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在東北大學西安校園“九一八”五周年紀念大會上演講。
四川三台的東大校本部舊事
抗日烽火燃遍中華大地的1938年3月，從綿陽到三台的鄉間馬路上，比往日更加熱鬧，沿途車水馬龍，運送逃難行李的“駕駕車”，“雞公車”以及挑擔的青年學生，格外引人注目。這是東北大學的師生從川陝公路經綿陽轉道潼綿路，冒日軍飛機的追蹤轟炸，舉校遷來三台的一個場景。抵達後，他們暫借得三台縣舊試院與杜公草堂寺一部分及潼屬聯立中學一角（原軍閥田頌堯軍部舊址）為校舍，同年4月份在三台潼川鎮全面複課。
東北大學雖在“9.18”事變後名義上改為國立，但在張學良將軍兼任校長期間，均不受任何方面的支配，仍是一個獨自為政的高等學府。熱河失陷後，張學良將軍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提出辭職，代人受過，被迫下野。旅歐考察行前，張與幕僚密議“還鄉大計”時說道“武要保全東北軍實力，文要發展東北大學”。拳拳報國之心，盡在言表。
1937年，張學良將軍被軟禁之後翌年，國民黨CC派的臧啟芳取得了東大的校長職務，至此，東大便正式歸於民國政府的管理之下。1938年春，日軍轟炸西安，東大不得不再度遷校，最後一次搬家，舉校從西安遷至四川三台，歷時8年之久。
當時，工學院遷出，重點建設文、理、法、商學科。“不久工學院併入西北工學院，設文理學院、法商學院、文科研究所、史地學部。至1942年，學校共10個學系，教職員158人，學生649人。”5
八年抗戰歲月，是三台歷史上的啟蒙運動和黃金年代，國內數十位著名學者和教授先後來到三台任教，如趙紀彬、陸侃如、丁山、馮沅君、金毓黻、高亨、楊榮國、姚雪垠等先學曾麋聚于此，學生們激揚文字，辦文學社、實驗劇團、東北問題研究會，出壁報、政論、傳單，把一個千百年來游離在國家社稷和高深文化之外的川北丘陵縣份拉入了各種式樣的宏偉敘事。為四川高等教育的發展，留下了一大批知識人才。
1940年，著名學者金毓黻先生到東大籌備“東北史地經濟研究室”，儘管經費困難，物資匱乏，但在先生的苦心安排下，極短的時間內研究所便初具規模。一批研究生追隨先生不僅鑽研歷史，亦關注現實，成果頗豐。1942年，國民黨政府教育部令：改東北史地經濟研究室為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畢業給予碩士學位。東大的研究生教育，由此發端。
學術研究欣欣向榮
這一時期東大編印的學術刊物《東北集刊》、《志林》收錄了師生數百萬字的論文，研究課題從“大學精神”到“儒家政治思想的發展”；從“三台物價”到“東北人口發展的特點”，涉獵之廣泛，調查之縝密，論證之嚴謹，令人嘆服。學術研究欣欣向榮，學生活動蓬勃開展。學校通道兩旁一直延伸到大門口的壁報都是學生的創作，以宣傳抗日，抨擊政治腐敗，揭露社會黑暗為主要內容。
“學聲”、“黑土地”等社團聚集了一批熱血青年，成為進步學生成長的搖籃。學生劇團不僅在校內演出，還走出校門，三臺地區舉行義演，所得款物，捐贈前線，支援抗戰。
抗日宣傳深受歡迎
當年的三台實驗劇團實際也是東北大學進步學生組成的。由郭秉箴、高而公、劉黑枷負責，董每戟、張艾丁任導演，張的夫人郭一甯和董的夫人胡蒂子也常參加演出。
劇團每學期都要排演三四出戲劇，用戲劇的形式，向民眾宣傳抗日救國思想，深受歡迎。他們在城內的廣東館、華光廟和校內上演《鳳凰城》、《祖國在召喚》、《國家至上》、《草木皆兵》等抗日戲劇，觀眾常達千人以上，取得了較好的宣傳教育效果。
文藝晚會的內容更是豐富多彩。他們通過節目表演、詩歌朗誦等形式，激發同學嚮往光明、團結進步和愛國主義情感。
如姚雪垠教授的《紅燈籠的故事》、《差半車麥秸》等劇碼，都深深地留在同學們的記憶中。
東大學生除在每年“7.7”紀念日，“9.18”紀念日、“雙十節”集中會，開展形勢宣傳活動外，還利用課外時間到民教館、街頭、茶館，開展演講活動。飽受流離之苦的他們，以自己親身遭遇和所見所聞，控訴日本帝國主義在淪陷區燒殺淫掠的罪行和人民生活的痛苦，字字血、聲聲淚，聽眾無不熱淚盈眶、義憤填膺，場景十分感人。
