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共紅一方面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前夕，項英、陳毅分別被委以中共中央分局書記、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項)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陳)之職﹐留在南方領導游擊戰爭。他們共同經歷了一生中最艱苦的三年戰爭歲月。
      這三年裏﹐他們無時無刻不是在國軍的圍剿中度過。接連的軍事失利和國軍在老百姓中施行的“保甲連坐”法﹐使他們的生存和活動空間急劇萎縮。為了保存自己﹐只能整年整月在山裏睡﹐外面跑。春夏天雨水多﹐全身都是泥巴﹐兩個多月沒干過。吃的是野菜﹑野果﹑竹筍﹑蛇等。根本不是人過的生活﹐像野人一樣。
      由於一邊是非人生活的煎熬﹐一邊是國軍不斷的封鎖﹑圍剿﹑欺騙﹑引誘﹐這樣的生活容易讓人感到前途渺茫﹐不知何日才是出頭之日。因而在游擊隊內部容易發生動搖﹑逃跑﹑甚至叛變的現象。
雖然如此﹐大多數游擊隊官兵都能跟這個集體﹐共同生活和戰鬥。
      那時中央軍區的經濟是民主的﹐一切賬目公開。賬目都在中央軍區的機關裏﹐一個時期公布一次。外邊繳獲多少﹐收入多少﹐用了多少﹐冬天做冬衣用了多少﹐夏天做夏衣又花了多少﹐都記得清清楚楚。對於這些﹐大家都沒說的。
      引起一部分人猜測﹑議論﹑以至不滿的﹐是項英﹑陳毅腰間鼓鼓囊囊的東西。
      原來﹐游擊隊雖然過艱苦的生活﹐但並不說明中央軍區沒有錢財。據陳毅回憶﹕“當時有很多的錢﹐什麼元寶呀﹑金條呀﹑大洋呀﹐相當多”。“機關經常有三四萬元存款。這些錢財都是從瑞金帶出來的。”
      項英﹑陳毅認為﹐這是共產黨的經費﹐發展事業﹑發展部隊﹐都要靠它﹐所以一個子兒也不能亂用。他們的責任就是切實保管好它﹐做到萬無一失。所以他倆就把它綁在自己的腰間﹑腿上﹐並且秘不告人﹑示人。然而﹐項英﹑陳毅的想法﹑做法﹐只有他們自己知道﹐這就難怪有人要猜測他倆“腰藏金銀”﹐還有人擔心他倆背錢跑到上海去過快活日子﹐而把大家丟掉。 　　
      陳毅看到一些人盯自己腰間異樣的眼神﹐聽到一些人背後的各種議論﹐就和項英商量﹐覺得由兩個領導人秘密保管經費的做法﹐再也不應繼續下去了。陳毅對項英說﹕“無論如何我倆不能再背這個錢﹐都是些金子﹑銀子﹐我倆背不動﹐拋又拋不得。你背﹐他就指你說﹕'屁股上翹起這麼一坨是什麼東西﹖'銀子是白的﹐眼珠是黑的﹐黑的看到白的就吸引人了。接下去﹐要是有一個謀財害命的人﹐一槍把你打死﹐把錢拿走﹐那損失就大了。”
      後來項英在皖南事變中﹐被跟隨在身邊的軍部副官處副官劉厚總陷害﹐就與他身上帶的金子﹑鈔票有關。
      陳﹑項統一認識後﹐決定把這事付諸民主討論。他們為此召集會議﹐將身上藏的金子﹑銀子﹑大洋都擺到桌上﹐然後陳毅對大家說﹕“這些錢是蘇區的﹐不是哪一個人的。不是我的﹐也不是項英的。我倆哪裏有錢﹖我倆和大家一樣﹐一個月12塊錢﹐扣6塊錢伙食費﹐還剩幾塊錢抽煙。這些錢可以讓那些忠實可靠的人去背。萬一他被打傷了﹐別人就把包袱解下﹐再背起來。部隊就靠這些錢。將來大發展的時候就有用了。”
      項英補充說﹕“我們有責任通知你們﹐萬一我和陳毅犧牲了﹐屍首可以不要﹐錢無論如何要保管好﹐不能落入敵人手裏。”大家見猜測的事現在公開了﹐也就理解了﹐最後決定由幾個最可靠的人分開來背這些金銀。從此﹐大家的心靠得更緊了﹐隊伍也更鞏固了。
      項英﹑陳毅採取的上述辦法﹐卓有成效地鞏固了內部團結。雖然以後不免有人“叛變革命”﹐但這卻使游擊隊更加純潔﹐更加有戰鬥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