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回國到北京訪友，朋友接我并送我到安排好的招待所，剛進大門，一個陌生青年迎上來：“您是李先生？我是司机小胡，等您一會儿了，黃總讓我來的，他說您在北京這几天我听您安排。”我愣了一下，黃總？噢，是大車？我半天才回過味來。
      大車和我認識有30年了，臨上車我給他打了個電話，說下午到北京，他說給我安排住處，我說有人給我找好了，在朝陽門，某街某號，你甭管了，晚上一起吃飯吧！沒想到大車真周到，給我派來了專車和司机，讓我覺得太那個了，我又不是什麼大人物，北京也不是陌生地，這大車，真是！晚上開席在一間會所，內有室內游泳池、健身房、瑜伽館，出出進進盡是洋人。單間內的豪華不用說，但透一种奢浮，覺不出舒适，四個穿旗袍的女子在彈奏民樂。
      七年沒見，大車、老七、惠儿和我自然親熱，都拍肚子表示發福了，同時也都顯露出年少時的嘎勁儿。大車說，今天沒多叫人，就咱四個，好好喝喝。開始上菜了，大約有七八個侍者忙乎我們四人，噪音太大，大車揮手讓旗袍們退下。菜品确實精致，每人一份，還沒吃完面前的小碟，就又上來小盅，一道一道，最后分不清吃了什麼。
      酒過三巡，菜過五味，話題展開。我提到，20年前我們几個在長安街的經歷，我寫了文章發表在北美發行量最大的中文周刊上。他們三人都露出不屑，大車先向我發炮：“我看你在國外呆得久了，被外國人洗腦了吧？現在的中國不是20年前了，中國經濟好了，有錢了，他媽的西方人就是生气，恨不得中國回到滿清，他們再來殖民！”老七接話茬：“跟你說吧，洋鬼子的強盜本性難改，八國聯軍搶了咱多少值錢的東西，今天又拿他們的民主來惡心人。”惠儿說：“現在中國多好，咱哥們都有錢了，大家熱熱鬧鬧，別回去了，加拿大哪有北京這人气？”我看出來了，在這問題上我与他們已經無法溝通，也就不想多費口舌。
      那頓飯花了四千塊錢，一個人吃了一千，還是打折价。回去后我感慨良多，當年血气方剛的青年，今天的利益階層，他們的行動綱領就是掙錢和享受，他們的精神哲學就是民族与民粹。中產階級的崛起，恰恰成為中國社會變革的強大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