這些血淚事實，加深了後方民眾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認識，激起了民眾強烈的愛國熱情。
學校還成立了許多進步社團，其中影響大、凝聚力強的除了“東北問題研究社”、“學習社”和“學聲社”，還有“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會三台分會”及其領導下的實驗劇團。
1945年2月，東大文學院一批進步教授以文學研究會、實驗劇團、合唱團三個組織的成員為基礎，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三台分會”。主要成員有陸侃如、馮沅君、趙紀彬、董每戟等，以及綿陽羅江鎮國立六中的桑常山、李廣田等學者和教師，還有東大學生徐放、劉黑枷、李堯東等，由徐放負責日常工作。辦有《文學期刊》雜誌。
同時，徐放還聯繫射洪太鎮的進步青年宋麥音、李天倪、王恕安等參加該社，出版了《文學青年》雜誌。以後，三台文協會又擴大為川北文協分會。
1945年3月，姚雪垠來校任教，也成為川北文協分會的主要成員之一。
一些進步同學還經常深入到農村和三台各學校開展活動，宣傳中共的全面抗戰路線，傳播革命思想，使一些青年成為有覺悟的抗日積極分子，有的還走上了革命道路，如三台潼川高中學生于思齊、段先玉、譚笑天等８人先後奔赴延安。東北大學師生的宣傳活動，促進了地方抗日救亡運動迅速發展，到1939年下半年，出現了全民抗日救亡的空前盛況。
在三台這座川北小城，東大度過了8年時光，在物力財力兩感窘迫的歲月裏，師生們直面困苦，笑對艱難，追求學術發展，傳播進步文化，那段日子因此而熠熠生輝，三台小城，因而平添萬千氣象。
老校友劉黑枷在文章《歌聲琴韻》中曾這樣回憶當年的情景：“我們那時在學校裏最愛唱的歌，是東北流亡三部曲、在松花江上等，每次唱歌都心潮激蕩，懷念故鄉，遙想前線，對真正領導抗戰的先進政黨激起無限景仰”。
1945年8月14日，東大師生與全國民眾一道迎來了抗戰勝利的曙光。在這場正義與邪惡的戰爭中，有數十位東大人奮勇向前，獻出了寶貴的生命，被授予烈士稱號。當勝利來臨，人們百感交集，東大陸侃如教授欣然提筆撰寫對聯：“萬里流亡，嘗膽臥薪，緬懷黑水白山，此時真個還鄉去；八年抗戰，收京降敵，珍重禹時舜壤，來日無忘守土難。”
上世紀的8年抗戰時期，為避戰火硝煙，保存民族文脈，中國教育界計有近百所國立大中學校相繼遷移西南大後方。內遷院校大多集中在重慶、成都、貴陽、昆明及周邊地區。
在國難當頭、艱難環境下，許多學者、教授嘔心瀝血，為國育人，學子含辛茹苦，為拯救國家和民族奮力求學，譜寫出了可歌可泣的歷史篇章。四川師範大學的大學精神，亦與這一文脈傳統相伴相隨。
私立川北農工學院的薪火傳承
時光流轉，到了1946年開春，東北大學校本部從四川三台遷返老家瀋陽。但是，該校部分師生已經習慣了八年抗戰中川西平原生活，願意永遠留在這方熱土上。
東北大學遷返後，當時的川北地區高等教育遂成空白。同年，國內知名川籍學者、原東大理工學院院長李季偉教授等人倡議，利用原東北大學校舍、遷余的部分圖書、設備與羈留的川籍和南方籍為主的大量師資和三分之二學生，續辦高等學府，籌備成立私立川北農工學院。
在李季偉的宣導下，1946年4月第12行政專員督察區召開教育視導會議，提出“請于國立東北大學遷移後，在三台創辦川北農工學院”的議案，議案通過後成立籌備委員會。
李季偉教授後來曾撰文回憶道：“乘東北大學遷移後，就其原有設備，因地制宜，改設川北農工學院，以期造就經濟建設所需之高級技術人才，以圖川北農工生產事業之現代化”，當時，這一提議引起了川北地區各界人士的極大關注，以這批師生為基礎，加之地方士紳“登高一呼”，得到川北各縣的廣泛回應。
其時，四川省第12行政專員督察區 (轄遂寧、三台、鹽亭、中江、蓬溪、安岳、樂至、射洪、潼南9縣)召開教育視導員會議，以出席的各縣代表為發起人，推舉各縣縣長、參議長及教育會理事長為籌備委員，成立川北農工學院籌備會，並推12區專員程厚之為籌備會主任，三台縣長李勁夫、參議長龍傑三為副主任。5月，成立川北農工學院籌備會。
