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高鶚是應該讀過這個注的，依張問陶與高鶚之間詩友、同年(舉人)、姻親的三重關係，張問陶寫下這個注，應該不是空穴來風。
      2.乾隆年間的進士，第一個寫出系統的《紅樓夢》書評《閱紅樓夢隨筆》的作者周春，在“紅樓夢記”中寫道，“乾隆庚戌秋，楊畹耕語余雲：‘雁隅以重價購抄本兩部，一為《石頭記》八十回，一為《紅樓夢》百廿回，微有異同，愛不釋手，……’時始聞《紅樓夢》之名，而未得見也。壬子冬，知吳門坊間已開雕矣。茲苕估以新刻本來，方閱其全”。這段話被現今的紅學家多次引用，它的重要性在於揭示了在程甲本開印的前一年(庚戌)，已有一百二十回手抄本出賣，而同時八十回本《石頭記》也是高價求售。
      怎麼解釋這個現象呢？總不會是一個曹雪芹寫了兩個不同的《紅樓夢》吧。
      3.十九世紀的大經者俞樾，以乾隆朝才出現的科舉考試要考五言八韻詩的事實，結合後四十回有關科場考作詩的描述，說後四十回“為高君所補可證”。
      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引用過這個例子，但又說不可靠，因為科舉考五言八韻詩起始於乾隆二十一、二年，曹雪芹還活，還在寫紅樓，也有機會運用為創作素材。我感覺若曹雪芹從未有過考科舉的經歷；或他死前幾年科舉新制才出現，他根本沒有機會嘗試，他是否能寫出那樣的過程也是值得懷疑的。所以，我還是把這條列在這兒。
      4.清末民初的清史藝文志的編輯者巴嚕特恩華在《八旗藝文編目》中記載：“《紅樓夢》一百二十回，漢軍曹霑著，高鶚補著”。同時期的畫史編輯人李放在《八旗畫錄後編》卷中寫道：“繪境軒讀畫記雲：‘（曹霑）工詩畫，為荔軒通政文孫。所著《紅樓夢》小說，稱古今平話第一’。漢軍高進士鶚，酷嗜此書，續作四十卷附於後，自號為紅樓外史”。兩個人，兩個不同場合，都說高鶚續補了後四十回。
      一百二十回的程甲本面世後，確實為《紅樓夢》的普及和轉播起了正面的作用。但乾隆嘉慶年間那種“開口不談《紅樓夢》，讀盡詩書亦枉然”的紅學熱，只是把《紅樓夢》做為酒余飯後的消遣讀物；學者們也只是津津樂道地索隱故事的來源，而不是對作者、對小說研究考證。所以，除了零星的言詞論及到續作與原作的不同外，更多數的讀者反倒接受了程偉元、高鶚序言中的謊言，接受了後四十回這個事實。

      (三) 新紅學派的貢獻
      一九二一年後，以胡適為代表的新一代紅學家，在對索隱派的批判中，涉及到了對後四十回的考證。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用了相當的篇幅討論後四十回的作者是誰。胡適並不想全盤否定高鶚的功績，只是如實地考證了續書的事實。按他的話講，就是“只是要證明《紅樓夢》的後四十回確然不是曹雪芹做的”，“後四十回是高鶚補的，這話自無可疑”。
      新紅學派的另一個祖師爺，受了半輩子窩囊罪的俞平伯，在胡適之後，出版了《紅樓夢辨》，用了比胡適更多的篇幅，從小說的故事情節和前後矛盾上，舉出多達二十條的例證，揭示後四十回對前八十回的篡改。他說，“我為什麼不憚煩勞，要去批評後四十回呢？這因為自從百二十回本通行以來，讀者們心目中總覺得這是一部整書，仿佛出於一人之手。即使現在我們已考定有高氏續書這件事情，也不容易打破讀者思想上的習慣。我寫這節文字，想努力去顯明高作的真相，使讀者恍然于這決是另一人的筆墨了。”
      換句話說，就是做紅樓考證的“撥亂反正”工作，還後四十回的本來面目。
      周汝昌，新紅學派的集大成者。也沒有忘記在他的經典之作《紅樓夢新證》中，為高鶚續書的結論，釘上最後的一顆釘子。他比胡適俞平伯更有利，因為到他寫書剖析後四十回時，幾個版本的脂硯齋評本已經被發現，他有了最新的史料。他認為，“只有通過這些偶爾倖存的批語，我們才可以擺脫開高鶚續書的影響，從而認識曹雪芹的真書和高鶚的偽書不同畢竟何在。”
      對照脂批，他找到了至少二十四個可定後四十回為“偽書”的證據，算是對高鶚最後的蓋棺論定。
      必須申明一下的是，一直有紅學家堅信程偉元講的是真話，後四十回確實是曹雪芹所著，高鶚的所作所為僅僅是對散亂的原著做了修補，這也正是張問陶所言“俱蘭墅所補”中“補”的真正意義。在維護《紅樓夢》完整性的訴求中，這一觀點正越來越多地被人們所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