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時位於利物浦的英國致公總堂外景。英國致公總堂第二次堂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炸毀(小圖)。
楊守仁在英聽到革命屢遭失敗,列強妄圖瓜分中國,心裏又急又恨,以致舊病復發,頭痛浮腫,痛苦難忍,勢單力孤,無法報國。便留下遺書,托石瑛、吳稚暉兩人將留英數年所積之一百三十英鎊中的一百英鎊轉寄黃興,作為運動革命之費,余三十英鎊轉寄其老母,以報答養育之恩。這樣安排之後,便赴利物浦的海邊,於一九一○年八月五日投水自盡。
事後楊守仁的遺體被英國漁民撈起,聞訊急赴殉難處的楊昌濟等人悲痛不已,商量後事時寫信征求家屬意見,楊守仁的兄長楊德麟正在奉天(今瀋陽)籌備地方自治,回信說:“如中國有重見天日之時,則烈士英靈自當隨怒濤而東返,不然,大陸沉沉,猿鶴沙蟲,生者且不知死活,歸國又奚為乎!”
楊守仁去世後,旅居利物浦的華僑於次日召開追悼大會,以彰義烈,並將其遺體安葬於利物浦的安菲爾德公墓,在其地樹立一塊紀念碑,紀念碑上用中文寫“中國蹈海烈士楊先生守仁墓。”紀念碑下一塊用花崗岩製成的底座上,用英文刻“The Chinese Martyr For the Political Principal, Sou Zen Young Died 5th Aug. 1910, Aged 40 Years ( 中國烈士為政治思想而犧牲。楊守仁一九一○年八月五日逝世,享年四十歲。)”
一年後,孫中山在南京專門為楊守仁、陳天華、鄭先聲等六烈士建祠紀念。
近一個世紀過去,烈士依然客葬異鄉。旅英僑胞一直未曾忘卻這位為中國的民主與進步而犧牲的革命先烈,逢年過節常去掃墓。但葉落歸根,始終是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一個士兵,要不戰死沙場,便是回到故鄉。”畫家黃永玉刻在表叔沈從文的墓碑上的這句話,反映出中國人內心深處對故鄉的依戀。志士已逝,英魂長存。懷對楊守仁一個世紀的思念,衷心期待有朝一日,烈士能魂歸故里。
目前楊守仁的故鄉湖南長沙縣的一些熱心人士建議,以楊守仁犧牲一百周年紀念日為契機,接楊守仁的遺骸回故土安葬,並在他的故土修建烈士陵園。此舉一是告慰烈士英魂,二是有利於搭建長沙縣海外交流平台。
廢條約 救同志
一九○六年秋間,楊守仁在上海得知魏蕃實與汪康年私將湘礦售於德國人開採,對這種出賣利權的行為深惡痛絕,遂約集留日學生易本羲、王延祉、唐支廈等力主廢約。而在滬同志童堯山、陳家鼎、廖秉衡等則主張追討魏、汪,公推楊守仁與魏抗爭。楊守仁不負眾望,徑赴魏處,佯稱需閱條約全文研究內容,魏不知其來意,將草約交給他閱讀,他即將草約帶走,由陳家鼎、王延祉等人將草約送往駐日清使楊樞並報外務部,使這一草約終於得以廢除。十二月四日,萍瀏醴起義爆發,楊守仁準備在上海回應,但因起義很快失敗而未能如願。一九○七年初,受萍瀏醴起義株連,湖北日知會案發生,劉靜庵、胡瑛、朱子龍、梁鍾漢、季雨霖、李亞東、張難先、殷子衡、吳貢三九人被捕,柳繼貞亦被囚於長沙,楊守仁到處籌款,設法營救。幾乎與湖北日知會案發生的同時,清廷在南京也大興黨獄,同盟會員楊卓林、孫毓筠、權道涵、段雲等被捕。楊卓林堅貞不屈,孫毓筠因畏禍動搖,供出王延址等多人,王延址被兩江總督端方懸賞通緝,楊守仁又設法通知王延址,使他脫險。在上海期間,他除策動回應萍瀏醴起義、營救受難同志,參與收回利權鬥爭外,還用主要精力協助于右任籌備創辦《神州日報》,繼續致力於革命的宣傳發動工作。
旅英留學從事反清鬥爭