會議決定成立總務組，宣傳組，設計委員會，基金籌備委員會，並聘李季偉為院長，同時會議決定全校設農業經濟系，農業園藝系，土木工程系，化學工程系，工商管理系和一個先修班，籌備會聘原東北大學理學院院長李季偉教授為院長。據國民政府教育部編纂的《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記載，籌備會於5月16日在東北大學校址上開始辦公，並以該日為校慶紀念日，鴻基初立，踵事增華，遂之成為了今日的四川師範大學前身。因此，四川師範大學的歷史也就從那時算起。
據史料記載，當時川北農工學院的命名，上報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審定時，曾遇頗多非議與周折，原因是"農工"二字的語意與"工農"相近，被認為含有共產主義說教，過多政治色彩，不符合國民政府的話語結構，因此首次申請，不被批復。好事多磨，後來經過"川北聖人"，民盟主席張瀾、以及曾任民國政府政治部三廳廳長、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相當於今日文化部部長）的郭沫若出面斡旋，始得認可並備案。其時，還經川康綏靖公署長官鄧錫侯、劉文輝分別簽字蓋章，復函同意川北農工學院啟用公章，川北農工學院始得應運而生，這一歷史軼聞，如今已幾近凐沒，鮮為人知，謹此披露，留存史冊，以饗讀者。
同年8月3日至15日，籌委會在成、渝、潼（三台）三地設三個招生考點並招生，最後錄取學生210人，9月下旬開學，建校工作順利推進，聘請清華大學留美海歸的農學碩士楊志龍為教務長，潭衛根為總務長，許可為訓導長，當時全院教職員工四十餘人。10月8日川北農工學院正式開學行課。其時，規模不大，校本部除了三座平房院子外，沒有一幢樓房。整個校舍幾乎全是木框架竹編壁，泥灰抹面的青瓦房。以當時的歷史條件考量，已算"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1947年和1948年暑假仍在成、渝、潼三地招生。1947年除原有的五個系一個專修班外，增設數理系和農田水利系，招生人數擴大到270人。1948年錄取了七個系和一個專修班新生，全院三個年級達650人。這時教職員工98人，學校規模逐步擴大，為學校改名提供了條件。
1948年是建校第三年，學生入學後，川北農工學校初具大學規模，同年11月1日至11月6日學院招開第五次董事會擴大會議，大會就改建大學提出議題並討論，最後會議決定1949年秋季招生時，改用"私立川北大學"名稱。
1949年，"私立川北大學" 正式成立，使用新校名繼續在成、渝、潼（三台）招生，除了原有的7個系外新增中文，歷史兩個系，此時全校學生已達975人，教職員工128人。同年11月，由於國內戰事的影響，校長王宏實宣佈，為保護學生安全，是日開始，疏散在校學生。1949年12月30日，三台獲得和平解放，私立川北大學由於偏安一隅，毫髮無損，再次躲過了內戰炮火的踐踏與蹂躪。
櫛風沐雨，一路走來。在當年川北農工學院的三台潼川鎮舊址上，建國後興辦了一所三台中學，如今已發展成為國家級示範中學，辦得有聲有色，在川內中學教育界聲名雀起，前景未可限量。
四川師範大學發韌於私立川北農工學院，對其前身東北大學來說，抗戰八年的流亡歲月淒美而又悲壯，令人不由得扼腕歎息，但對四川的高等教育發展卻是"因禍得福"，值得慶倖，因為由此造就出了一個本土高等院校----川北農工學院，"博學于文，行己有恥"，奠定了四川師範大學今日的大學精神與學術根基。
胡耀邦在川北大學的歲月
今日南充的西華師範大學校園裏，還保留著一座不顯眼的小屋，掩映在綠蔭叢中，那是胡耀邦在川北大學的辦公舊址，屋前碑文上書："胡耀邦同志辦公舊址----四川師範學院立"，見證了當年胡耀邦對川北大學的創建與發展所傾注的心血與關愛。同理，也可以說胡耀邦與四川師範大學的歷史緣分實在不淺。回望歷史，川北大學的誕生與東北大學有直接的歷史淵源。"川北大學"校名首次啟用於1949年，1952年終止使用。川北大學脫胎於抗戰時期的東北大學，前身是1946年創建的私立川北農工學院，1949年學院更名為私立川北大學。
