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際乒聯的決定，第31屆世乒賽定於1971年3月18日在日本名古屋舉行。但距離報名截止日期還差10天時，中國方面仍然沒有動靜，中國隊的缺席似乎已成定局。
      在此關鍵時刻，日本乒乓球協會會長後藤鉀二排除國內右翼勢力的阻擾，於1月24日親赴北京，希望以他的誠意，促使中方在最後時刻改變主意。後藤同意在中日雙方的會談紀要上專門提及，日方在比賽期間將遵守“日中關係政治三原則”，包括不執行敵視中國大陸的政策、不參加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等。
      為了進一步表示誠意，後藤明確承諾，一旦日中兩國乒協簽署了會談紀要，他將立即前往新加坡參加亞乒聯會議，並提出動議，開除台灣在亞洲乒協的席位，如果他的動議不被通過，他就立即辭去亞乒聯主席的職務。
      但是，中方談判代表堅持在談話紀要中寫上開除台灣席位的文字，並列為紀要的第一條。對此，後藤希望不要把超出乒乓球交流的內容寫進紀要。但中方堅持立場，後藤只能稱病不起，閉門謝客。會談陷入僵局，中國隊參賽出現第一次危機。
      1月29日中午，周恩來召集外交、體育和乒協等部門負責人在中南海開會。最後，在周恩來“要看事實，不要搞形式上的爭論”的原則指導下，中日雙方的會談紀要於2月1日簽署。
      天有不測之風雲。2月8日，南越軍隊在美軍的支持下，發動了“蘭山719”軍事行動，旨在切斷“胡志明小道”。為了聲援北越，周恩來專訪河內，並發表中越兩國聯合公報，強調如果美帝國主義繼續擴大侵略戰爭，“中國人民決心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甚至不惜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全力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國人民，徹底打敗美帝國主義”。
      在此大背景之下，柬埔寨王國團結政府（以西哈努克為首）教育和青年大臣江裕朗在會見中國乒協主席宋中時，明確提出他們將絕不與柬埔寨朗諾政府的乒乓球代表團同場比賽，並希望組成一個真正代表柬埔寨政府的乒乓球隊，將朗諾的代表隊驅逐出去，或者兩者都缺席。但江裕朗知道自己弱小的政府無力回天，希望中國也以缺席的方式，抗議朗諾政府。中國隊參賽出現第二次危機。
      而且，乒乓球隊赴日比賽一事，尚未得到毛澤東的批准，當周恩來將有關後藤鉀二來華會談的簡報呈送毛澤東審批時，毛在一個半月時間裏，既不批示，也不退回，而將它“留中不發”。
      3月14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召集外交部和國家體委的負責人開會。他神色莊重地問道：“我向大家提一個問題，我們究竟參加不參加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如果去了，是不是不突出政治？”
      與會者提出是否可以討論一下，再向周恩來報告？周表示同意。在當天晚上的緊急會議上，多數運動員和教練員表示，應當優先從政治上考慮問題，不參加比賽。但也有人表達了相反意見。例如，乒乓球隊男隊協理魯明榮認為，我們隊應該參加比賽，“不能把體育就當成政治，體育和政治畢竟有區別”。魯明榮的發言得到乒協主席宋中和教練員徐寅生的支持。最後，會議提出了一個折中方案：代表團前往名古屋，但是不參加比賽。中國隊參賽出現第三次危機。
      第二天，參加討論會的領導人向周恩來彙報。周說：“不比賽怎麼行？如果不參加比賽，就要失信於日本的後藤鉀二，也增加今後參加國際比賽的麻煩。”最後，周決定參加比賽，並要求男隊隊員在與朗諾政府的運動員相遇時棄權。
      周恩來將這一情況寫成報告，立即送給毛澤東請示。毛馬上批示：“照辦。”至此，中國乒乓球隊的參賽經過三次危機之後，才最後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