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不少來自港臺的移民，尤其是上了年齡的人，談及中國的規範簡化字總是十分抗拒，他們把簡化字視為異類，一見到簡化字的讀物，就感覺不舒服。這些人認為簡化字改變了傳統文字的原貌，影響閱讀習慣，容易造成混淆；簡化字是中國政府無理的文字強行改革下的產物，它破壞了中國的傳統文化。也有人認為，簡化字扼殺書法藝術，難以表達文字的美感。有的甚至以預言家的口吻斷言，簡化字最終定會被繁體字淘汰而消失。
      所有持此類意見的人，相信可能是些從未使用過簡化字，較少接觸簡化字，或思想封建保守、目光短淺的人，甚至不乏仇視中國政府的人。由於他們缺乏實用上的比較，或不瞭解文字的特性及其發展史；有的是仇恨使他們失去理性，所以才造成種種偏見。
      筆者從小接受簡體字教育，所以，大部分時間都使用簡化字。但是，記得小學時的課文也有繁體字，課外閱讀的小說幾乎沒有簡體版。出國後，因國外的中文報紙、刊物大都使用繁體字，入鄉隨俗，便開始學習繁體書寫。
      經過使用比較，深深體驗到：簡體字改革實在是一種科學的文字改革，因不少中國字一個字就有二、三十劃之多，如不進行簡化，書寫或列印時既花時間又費筆墨，很難適應時代的節奏。簡化字就是為擺脫繁瑣才應運而生的，怕麻煩是人類的天性。例如，人類為避免麻煩，甚至世界各國都習慣借用簡單的外來語來取代本國的文字，世界各國統一使用的阿拉伯數字，就是其中一個最具說服力的例證。
      1995年，我在安省某校教授中文時，一家長說她女兒學寫自己的“鄭”姓時，總是不能記住“鄭”字的所有筆劃。後來她用簡化字的“鄭”字教她書寫，她一學便會。現在學中文的外國人，他們大都寧願選學簡化字。新加坡政府一直在實施華語簡化字教學，現在卑詩省學校局有學分的中文教學，也採用簡化字。溫哥華有的報刊部分版面也採用了簡化字，有的已經全部採用簡化版。
      隨香港回歸，不少香港人也開始學習簡化字；現在香港有的公共場所的指示牌已使用了簡繁體兩種文字。如果簡化字沒有它的優越性，怎麼會越來越多的海外人士接受它呢？
      習慣是後天培養的，正如有人習慣晚睡，也有人習慣早睡；有人習慣用刀叉吃飯，也有人習慣用筷子吃飯，更有人用手抓飯吃。任何習慣都可以根據需要做出調整和改變，例如，經歷了多個朝代的婦女纏足習慣，由於它的種種弊端，不就給徹底廢除了嗎？
      經過反復使用，簡化字的讀寫習慣是不難解決的。不要為皇后和前後的“後”字，及頭髮和發展的“發”字造成的所謂混淆而感到不安，它們只不過是多義字，而且它們的多義性也不是沒有道理的。皇后是皇帝妻子，按傳統習慣，在公共場合，她絕不能位於皇帝的前面，所以皇后的後字本身就有後面的意思。初生嬰兒的頭髮是從無或稀少逐漸長成濃密，年老時，頭髮便越來越少。頭髮的生長就是它的發展過程，所以頭髮的發字與發展發字並不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而且這一發展過程正合乎萬物的發展規律：簡——繁——簡。人類服飾的進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從只遮蓋下體的樹皮，到又長又闊又不方便的古裝，及現在簡單、輕便、實用的服裝。
      以一字多義對簡化字進行非議更是天大的誤會。事實上，一字多義是文字的普遍現象，沒有那種文字不存在一字多義。繁體字的一字多義更是多得不可勝數，例如“為”有做，變成的意思，也有是的意思；“爾”有你、那、如此、這等各種含義；“戰”有爭鬥、戰爭之義，同時有發抖的意思；“鎮”有壓、抑制的意思，亦有降溫的意思，也有城鎮之義。
      既然繁體字的一字多義可以接受，為什麼簡化字的一字多義不可以接受？這顯然是一種偏見。
      此外，有讀者看了我以前撰寫的《簡化字漫談》後，在電話中和我辯論，其中說到：沒必要把“鬥”字改成鬥。因為它已非常合理，而鬥字就毫無道理。我的回答是：事實正好相反，鬥字是從它的三個繁體字其中一個裏面抽出中間部分而成的，它的兩點代表兩個人頭，橫豎代表兩個身體，他們正打得不可開交；橫豎也可代表兩把劍在相拼。而“鬥”字的左右分別代表兩個大王各帶領一軍，列隊對陣而立，他們有可能準備開戰，也有可能正在和談。所以從字形上看，鬥比“鬥”更加形象。
