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台灣愛國者余清芳、羅俊、江定三人為首，舉行反日起義失敗。圖為余清芳（坐在黃包車上者）等人被押往台南監獄。新華社

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的首次歷史性變革，雖然最終革命成果被軍閥竊取，但卻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意義。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制度，促進了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為中國的進步打開閘門，使民主思想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

      辛亥革命被中國共產黨稱為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翻了中國實行兩千多年的封建皇權制度，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之前中國歷次起義都是以一個朝代代替另一個朝代而結束，但辛亥革命卻徹底推翻帝制，並試圖建立新的政治體制——共和制。儘管後來民主共和規則受到北洋軍閥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壞，甚至一度有短暫帝制的復辟，但他們都不能從根本上顛覆眾望所歸的共和國體。
      當時成功的中國革命黨人並沒有一個確切的治國方案，遂按照美國憲法、美國政治體制，實行總統共和制。儘管因為現實社會條件的限制和統治者們對約法的輕視，例如孫文為約制袁世凱而更改《民國約法》，袁世凱後來又因稱帝而中止了約法，民國初年民主共和體制並未真正貫徹實施，但這畢竟是中國首次試圖實行民主共和政體，推動了民主共和觀念在中國的傳播，使民主共和的價值觀得到了確立。
      辛亥革命是一場深刻的思想啟蒙運動。自漢代董仲舒以來的中國思想中，君臣關係是“三綱五常”中三綱之首，皇帝不僅是政治上的權威，也是文化中諸多價值觀念的重要依據與合法性的來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價值觀和政治思想的同時，也對於中國傳統以儒家為主的諸多價值觀的權威性產生衝擊，致使在其後的新文化運動中一度出現打倒孔孟、“全盤西化”等民族虛無主義思想。文化權威的消失，也造成這一代知識分子產生前所未有的焦慮感，因此如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三民主義、社會主義等具有完整系統的新價值體系，成為了大批中國知識分子的新信仰。
      孫中山說：“在南京所訂民國約法，內中只有?珖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玼一條是兄弟主張的。”有了這一條，民主共和便成了“正統”，人們不再把自己看作皇上的“子民”，開始意識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
      這種情況下，各種政黨、社會團體和報章雜誌像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政治生活空前活躍，民主精神普遍高漲。它為中國的繼續前進創造了重要條件。
      而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社會上更迅速掀起一個如火如荼的興辦實業的熱潮，對中國工業化的發展起到了推進作用。人們認識到必須實現工業化，國家才能臻於富強。實業集團紛紛成立，開工廠、設銀行成為風氣。民族資本主義的經濟力量在短短的幾年內就有了顯的增長，無產階級隊伍也迅速壯大起來。 
      但是，由於歷史的局限，辛亥革命在終極意義上失敗了，因為中國的社會性質和民眾的生活狀況都未得到徹底的改變。革命的果實為代表西方列強利益的軍閥、官僚、政客所攫取，民國名不副實。
      此外，從辛亥革命各省獨立回應開始，中國進入長期分裂混亂之中，除了袁世凱曾在二次革命後曾短暫大致統一全國外，其他中華民國的政權都未能直接統治整個中國(如號稱統一的國民政府只能收到五個省的稅收)。
      長期的分裂及戰亂，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及現代化建設造成很大的阻礙。誠如孫中山在他的遺言中指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台灣受鼓舞 抗日聲勢起
      辛亥革命勝利後，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建立了中華民國，這個喜訊極大鼓舞了當時遭受日本鐵蹄蹂躪的台灣民眾，一場場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席捲台灣，革命鬥爭形勢空前高漲。 
      當武昌起義勝利的消息傳到台灣，人人奔相走告。許多人一夜之間剪掉辮子，以示慶賀。1912年1月孫中山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在南京招待中外記者發表談話時明確表示：“中國如不能收復台灣，即無法立於大地之上。”這又極大地鼓舞了台灣人民。當時在上海大量發行了孫中山、黃興等人的畫像，武昌起義的戰爭圖畫。台灣的商人則大量輸入這些書畫，同時島內各地的書店也翻印這些書畫，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人們爭相購買。
      台灣文化協會領導人王萬得曾說：當時台灣社會各階層人民，連一般家庭婦女和兒童都知道辛亥革命了，人們把這個重大事件概括為三句話：“唐山發生了革命，?珖漩桶?玼已經退位，孫逸仙作了大總統。”“漩桶”和“宣統”二字諧音，是“尿桶”的土語。台灣人民故意把“宣統”讀成“漩桶”，以表示對清朝封建統治者的痛恨和蔑視。
      由此可見，辛亥革命對台灣民眾的影響是巨大的。台灣人民積極醞釀反日的民族革命運動，驅逐日本人，光復台灣。僅1912年至1915年的4年間，與辛亥革命有直接或間接聯繫的較大規模的抗日活動就達9次。與辛亥革命有直接關係的是羅福星領導的台灣光復運動。
      1912年12月，孫中山獲得台灣民眾響應辛亥革命消息，派熟悉台灣情況的同盟會員羅福星等人秘密到達台灣，旨在宣傳辛亥革命之成功經驗，開展抗日軍事鬥爭，爭取台灣回歸。羅福星等人到台灣後，迅速在台北、基隆、宜蘭、桃園、台南等結納志士，發展組織並且很快建立了中國革命黨（又名同盟會）台灣支部，入會者多達9.5萬人，引起日本殖民統治者的不安。1913年下半年，日本軍警實行全島大搜捕，羅福星等921名革命志士不幸被捕，其中羅福星等200多人被判極刑，這就是在台灣歷史上著名的“苗栗事件”。
      台灣震驚中外的西來庵事件，也是一場受辛亥革命影響的反日鬥爭。這場鬥爭的領導者余清芳、江定、羅俊以西來庵等處為據點，建立抗日組織，號召台灣全島民眾“奮勇爭先，盡忠報國，恢復台灣”。參加者遍及台北、南投、台南、嘉義、屏東各地。
      1915年7月，有數千人臨時起義，與日本軍警血戰幾晝夜，慘遭失敗。日本統治者利用這一事件濫殺島內無辜民眾數萬人，余清芳等被判死刑者達一千多人。
      據有關史料：日據時期50年中，台灣為民族抗日鬥爭做出犧牲者65萬人。

