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21日凌晨，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被軍區的造反派抓走，直接送到了預先準備好的軍區大院批鬥會現場。他被一些人戴上了用鐵絲簍子製成的高帽，尖利的鐵絲在楊勇的頭上劃出了道道血口，鮮血直流。造反派們還野蠻地猛按那頂高帽，想讓楊勇低頭認罪。
      楊勇對台下不明真相的民眾說：“我楊勇一不反黨，二不反社會主義，三不反毛主席。如果我有錯誤，歡迎同志們批評。”可是，他的自白卻招來了一陣粗暴的批鬥。
      從這天開始，楊勇成為階下囚。他的妻子兒女也遭株連。楊勇被隔離審查，來到邯鄲的解放軍裴堡農場監督勞動。
      清早，楊勇就被押到田裏勞動；晚上，專案組搞疲勞戰，整宿的輪番審訊，徹夜無眠。楊勇被關的地方四周全是稻田，蚊蟲特別多。他們既不允許楊勇夜裏關紗窗，也不允許掛蚊帳，還把一個200瓦的大燈泡放在楊勇的頭頂上，一天24小時亮，想用睏倦、蚊咬、燈烤、飢餓、乾渴、罰站等精神和肉體上的折磨配合他們疲勞審訊，來摧毀楊勇的意志。
      更卑鄙的是，這些人還千方百計地誘逼楊勇自殺。他們把楊勇關在五層樓上，撤去哨兵，窗戶大開，桌上擺上繩子和整瓶的安眠藥。每當楊勇對這種逼供和折磨抗議時，總會有人說：“受不了，你可以死嘛。”
      有一次，連續幾天幾夜審訊，楊勇實在熬不住了，就對他們說：“好吧，你們拿紙來，我按你們的要求交代，可得先讓我清醒清醒……”
      話沒說完，楊勇已經倒在椅子上打起呼嚕來，整整睡了一天。專案組來催材料時，楊勇在一張紙上寫下了曹植的《七步詩》：“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專案組的人氣得暴跳如雷，罰楊勇站了16個小時。楊勇硬是緊咬牙關堅持站，不低頭認錯，結果弄得腿漲腳腫，連鞋子也穿不上。
      有的時候，專案組的人折騰到半夜，全溜號吃夜宵去了，把楊勇一個人擱在那兒自我反省“問題”。楊勇可不管那一套，專案組的人前腳走，他隨後也跟去了。他對專案組的人說：“你們能吃夜宵，我為什麼不能吃？你們審我是加班，我幹了一天活又受你們的審也是加班，夜宵我也得吃。”說得那幫人啞口無言，只得照辦。
      1970年4月，北京軍區保衛部來了個幹部，宣布恢復楊勇的軍籍。楊勇聽後，激動得半天說不出話來。他被調到副業班勞動，他下田肯賣力氣，還常利用中午休息時間，戴草帽、掛毛巾在菜地裏鋤草。
      在裴堡農場期間，楊勇注意瞭解戰士的伙食、生活訓練狀況、醫療衛生情況等部隊建設中的實際問題。
      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後，中共中央決定開展“批陳整風”運動。這時，楊勇在連隊籃球比賽當裁判時摔傷了腿，在這種“大氣候”下，他住進了北京301醫院。不久，傳出了毛澤東對黃、吳、葉、李、邱等人的批評。來看望楊勇的高級幹部悄悄地把這些“小道消息”告訴了他。這對深受迫害的楊勇來說，確實是一個好的消息。
      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飛機在蒙古溫都爾汗失事。1972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批林整風”彙報會，在周恩來的建議下，毛澤東提名增補楊勇等三人參加了這次會議。
      1972年7月，楊勇被任命為瀋陽軍區副司令員，他愉快地接受了任命。8月1日，在周恩來的精心安排下，楊勇參加了“八一”招待會。第二天，楊勇的名字正式見報，並以這種方式公開恢復了名譽。
      1972年8月3日，楊勇離開北京前往瀋陽，任該軍區的副司令員。次年他改任新疆軍區司令員、自治區黨委第二書記，政治生活恢復正常。文：朱秀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