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台灣愛國者余清芳、羅俊、江定三人為首,舉行反日起義失敗。圖為余清芳(坐在黃包車上者)等人被押往台南監獄。新華社
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的首次歷史性變革,雖然最終革命成果被軍閥竊取,但卻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意義。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制度,促進了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為中國的進步打開閘門,使民主思想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
辛亥革命被中國共產黨稱為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翻了中國實行兩千多年的封建皇權制度,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之前中國歷次起義都是以一個朝代代替另一個朝代而結束,但辛亥革命卻徹底推翻帝制,並試圖建立新的政治體制——共和制。儘管後來民主共和規則受到北洋軍閥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壞,甚至一度有短暫帝制的復辟,但他們都不能從根本上顛覆眾望所歸的共和國體。
當時成功的中國革命黨人並沒有一個確切的治國方案,遂按照美國憲法、美國政治體制,實行總統共和制。儘管因為現實社會條件的限制和統治者們對約法的輕視,例如孫文為約制袁世凱而更改《民國約法》,袁世凱後來又因稱帝而中止了約法,民國初年民主共和體制並未真正貫徹實施,但這畢竟是中國首次試圖實行民主共和政體,推動了民主共和觀念在中國的傳播,使民主共和的價值觀得到了確立。
辛亥革命是一場深刻的思想啟蒙運動。自漢代董仲舒以來的中國思想中,君臣關係是“三綱五常”中三綱之首,皇帝不僅是政治上的權威,也是文化中諸多價值觀念的重要依據與合法性的來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價值觀和政治思想的同時,也對於中國傳統以儒家為主的諸多價值觀的權威性產生衝擊,致使在其後的新文化運動中一度出現打倒孔孟、“全盤西化”等民族虛無主義思想。文化權威的消失,也造成這一代知識分子產生前所未有的焦慮感,因此如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三民主義、社會主義等具有完整系統的新價值體系,成為了大批中國知識分子的新信仰。
孫中山說:“在南京所訂民國約法,內中只有?珖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玼一條是兄弟主張的。”有了這一條,民主共和便成了“正統”,人們不再把自己看作皇上的“子民”,開始意識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
這種情況下,各種政黨、社會團體和報章雜誌像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政治生活空前活躍,民主精神普遍高漲。它為中國的繼續前進創造了重要條件。
而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社會上更迅速掀起一個如火如荼的興辦實業的熱潮,對中國工業化的發展起到了推進作用。人們認識到必須實現工業化,國家才能臻於富強。實業集團紛紛成立,開工廠、設銀行成為風氣。民族資本主義的經濟力量在短短的幾年內就有了顯的增長,無產階級隊伍也迅速壯大起來。
但是,由於歷史的局限,辛亥革命在終極意義上失敗了,因為中國的社會性質和民眾的生活狀況都未得到徹底的改變。革命的果實為代表西方列強利益的軍閥、官僚、政客所攫取,民國名不副實。
此外,從辛亥革命各省獨立回應開始,中國進入長期分裂混亂之中,除了袁世凱曾在二次革命後曾短暫大致統一全國外,其他中華民國的政權都未能直接統治整個中國(如號稱統一的國民政府只能收到五個省的稅收)。
長期的分裂及戰亂,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及現代化建設造成很大的阻礙。誠如孫中山在他的遺言中指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台灣受鼓舞 抗日聲勢起
辛亥革命勝利後,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建立了中華民國,這個喜訊極大鼓舞了當時遭受日本鐵蹄蹂躪的台灣民眾,一場場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席捲台灣,革命鬥爭形勢空前高漲。
當武昌起義勝利的消息傳到台灣,人人奔相走告。許多人一夜之間剪掉辮子,以示慶賀。1912年1月孫中山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在南京招待中外記者發表談話時明確表示:“中國如不能收復台灣,即無法立於大地之上。”這又極大地鼓舞了台灣人民。當時在上海大量發行了孫中山、黃興等人的畫像,武昌起義的戰爭圖畫。台灣的商人則大量輸入這些書畫,同時島內各地的書店也翻印這些書畫,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人們爭相購買。
台灣文化協會領導人王萬得曾說:當時台灣社會各階層人民,連一般家庭婦女和兒童都知道辛亥革命了,人們把這個重大事件概括為三句話:“唐山發生了革命,?珖漩桶?玼已經退位,孫逸仙作了大總統。”“漩桶”和“宣統”二字諧音,是“尿桶”的土語。台灣人民故意把“宣統”讀成“漩桶”,以表示對清朝封建統治者的痛恨和蔑視。
由此可見,辛亥革命對台灣民眾的影響是巨大的。台灣人民積極醞釀反日的民族革命運動,驅逐日本人,光復台灣。僅1912年至1915年的4年間,與辛亥革命有直接或間接聯繫的較大規模的抗日活動就達9次。與辛亥革命有直接關係的是羅福星領導的台灣光復運動。
1912年12月,孫中山獲得台灣民眾響應辛亥革命消息,派熟悉台灣情況的同盟會員羅福星等人秘密到達台灣,旨在宣傳辛亥革命之成功經驗,開展抗日軍事鬥爭,爭取台灣回歸。羅福星等人到台灣後,迅速在台北、基隆、宜蘭、桃園、台南等結納志士,發展組織並且很快建立了中國革命黨(又名同盟會)台灣支部,入會者多達9.5萬人,引起日本殖民統治者的不安。1913年下半年,日本軍警實行全島大搜捕,羅福星等921名革命志士不幸被捕,其中羅福星等200多人被判極刑,這就是在台灣歷史上著名的“苗栗事件”。
