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闖紅燈、亂停車輛、亂過馬路、亂扔垃圾，這樣的行為令人嫌惡。對此如何規制，令人糾結。客觀地講，上述行為在許多城市司空見慣，所謂法不責眾，這是監管的現實處境。僅僅批評教育、簡單罰款，事實證明並不十分有效。或許正因如此，武漢市才出怪招：武漢市文明辦通過媒體曝光了40名“不文明人士”，並且以後每周都要通過隨機抽取，曝光一批亂闖紅燈等不文明行為人。曝光確實有一種特殊的警示意義，也因此頗得一些執法者的青睞。近年來，從上海曝光80名違法網民名單及其個人資訊，到鄭州市警方設立“行人非機動車違法曝光台”，曝光措施不時見諸媒體，內容也各不相同，有的公布姓名和身份證號，有的地方還公布圖像資訊。
      曝光效果究竟如何，卻沒有具體資料佐證。但是，每次曝光引發的爭議，執法部門卻必須面對。在現有法律框架下，包括《行政處罰法》《治安管理處罰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實施條例在內的一系列法律條文或者規定中，都沒有允許執法部門在媒體公布被處罰者名單及其個人資訊的規定。按照“法無授權皆禁止”的原則，包括武漢市在內的許多曝光可以說是於法無據，是公權在“闖紅燈”。
      所謂罰當其罪，除法律規定外，任何人、任何機關，都不能、也無權要求行人對自身違法行為承擔超出法律規定之外的額外責任。否則，很容易造成執法權的濫用，進而使普通公民陷入隨意執法的威脅中。
      具體到武漢市的措施，其“隨機抽取”被曝光者的做法就值得商榷。隨機抽取的規則是怎麼確定的？通過類似福利彩票的形式公開搖出來？還是執法人員根據自己的判斷主觀確定？在人們對權大於法、錢大於法“潛規則”擔憂的背景下，隨機抽取如何保證一視同仁？如果每次隨意抽取的都只是普通百姓，“只揀軟柿子捏”，不僅會製造社會裂痕，也會影響法律信仰的樹立。
      至於曝光所涉及的隱私權，倒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曝光肯定會公開一部分個人資訊，但公開個人資訊卻不能與侵犯隱私划等號。眾所周知，公眾人物的隱私權往往會受到限制，這是基於公共利益。同理，在城市廣場、道路等公共場所，個人隱私權也要受到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制約。從這個角度來看，公眾對曝光措施的“隱私質疑”，固然反映了個人隱私意識的增強和進步；但也要意識到，隱私權並不總是堅固的擋箭牌。因此，判斷一項曝光舉措是否適當，首先要從政府的“權力清單”中檢索；政府採取任何治理措施前，都應認識到，任何公共領域頑疾的形成，都不能指望短平快的大劑量猛藥，而應從制度和法制中找根源，在提高公共治理水準上下工夫。比如，一些交通違法行為的存在，就與交通規劃不合理、紅綠燈設置有缺陷等有關。因此，武漢市在曝光不文明市民前，應該先考慮一下自己做得夠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