1950年初，胡耀邦受命前往南充，履職中共川北區黨委書記、川北行政公署主任、軍區政委，是川北地區的第一任紅色"封疆大吏"。 這一年，胡耀邦35歲，也可以說是中國最年輕的"省委書記"。胡耀邦到任後不久，即以川北行署主任身份，主持召開原私立川北大學師生員工大會，通知在戰火硝煙中已疏散的師生返校。1月9日學校正式複課，學校工作遂之逐步恢復正常。
胡耀邦向來重視教育事業，對知識份子十分關心愛護。瞭解到私立川北大學舉步維堅，捉襟見肘的窘境後，當即作出一個被實踐證明是十分正確及時的決定，將川北大學遷址行署所在地南充，並將其私立性質改為公辦，由國家財政撥款解決其相關費用，教職工人員享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當時這種國有公辦身份，對一個地方學校（尤其是大學）日後的發展建設是極為重要的。
隨後不久，胡耀邦正式提出籌辦一所全區性大學。他提出："一、要親密地緊緊地團結起來；二、不看牌子只看貨色；三、對兩校師生同等看待，學生一律參加甄別考試。抽調一批得力幹部擔任學校領導，使學校很快進入正軌"。 實在是字夾風雷，聲成金石。胡耀邦辦事的風格向來是決定果斷，說辦就辦，雷厲風行，曾深得時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的鄧小平嘉勉，言之"有主見，不盲從"。
同年夏，在胡耀邦過問和督促下，即由川北文教廳正式行文，以私立川北大學經費來源合乎公立性，決定改其私立為公立，直接隸屬於川北行政公署。7月15日私立川北大學召開全校師生員工大會，行署文教育廳長賈子群宣佈成立川北大學教務管理委員會，委員會接管三台的私立川北大學和由墨學家伍非百創建的南充私立川北文學院，兩校合併為公立川北大學。在胡耀邦和川北行署關懷下，學校開始從三台搬到南充小西街大佛寺內。9月，私立川北大學改稱為川北大學。校務整理委員會改為校務管理委員會，9月24日川北大學開始行課。因此可以說，四川師範大學在建國初期的發展，就曾直接受惠于胡耀邦。
為加強對川北大學的領導，胡耀邦先後從自己兼任校長的川北革命大學抽調了一批文化素質高，事業心強的幹部，如蘇黎、趙承休、文啟訓等到川北大學擔任領導職務。他們都是當年中央組織部從華北大學抽調隨軍南下的大學生幹部。由蘇黎任秘書長，趙承休任校生活委員會主任。之前，川北大學僅有4位共產黨員，建有一個黨小組，蘇黎調去後成立了黨支部，後來發展了10多名黨員。
川北大學成立第一年，全校教職工184人，在校學生578人，以當時的歷史條件考量，已是蔚為大觀，為當時川北地區鄉鎮的學子接受高等教育打開了一條便捷通途。在胡耀邦關注下，川北地區的中小學教育也有很大發展。到1952年，平均每個縣有兩所中學，小學也比解放前增加了一倍，少數民族地區還開設了民族小學。此外，還辦起了許多工人業餘學校，農民夜校，有數萬工農群眾參加學習。胡耀邦外出視察時，事必親躬，常到各學校去察看教學設施，同教師們座談。根據當時政治運動頻繁的情況，他多次批示必須保持正常的教學秩序，保證教師隊伍的穩定，限制政治學習時間，星期日不得召開會議，防止學校教育被衝擊。
當時，川北在全國棋盤上並不佔有顯著的地位，它只有四川的四分之一。在社會經濟的發展上，同沿海地區不能相比。對全國的全盤工作來說，沒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但是，在從戰爭轉向建設這個偉大變局中，胡耀邦作為首任紅色"封疆大吏"， 在治蜀的謀略上頗有創見。胡耀邦根據川北地區的實際情況，創造性地、放手大膽地執行中央的路線方針，執行西南局的決策和指示，符合川北人民的現實利益和長遠利益。他臨政親民，通盤籌畫，協調各種社會力量，尤其尊重知識份子，注重發展文化教育事業，給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治蜀經驗。