台灣震驚中外的西來庵事件,也是一場受辛亥革命影響的反日鬥爭。這場鬥爭的領導者余清芳、江定、羅俊以西來庵等處為據點,建立抗日組織,號召台灣全島民眾“奮勇爭先,盡忠報國,恢復台灣”。參加者遍及台北、南投、台南、嘉義、屏東各地。
1915年7月,有數千人臨時起義,與日本軍警血戰幾晝夜,慘遭失敗。日本統治者利用這一事件濫殺島內無辜民眾數萬人,余清芳等被判死刑者達一千多人。
據有關史料:日據時期50年中,台灣為民族抗日鬥爭做出犧牲者65萬人。
革命團結華人 傳播標準華語
作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廣泛影響了近代亞洲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列寧把辛亥革命視為“亞洲的覺醒”,辛亥革命在亞洲打響了民主的第一槍。
辛亥革命時,馬來半島和新加坡華人介入中國的革命活動是史無前例的,雖然革命活動主要在於挽救中國,但這一行動已對當地華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孫中山於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臨時總統後,許多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的中立派及保皇派分子轉而支持孫中山。武昌起義後,馬來亞和新加坡各地華人剪掉辮子,另一方面,在同盟會和孫中山的號召下,當地華人也積極捐款支持革命運動。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後,民族主義思潮,成為馬來亞和新加坡華人與中國維繫關係的主要指導。孫中山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展開革命前,當地華人是不團結的,常有幫派和籍貫的鬥爭。幫派鬥爭影響華人社會的經濟成長並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團的合作。
1906年,孫中山在吉隆坡主持同盟會支會成立儀式時發出警告說:當地華人的不團結最終將導致整個華人社會的崩潰。因此同盟會展開各種宣傳活動,如閱書報社、夜校、戲劇表演,使到不同方言的集團為孫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這使得不同籍貫的華人有機會學習相互瞭解,相互合作以解決共同的難題。通過不間斷的聯繫,華人的團結精神和國民意識逐漸被加強和發展起來。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擁有團結思想的組織。
另一項最主要的發展便是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的學校傳播標準華語,主要目的在於打破使用以往的方言教學。這使得不同籍貫的華人間有了共同的媒介語。
孫中山的革命思潮帶為馬來半島和新加坡帶來了新的思想,衝擊了華人傳統的舊社會和舊傳統。平等和自由之觀念因此不斷傳開。鼓勵設立女子學校,女人被允許加入社會活動和參加孫中山革命。
孫中山革命成功後,在1912年8月13日成立國民黨。得到英國殖民政府的許可後,便在馬來亞成立國民黨馬來亞支部。由於英國當局認為非與英殖民政府對抗,1912年12月18日,又許可在新加坡成立北京國民黨星洲聯絡支部。國民黨在馬來亞繼續作合法活動,直到1925年其註冊被吊銷,理由是未根據社團法令提供所需的資料。雖然如此,國民黨的活動未停止,而是繼續秘密地存在。而國民黨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活動,為日後的抗日戰爭、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政治運動等都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變化從一頭一腳開始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讓中國人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包括生活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讓中國千千萬萬男人和女人的生活發生重大變化的,一是與男人相關的“剪辮子”,因此有人說辛亥革命是“從頭開始”的;另一是與女人相關的“放裹腳”,因此也有人說辛亥革命是“從腳開始”的。
“新禮服興,翎頂補服滅;剪髮興,辮子滅;愛國帽興,瓜皮帽滅;天足興,纖足滅;陽曆興,陰曆滅;鞠躬禮興,跪拜禮滅……”取消大人、老爺等稱呼,代以先生、君等等,這些都是南京臨時政府採取的許多移風易俗的措施。這些措施的實行雖不徹底,但在正式場合仍可看到和過去有明顯不同,人們的精神面貌發生很大變化。
但與此同時,辛亥革命也帶來負面影響,令全國陷入事實上的解體和分裂狀態,尤其對農村民眾生活的影響巨大。
1900年出生在四川南溪縣的中國營養學開創者鄭集,1911年辛亥革命發生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少年,因此他清晰記得這場歷史變故如何改變了他的家庭。鄭集在1992年寫了一本傳記,其中記載到:“這一巨大的震盪(辛亥革命)迅速波及到川南的廣大農村。當時一些不逞之徒,趁改朝換代的混亂局面,到處興風作浪,為非作歹,以致盜賊蜂起,打家劫舍,社會秩序一片混亂”。如斯狀態持續了很久,“直到第三年春上,鄉下依然盜匪猖獗,秩序混亂”。
根據《鄭集傳》的記錄,這樣的變故基本是發生在鄉村,還沒有波及縣城。
出生在1901年的福建省漳平縣的鄭超麟,是托洛斯基派早年在中國的代表人物,在他的自傳中也描繪了辛亥革命的社會歷史細節。
他在自傳中寫道,漳平在辛亥革命的最初階段並沒有立即混亂,因為官府構架基本沒有大動,只是改了稱謂。“辛亥革命後,為了表示和專制朝代有所區別,便改變官制稱謂'總督'改為'都督','知縣'改為?珖知事?玼”,漸漸地,“縣府二級撤銷了”,變革在繼續,開始實行“本省人可以做本省的縣官,打破了幾百年?珖迴避省籍?玼的禁忌……各縣紳士以及革命前在福州讀法政學校的學生紛紛活動出來做官”。鄭超麟還記得,“廢除?珖迴避省籍?玼的禁令,比改變縣官稱謂,更引人注意。”
“前朝卸任的官比本朝現任的官,更有權威”,這給鄭超麟留下了深刻印象。有意思的是,當時漳平最基本的氛圍還是“首先,皇帝沒有了。這一點,漳平縣老百姓無論如何想不通。世界怎麼可以沒有皇帝呢?自從盤古開天地都有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