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麻醉劑的使用起始于十九世紀的歐洲，那個時候醫學被從神學中分离出來已經有一段日子了，維薩流斯的解剖革命也差不多給大多數醫生洗了腦，醫生們對身体的認識越來越精确，解剖尸体可以堂而皇之地登上醫學講壇成為醫學生的必修課。相比達芬奇躲在意大利偏僻修道院中，跟個吸血鬼似的偷偷摸摸畫尸体，這時的醫生們要多麼慶幸自己生對了年代。
      而与醫學知識并肩而行的是醫道哲學，人們對身体的認識促發了醫者對生命的考慮，一個越來越以人為本的現代醫學精神茁壯成長起來了。第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麻醉劑的尋找与使用。先有此要求的是外科手術，而另外一個有相同要求的就是分娩。
      在此之前，分娩的痛苦被視做理所當然的，自然的，甚至是不可被改變的，無論從醫學上，還是倫理上。最維護這個觀點的是教會，因為圣經很明确地記載分娩的痛苦是种懲罰，施加給女性是因為她們引導亞當吃了苹果。
      基于這樣宗教化的理解，任何想要解除分娩痛苦的舉動都可以被輕而易舉地認為是跟上帝作對。在十六世紀的歐洲，曾經有婦女因為要求減輕痛苦而被教會處死。
      到了十九世紀，醫學已經越來越以人為本。即使這樣，那時的歐洲依然有一場關于是否應該減輕分娩痛苦的爭論，固守圣經也許可以被看做是拘泥食古，于是就有人以“自然”兩字作為法寶，堅持無痛苦的分娩是違反自然的。英國醫生辛普森反駁說：如果一定要自然，我們就應該去走路而不是坐車。就這樣，在紛紛扰扰中他為維多利亞女王無痛接生了第8個小孩，扯上了女王，事情搞大了，那些嘰嘰喳喳的嘴這才閉上。那一年是1843年。
      很多時候我惊詫于文明之短，有相當一部分我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翻開歷史才發現，他們其實還不滿兩百歲。我們的文明确實太短了，以至于一些偏見，和產生偏見的思維方式并沒有离我們遠去，它總是時不常地露那麼一小臉。 如果一項發明，能讓世界上一半的人，一次甚至多次從中受益，難道這不令人激動嗎？還有什麼比解除痛苦更具備說服力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