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在武昌起義鄂軍都督府原址興建的辛亥革命博物館。

辛亥革命之後的近百年中，圍繞這場革命的探索與爭鳴始終未曾停止。由於各方界定革命性質問題遵循的標準不一，出發點和訴求也不盡相同，加上辛亥革命期間經歷政權更迭，讓學界民間對辛亥革命褒貶不一，成敗與否成了最根本的爭議。

      說辛亥革命成功者認為，這場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既為民族資本主義發展掃清障礙，又帶來了一次思想大解放，所以堪稱中國近代史上的豐碑。而說辛亥革命失敗者則認為，這場革命從政治方面看建立的政權只是塊“空招牌”；從經濟方面看，為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贏得的也僅僅是一個短暫的春天；從文化方面看，並沒對封建思想發起直接、致命的衝擊。因此既沒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也沒改變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民眾依舊生活在水深火熱中，所以是失敗的。
      中共掌握政權之後的幾十年間，大陸史學界對辛亥革命長期以來是立足於“批”的。在長期偏“左”的政治氛圍下，一些史學家自覺不自覺的採取了某種“迂迴”，把革命派圈劃成“資產階級中下層”的代表來研究，旨在證明資產階級的中下層比起上層來也屬受壓迫、受排擠的階層，代表這一階層的革命黨人的歷史功績也應適當肯定，可謂用心良苦。
      作為“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理論指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列寧本人在談到資產階級革命任務時曾說過：“資產階級革命面前只有一個任務，就是掃除、擯棄並破壞舊社會的一切桎梏。”因此，以反封建的標準去衡量資產階級革命任務完成與否、成功與否，辛亥革命看上去是成功的。它掃除了封建社會的最嚴重的桎梏——封建帝制。雖然之後從北洋軍閥到南京政府始終建立不起一個統一的穩定的統治秩序，但清政府的陳舊體制、陋習，如等級制度、官場禮儀、尊卑身份以至纏腳、蓄辮、服飾等都遭到重大打擊。人們在政治上、思想上得到了一次解放，社會風氣日新、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所以，列寧也謳歌辛亥革命是“真誠的民主主義的高漲”。
      上世紀五十年代，在中國曾有過“資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爭，根源就在於對列寧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定義理解有異。大陸史學界一般統一稱為“資產階級革命”，如果稱“民主革命”則必以“舊民主主義”冠之，以便和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區分開來。自此，大陸學者對這個問題基本上達成共識。但由於海峽對岸和一些外國學者始終持有否定辛亥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的論調，論爭趨向國際化並長期延續下來。
      換一個角度來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仍屬於社會革命範疇，而社會革命的實質是革命階級推翻反動階級的統治，用先進的社會制度代替腐朽的社會制度。衡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成功與否，是看反封建的革命任務是否完成。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最後落入袁世凱手中，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依舊。既沒變革封建土地所有制，英法等列強在中國的特權也沒觸動。連孫中山自己也承認“自辛亥革命以後，以迄於今，中國之情況不但無進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勢。軍閥之專橫，列強之侵蝕，日益加厲，令中國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獄”。這時的孫中山甚至認為，革命後的情形還不如清朝。清朝至少表面上是統一的，“中華民國”就連表面的統一都沒有了。
      然而看待歷史問題，需要放入歷史的背景中去考慮。中國封建勢力根深蒂固，推翻、消滅、決不是一兩次革命運動衝擊就能完成的。辛亥革命誠然沒有從根本上剷除封建主義，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敢於把皇帝拉下馬，這樣的舉動遠超出此前的太平天國、戊戌變法和義和團。沒有辛亥革命的成功，就不會有民主、平等意識在民眾心中的扎根。
      以政權轉移為依據來斷定革命全局是否失敗，孫中山等人失去了政權，充其量只能說這場革命的發動者和領導者遭到了失敗，並不等於整個革命全局的失敗。
      因此，想要為辛亥革命蓋棺定論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若單純強調某一方面而置其他方面於不顧，就會有誤入歧途的危險。只有以不同標準來看待不同問題，對辛亥革命的反思才會更深入，批判才會更理性，評價也才會更客觀。

      “如果可以選擇　康梁方式會更好”
      晚清時期，以康有為和梁啟超為代表的溫和派主張通過立憲方式改革；孫中山、黃興領導的則革命派認為只有用暴力推翻清政府，才能建立一個理想的共和國。歷史文獻《孫寶瑄日記》曾言，晚清末期，“人人心中都有一個梁啟超”。
      但1905年後，持溫和調適思想的梁啟超被激進的孫中山所壓倒，最終革命的風暴席捲中國。對此，台灣知名歷史學家張朋園先生在接受鳳凰網專訪時指出，如果歷史可以作出選擇，康梁的改革方式會更好一些，“畢竟這一過程中沒有流血，更沒有之後長達七八十年的社會動亂”。
      張朋園先生舉英法兩國的歷史作比較指，法國大革命在共和與帝制之間反復折騰了五次，激進的革命黨人要把一切舊有的制度毀滅，甚至不惜毀壞祖輩留下的千年基業，革命後的生產和社會生活也一直沒有恢復，民不聊生。英國則選擇了立憲的改革道路，建立起了議會，確立了民主制度。直到今天，英國經濟也總是比法國經濟要好許多。
      他認為，以和平的方式實現社會的演變和發展最好不過。革命雖然革除了許多積弊，但革命就是破壞，革一次命，老百姓多一次痛苦和流血，民窮財盡。當時，梁啟超選擇了英國的光榮革命道路，而孫中山則繼承了法國的暴力革命。但革命之後，社會經濟元氣大傷，久久難以恢復。

      流血革命未建成共和
      至於辛亥革命是否使得“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張朋園先生指出，民主是這幾百年來全世界最寶貴的觀念。辛亥革命前，民眾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這就是模倣西方的道路，西方怎麼變，我們就跟怎麼做。
      但當時中國生活水準很低、民眾知識水準很差，國家大事不可能由普羅大眾作主。當時中國的民主政治之所以走不上去，最重要的因素一個是跟西方的思潮走，另一個就是當時知識分子本身覺得中國的條件還不夠。這也是梁啟超改革之路難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他進一步指出，有皇帝照樣可以有民主，英國就是這種君主立憲政體。同樣道理，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朝的皇帝統治，但並不意味建立了民主社會，民主政治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政黨政治，當然必須是兩個或更多政黨的政治。而辛亥革命是以暴力方式造成了流血，不能說是共和。
      張朋園先生認為，誇大辛亥革命是不合適的，因為“它是此後幾十年動亂的開始，直到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社會才和平起來，走上了健康的道路。否則，我們國家不知道要吃苦到什麼時候，我覺得鄧小平走的是梁啟超希望的那條改革路。”
      另一方面，中國是儒家社會，這是區別於西方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但辛亥革命的暴力打破了這一道德體系，社會混亂、崇尚暴力。張朋園先生指出，中國一定要精神立國，即使繁榮強大了也不能侵擾他國，要堅持正義，不能學美國那樣在國內推行民主，對外卻大搞霸權，發動對回教世界的戰爭，在不同文明間種下難以消除的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