一九○七年四月二日,《神州日報》在上海創刊,它是繼《警鐘日報》之後,革命派在國內出版的第一份大型日報,是這一時期同盟會在東南八省進行革命宣傳的一個重要言論機關。該報文字“以沉鬱委婉見長”,“激發潛伏的民族意識”。楊守仁為該報總主筆,在主持該報的八十天內,用“寒灰”筆名,撰寫社論十九篇和不少時事短評。他撰寫的社論和小品文,揭露和鞭撻清政府的專制統治和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陰謀,不遺余力。文章生動活潑,幽默滑稽,抒發真摯感情,時人譽之為 “公之文欲天下哭則哭,欲天下歌則歌”。該報創刊不久,因鄰居失火,殃及報社,楊守仁倉促中從三樓攀緣電杆而下,才得以脫險。災後,于右任無力恢復,自請辭職。此後一年多時間,全賴楊守仁與葉仲裕、汪彭年等人共同主持,艱苦支撐。一九○八年春,楊守仁被留歐學生監督蒯光典聘為秘書。隨行至英國。翌年冬,蒯光典因故罷歸,楊守仁亦辭秘書職,轉赴英國蘇格蘭阿伯汀大學學英文及數學等科,同時擔任《民立報》特約通訊員,此後,他作為同盟會駐英國的聯絡員,不僅積極為《民立報》、《中興日報》投稿為國內讀者介紹西方的民主思想,還秘密購置炸藥運回國內,幫助革命人士從事反清鬥爭。一九○九年八月至十月,孫中山流亡倫敦期間,楊守仁曾向孫中山建議設立歐洲通訊社,孫中山表示贊成,並致函當時在布魯塞爾的同盟會員王子匡,囑其與楊守仁“共同擔任之”。由於種種原因,這一計劃當時未能實現。
一九一○年三月,汪兆銘、黃樹中等謀刺攝政王載灃,為了加大炸彈的威力,在北京騾馬市大街鴻太永鐵鋪鑄造了一個可盛近五十磅炸藥的“鐵西瓜”,由黃樹中、喻培倫於二十一日晚將其埋在什剎海附近的銀錠橋下,二十三日夜被人發覺,事泄,經西人化驗,裏邊的炸藥出自蘇格蘭,係由楊守仁從英國購買而來。
孫中山:利物浦中國同胞全是革命黨人
孫中山在1896年9月23日由紐約乘麥謁斯底號輪船,過大西洋,7天之後的9月30日中午抵達利物浦,並於當晚9點50分,乘火車到倫敦。孫中山在其《倫敦被難記》以及其後有關孫中山的傳記中,都沒有記錄孫中山在利物浦登岸在前往倫敦的數小時內,他的行蹤如何。
他當時有沒有前往與港口非常接近的華人社區,仍是一個謎。目前仍沒看到在這段時間孫中山與利物浦華人接觸的記錄。
其實,在孫中山抵達利物浦之前的30年,即1866年,已有第一批中國海員湧入利物浦。
他們已經在接近孫中山登岸海港的Cleveland Square市內居住,並開設了自已的洗衣店和為中國海員提供供給的店鋪。
在孫中山第一次到達英國並發生了倫敦蒙難事件之後的5年,即1901年,歐洲第一個華人社團英國致公總堂在利物浦的Cleveland Square誕生,而孫中山本人也於1904年在美國檀香山加入了致公堂。
孫中山第二次前往利物浦,便有了較詳細記錄。據在1911年陪同孫中山一同回國,在倫敦大學學習化學的李曉生的手稿稱,在民國前一年(1910)的3月29日,廣州起義失敗,留英同學湘人楊篤生(守仁)欲返國助黃克強密謀再起革命,因病阻行,竟萌短見,自沉於利物浦海邊。
孫中山收到其遺書後與石瑛從倫敦赴利物浦。孫中山先生建議為楊築基建碑,以資記念,但受到多番推諉。先生忍無可忍,忽然起立向桌上一拍說:“你須知楊先生是革命黨人,目前座中各人……我們全是革命黨人。目前在利物浦的中國同胞,一千數百人,也幾乎盡是革命黨人。”
由此可知,在辛亥革命成功前,英國利物浦已經成為了革命基地。
現在的利物浦致公堂執行主席黃惠生說,從祖輩得知,當年利物浦有不少華僑追隨孫中山鬧革命,也對辛亥革命作出經濟支持。
現在利物浦致公堂和多個兄弟黨派也保持聯繫。
目前的利物浦致公總堂內仍擺放一個非常古舊的孫中山先生遺照,從右至左寫上:“孫總理遺像”五個字,兩旁寫“革命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由此可見致公堂與孫中山的密切聯繫。
楊守仁協助創辦的《神州日報》。(上圖)《神州日報》時代的于佑任(下圖)。
英國致公總堂部分成員每年都去掃墓。英國致公總堂為先輩立的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