐘日報》之後，革命派在國內出版的第一份大型日報，是這一時期同盟會在東南八省進行革命宣傳的一個重要言論機關。該報文字“以沉鬱委婉見長”，“激發潛伏的民族意識”。楊守仁為該報總主筆，在主持該報的八十天內，用“寒灰”筆名，撰寫社論十九篇和不少時事短評。他撰寫的社論和小品文，揭露和鞭撻清政府的專制統治和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陰謀，不遺余力。文章生動活潑，幽默滑稽，抒發真摯感情，時人譽之為 “公之文欲天下哭則哭，欲天下歌則歌”。該報創刊不久，因鄰居失火，殃及報社，楊守仁倉促中從三樓攀緣電杆而下，才得以脫險。災後，于右任無力恢復，自請辭職。此後一年多時間，全賴楊守仁與葉仲裕、汪彭年等人共同主持，艱苦支撐。一九○八年春，楊守仁被留歐學生監督蒯光典聘為秘書。隨行至英國。翌年冬，蒯光典因故罷歸，楊守仁亦辭秘書職，轉赴英國蘇格蘭阿伯汀大學學英文及數學等科，同時擔任《民立報》特約通訊員，此後，他作為同盟會駐英國的聯絡員，不僅積極為《民立報》、《中興日報》投稿為國內讀者介紹西方的民主思想，還秘密購置炸藥運回國內，幫助革命人士從事反清鬥爭。一九○九年八月至十月，孫中山流亡倫敦期間，楊守仁曾向孫中山建議設立歐洲通訊社，孫中山表示贊成，並致函當時在布魯塞爾的同盟會員王子匡，囑其與楊守仁“共同擔任之”。由於種種原因，這一計劃當時未能實現。
      一九一○年三月，汪兆銘、黃樹中等謀刺攝政王載灃，為了加大炸彈的威力，在北京騾馬市大街鴻太永鐵鋪鑄造了一個可盛近五十磅炸藥的“鐵西瓜”，由黃樹中、喻培倫於二十一日晚將其埋在什剎海附近的銀錠橋下，二十三日夜被人發覺，事泄，經西人化驗，裏邊的炸藥出自蘇格蘭，係由楊守仁從英國購買而來。

      孫中山：利物浦中國同胞全是革命黨人
      孫中山在1896年9月23日由紐約乘麥謁斯底號輪船，過大西洋，7天之後的9月30日中午抵達利物浦，並於當晚9點50分，乘火車到倫敦。孫中山在其《倫敦被難記》以及其後有關孫中山的傳記中，都沒有記錄孫中山在利物浦登岸在前往倫敦的數小時內，他的行蹤如何。
      他當時有沒有前往與港口非常接近的華人社區，仍是一個謎。目前仍沒看到在這段時間孫中山與利物浦華人接觸的記錄。
      其實，在孫中山抵達利物浦之前的30年，即1866年，已有第一批中國海員湧入利物浦。
      他們已經在接近孫中山登岸海港的Cleveland Square市內居住，並開設了自已的洗衣店和為中國海員提供供給的店鋪。
      在孫中山第一次到達英國並發生了倫敦蒙難事件之後的5年，即1901年，歐洲第一個華人社團英國致公總堂在利物浦的Cleveland Square誕生，而孫中山本人也於1904年在美國檀香山加入了致公堂。
      孫中山第二次前往利物浦，便有了較詳細記錄。據在1911年陪同孫中山一同回國，在倫敦大學學習化學的李曉生的手稿稱，在民國前一年（1910）的3月29日，廣州起義失敗，留英同學湘人楊篤生(守仁)欲返國助黃克強密謀再起革命，因病阻行，竟萌短見，自沉於利物浦海邊。
      孫中山收到其遺書後與石瑛從倫敦赴利物浦。孫中山先生建議為楊築基建碑，以資記念，但受到多番推諉。先生忍無可忍，忽然起立向桌上一拍說：“你須知楊先生是革命黨人，目前座中各人……我們全是革命黨人。目前在利物浦的中國同胞，一千數百人，也幾乎盡是革命黨人。”
      由此可知，在辛亥革命成功前，英國利物浦已經成為了革命基地。
      現在的利物浦致公堂執行主席黃惠生說，從祖輩得知，當年利物浦有不少華僑追隨孫中山鬧革命，也對辛亥革命作出經濟支持。
      現在利物浦致公堂和多個兄弟黨派也保持聯繫。
      目前的利物浦致公總堂內仍擺放一個非常古舊的孫中山先生遺照，從右至左寫上：“孫總理遺像”五個字，兩旁寫“革命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由此可見致公堂與孫中山的密切聯繫。

楊守仁協助創辦的《神州日報》。（上圖）《神州日報》時代的于佑任（下圖）。

英國致公總堂部分成員每年都去掃墓。英國致公總堂為先輩立的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