在胡耀邦的直接關懷與指示下，川北大學成立伊始，學科設置就已初具規模，撤院設9個系：中國文學系、哲學歷史系、企業管理系、農藝系、農業經濟系、水利工程系、土木工程系、化學工程系、數學物理系。1951年，增設水利、土木、化工、農機和採礦5個速成專修班，成立"政治課教學委員會"和"時事政治學習委員會"，在系以下設教學研究指導小組，開始學習蘇聯教學經驗。學校從私立川北農工學院到川北大學短短的四年時間就完成了從學院到大學，私立到公立的過渡。這體現了學校勤儉辦學艱苦創業的傳統，學校僅用了兩年的時間就改名為四川師範學院。
1952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進行院系調整。同年10月，西南文教部給川北大學下文，決定"川北大學自1952年度開始改為師範性質的高等學校，遷入川北人民行政公署原址（現西華師範大學老區），原校名撤銷，改稱'四川師範學院'"。 在西南文教部下文成立四川師範學院的同時，下達了學校的調整方案。（一）原川北大學調出的專業：水利工程系併入成都工學院，土木工程系併入重慶建築工程學院，農業經濟系併入重慶西南農學院，企業管理系併入成都四川財經學院，化學工程系併入瀘州四川化工學院，農藝系併入貴州大學。（二）原川北大學的中國語言文學系、哲學歷史系、數學物理系留在四川師範學院。（三）調入四川師範學院的學校和專業：（1）川東教育學院（川東教育學院前身是1940年晏陽初創辦的私立鄉村建設育才院。設有鄉村教育系、社會學系、農學系、農田水利系、合作專修科、農林專修科、水利專修科。1950年12月1日由重慶軍事管理委員會接管，1951年2月更名為川東教育學院）的數理系及二年制數學專修科。（2）四川大學師範學院教育系部分教師；二年制物理、化學專修科；一年制數學專修科。（3）華西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歷史系、化學系、教育系部分教師。（四）原川北大學水利、土木、化工、採礦、電機等5個專修科停辦。
川北大學組建時，由於偏安一隅，受胡耀邦主任重用人才的感召，加之時稱"川北聖人"的中央民盟主席，國家副主席張瀾先生的引薦，學者心嚮往之，已是人才濟濟。校長賈子群教授，當時稱做校務委員會主任，中文系主任、國學專家李炳英教授、化學系主任張幼房教授等十幾位國內知名學者均是民盟或九三學社成員，整個川北大學的師資，民主黨派的學者占了很大比例，校園裏洋溢著民主大家庭的氣氛，教學科研開始有了新的氣象。
1952年，在全國高校院系調整中川北大學經拆分重組，師資分流，改為師範性質的高等學校，並遷入川北行署原址（今西華師大老校區），更名為"四川師範學院"（今西華師範大學和四川師範大學共同的前身），"川北大學"生存了短短不到4年，作為大學校名也就從此成為歷史。
其間，胡耀邦主政川北是第一次剛從戰火硝煙的"成都會戰"戰場轉入地方工作。面對大西南的動盪歲月和各種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他表現出卓越的領導才幹，很快就穩定了局勢，創造了出色的政績，尤其體現在興辦教育方面，建國初期公立川北大學的創建，與胡耀邦的殷切關懷，殫精竭慮，興辦教育的政令與措施是分不開。這一段歷史功勳，將留待今後出現治學嚴謹，有良知的史學家來補上這早已缺失的一頁光彩篇章，永存中國現代教育史冊。
對於胡耀邦在川北大學留下的思想及文化遺產，四川師範大學外語學院教授、文學翻譯家黃新渠先生曾于2005年作詩讚頌，題目為：《懷念胡耀邦同志》，全詩如下："莫歎青春難追回，休懼青史化成灰。留得浩然正氣在，人間日月同光輝。"這首詩歌雖短短四句，但卻充滿了中國知識份子和讀書人對一代民族偉人的深切懷念與敬仰，道出了川師人共同的心聲！
歲月悠悠，勿忘歷史。值此四川師範大學母校建校65周年校慶之際，我謹獻上這篇拙文，是為紀念母校所走過的歷程，期盼年輕一代學子能"溫故而知新"， 滋蘭樹蕙，志存高遠。俾師生校友得以追遠思故，鑒往知來，珍惜今天不再動盪不安的校園學習生活，為國家的強盛而發奮學習。
（二）
東北大學校長臧啟芳手書校訓（193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