      革命團結華人 傳播標準華語
      作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廣泛影響了近代亞洲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列寧把辛亥革命視為“亞洲的覺醒”，辛亥革命在亞洲打響了民主的第一槍。
      辛亥革命時，馬來半島和新加坡華人介入中國的革命活動是史無前例的，雖然革命活動主要在於挽救中國，但這一行動已對當地華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孫中山於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臨時總統後，許多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的中立派及保皇派分子轉而支持孫中山。武昌起義後，馬來亞和新加坡各地華人剪掉辮子，另一方面，在同盟會和孫中山的號召下，當地華人也積極捐款支持革命運動。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後，民族主義思潮，成為馬來亞和新加坡華人與中國維繫關係的主要指導。孫中山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展開革命前，當地華人是不團結的，常有幫派和籍貫的鬥爭。幫派鬥爭影響華人社會的經濟成長並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團的合作。
      1906年，孫中山在吉隆坡主持同盟會支會成立儀式時發出警告說：當地華人的不團結最終將導致整個華人社會的崩潰。因此同盟會展開各種宣傳活動，如閱書報社、夜校、戲劇表演，使到不同方言的集團為孫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這使得不同籍貫的華人有機會學習相互瞭解，相互合作以解決共同的難題。通過不間斷的聯繫，華人的團結精神和國民意識逐漸被加強和發展起來。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擁有團結思想的組織。
      另一項最主要的發展便是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的學校傳播標準華語，主要目的在於打破使用以往的方言教學。這使得不同籍貫的華人間有了共同的媒介語。
      孫中山的革命思潮帶為馬來半島和新加坡帶來了新的思想，衝擊了華人傳統的舊社會和舊傳統。平等和自由之觀念因此不斷傳開。鼓勵設立女子學校，女人被允許加入社會活動和參加孫中山革命。
      孫中山革命成功後，在1912年8月13日成立國民黨。得到英國殖民政府的許可後，便在馬來亞成立國民黨馬來亞支部。由於英國當局認為非與英殖民政府對抗，1912年12月18日，又許可在新加坡成立北京國民黨星洲聯絡支部。國民黨在馬來亞繼續作合法活動，直到1925年其註冊被吊銷，理由是未根據社團法令提供所需的資料。雖然如此，國民黨的活動未停止，而是繼續秘密地存在。而國民黨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活動，為日後的抗日戰爭、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政治運動等都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變化從一頭一腳開始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讓中國人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包括生活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讓中國千千萬萬男人和女人的生活發生重大變化的，一是與男人相關的“剪辮子”，因此有人說辛亥革命是“從頭開始”的；另一是與女人相關的“放裹腳”，因此也有人說辛亥革命是“從腳開始”的。
      “新禮服興，翎頂補服滅；剪髮興，辮子滅；愛國帽興，瓜皮帽滅；天足興，纖足滅；陽曆興，陰曆滅；鞠躬禮興，跪拜禮滅……”取消大人、老爺等稱呼，代以先生、君等等，這些都是南京臨時政府採取的許多移風易俗的措施。這些措施的實行雖不徹底，但在正式場合仍可看到和過去有明顯不同，人們的精神面貌發生很大變化。
      但與此同時，辛亥革命也帶來負面影響，令全國陷入事實上的解體和分裂狀態，尤其對農村民眾生活的影響巨大。
      1900年出生在四川南溪縣的中國營養學開創者鄭集，1911年辛亥革命發生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少年，因此他清晰記得這場歷史變故如何改變了他的家庭。鄭集在1992年寫了一本傳記，其中記載到：“這一巨大的震盪（辛亥革命）迅速波及到川南的廣大農村。當時一些不逞之徒，趁改朝換代的混亂局面，到處興風作浪，為非作歹，以致盜賊蜂起，打家劫舍，社會秩序一片混亂”。如斯狀態持續了很久，“直到第三年春上，鄉下依然盜匪猖獗，秩序混亂”。
      根據《鄭集傳》的記錄，這樣的變故基本是發生在鄉村，還沒有波及縣城。
      出生在1901年的福建省漳平縣的鄭超麟，是托洛斯基派早年在中國的代表人物，在他的自傳中也描繪了辛亥革命的社會歷史細節。
      他在自傳中寫道，漳平在辛亥革命的最初階段並沒有立即混亂，因為官府構架基本沒有大動，只是改了稱謂。“辛亥革命後，為了表示和專制朝代有所區別，便改變官制稱謂'總督'改為'都督'，'知縣'改為?珖知事?玼”，漸漸地，“縣府二級撤銷了”，變革在繼續，開始實行“本省人可以做本省的縣官，打破了幾百年?珖迴避省籍?玼的禁忌……各縣紳士以及革命前在福州讀法政學校的學生紛紛活動出來做官”。鄭超麟還記得，“廢除?珖迴避省籍?玼的禁令，比改變縣官稱謂，更引人注意。”
      “前朝卸任的官比本朝現任的官，更有權威”，這給鄭超麟留下了深刻印象。有意思的是，當時漳平最基本的氛圍還是“首先，皇帝沒有了。這一點，漳平縣老百姓無論如何想不通。世界怎麼可以沒有皇帝呢？自從盤古開天地都有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