      扼殺美感的想法也是缺乏藝術眼光的，古文字本身就有不少五劃以下的字，但這並不影響歷代書法家人在他們作品中的優秀表現。用簡單的線條也能表現出美，更是藝術的高深境界。其實那些發誓永不使用簡化字的臺灣人，也不得不屈從於線條簡單的台字，用之取代像纏上重重裹腳布的“臺”字。
      目前我們使用的簡化字，是五十年代中國的文字專家和語言大師，經過長期的努力研究，在民間試用和推廣，最終才定為正式使用的規範文字。其中有的是從古人的甲骨文、隸書或楷書直接搬過來的。
      例如：“眾”字源於甲骨文，“個”字源於西漢的《禮記》，“豐、萬、從、電、爾、雙、塵、岩”源于東漢的《說文解字》。“來”出於東漢的《西嶽華山廟碑》，“糧”出於東漢的《禮器碑》 ，“隱、無”出於東漢的《張遷碑》。東晉《爨寶子碑》的“與”，南北朝458年《爨龍顏碑》的“萬”字， 北魏鄭道昭《鄭文公下碑》的“亂”和“魯”，北魏《皇甫驎墓誌》的“台”等都是現在簡化字的原始依據。
      更多的簡化字是從古人的草書或行書演變而來的，例如：三國鐘繇《薦季直表》的“壯”和他的“於”《宣示表》。 東晉書聖王羲之的《草訣歌》的“東、長、豈、時、孫、為、違、發、車、傳”；《十七帖》的“揚”；《大觀帖》的“楊、樂、陳”；《快雪堂帖》的“問”；《喪亂帖》的“喪”；《澄清堂帖》的“魚”；《興福寺斷碑》的“門、許”；《快雪時晴帖》的“結”；《興福寺斷碑》的“許”字。《集字聖教序》的“彌”，“責”字也是出於王羲之的手筆。王獻之的“單、數、溫、順、險”（《淳化閣帖》），北魏《皇甫驎墓誌》的“煙”，齊朝《王慈萬歲通天帖》的“費”。隋朝智永《真草千字文》的“床、寧、煒、連、車”，還有他的“湯”。唐懷素《聖母帖》的“煬”。唐太宗的“愛、號”（《淳化閣帖》）和他的《晉祠銘》的“澤、紅”。唐書法家虞世南的“狀”字；《孔子廟堂碑》的“麥”。 唐歐陽詢的“嘗”，唐賀知章《孝敬》的“覺”。唐顏真卿《爭座位帖》的“頂”。唐孫過庭的《書譜》也可看到我們現在使用的簡化字：專、學、見、還、樂、會、陣、陽、爾、陳、險、張、偽、擇、詞、圓、蟬、暢等。還有唐柳公權的“濤”， 唐林藻《深慰帖》的“寬”。宋黃庭堅的“堅”，宋米芾《方圓庵記》的“圍、禮、飲”， 米芾的“評、斷”（《三希堂法帖》）； “賞”（《群玉堂米帖》）， 宋張浚的“計” （《三希堂法帖》）。金朝《草書韻會》的“亞、韋、凍、儉、賈”。元趙孟頫《大冠山詩帖》的“棲”。 元吳志淳的“應”，元楊維楨的“聲”，元禮的“訝”。明沈周的“囑”，明曾棨的“嘯”， 明董其昌的“練”，“曉”(《三希堂法帖》），明王鐸的“麗”和他的《擬山園帖》的“蓮”， 明桂彥良的“賢”(《三希堂法帖》）。金琮的“訪”(《三希堂法帖》），還有“畫”（《三希堂法帖》）等等，所有的這些字，都是簡化字的老祖宗。
      以上所說的一百多個簡化字，僅是筆者平時閱讀所發現的，實際上肯定遠遠超出此數。
      其實，現在普遍使用的簡化字大部分都是古人辛勤研究的結果，也許沒多少個是50年代文字專家自己創造出來的。此外，有的簡化字在民國時期已經普遍使用，當時叫“手寫體”，或叫“減筆字”。例如：過、體、萬、還、台、學、會、為……。
      當然，不排除也有的是當時的文字改革專家，或民眾創造出來的。改革本身就意味創新，如果改革必須受到原有基礎的約束，人類就只能永遠停留在原地，怎樣會得到進步與發展？請問那些說簡化字破壞文字原貌的人，原貌指的是甲骨文、石鼓文、還是小篆……？
      未有《漢字簡化方案》之前，繁體字豈不是文字原貌的最大破壞者？
      本文的另一稿數年前在本地一中文刊物刊出後，有讀者寫了篇《保護文化遺產》對它進行批評：“文字是不受時空局限”、“事物是從簡到繁” 、“毛澤東不屑用簡體的，只寫草字，連簽名也不簽簡體字”、“不能用文字來分化不同種的中國人” 。他的所有這些說法其實是不堪一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