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大禹治水，是為解決百姓居住安全，有糧果腹的“民生”問題。如今中央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調控治理房價，也是為瞭解決改善百姓的民生問題。因“吃、住、行”歷來是中國百姓的三大民生。眼前，當GDP的增長和老百姓收入的增長望塵莫及每年以20%——100%的增幅上竄的房價的時候，“房價”已成為數億老百姓很頭痛的困擾。所以中央調控治理房價的決策無疑是英明的！但令大禹困惑的是：“治房價怎麼不像我治水那樣在水域全過程手，而只是在這個產業的終端做文章，什麼房產稅、限購令等等都是在最後末端去亡羊補牢，這樣能奏效嗎？”
      筆者說：因為“房價”在房產業的終端呵，不從這入手，又從哪里下藥呢？大禹曰：“我來治房價就從這個產業的規劃、生產、銷售全過程做起，至少以下幾點我要給力推進。”
      第一：從源頭手，調控抑制房價瘋漲的推力。要求地方政府從指導思想上把地房產業作為“GDP工程”轉變到把地房產業作為“民生工程”上來。“推高GDP，增加財稅收入”不能成為地方政府發展地房產的第一追求。眼前，地方政府與開發商一樣是房價上漲的受益者。房價上漲除開發商獲得暴利之外，GDP增高、稅收增加也使地方政府也受益匪淺。不然為什麼房價一下降，房屋交易一冷清就有地方官員出來振臂疾呼：“買房就是愛國”；而在房價瘋狂上漲，中央三令五申的時候，卻沒有地方官員站出來對開發商大喊幾聲“降價就是愛國”。
      第二，在房地產業的生產、銷售的全過程擠水份，壓泡沫。今年元月海南省瓊海市博螯一家樓盤賣裝修房房價13000元/平一20000/平，號稱每平米投入4000人民幣裝修費用。筆者到現場樣板房一看，裝修費用水分可能有三分之二。如果擠出這2000——3000元的水份，這個房價是不是就應該下來呢？如果在房地產的材料、生產、銷售全過程，地方政府相關執政執法機構，到各個環節擠一擠，壓一壓，水份、泡沫決不會少。在擠壓水份、泡沫的基礎上用行政手段定價和限價，把房地產利潤限制在合理的範圍不是不可行的，不是無法可依的。我們對糧價，對交通產品價格能夠行政調控”，而對三大民生的“住”的“價”也應能調控管理。
      第三，行政手段給房產品定價、限價應是非常時期非常之舉，非行不可。當前推高房價的剛性需求，是不少人把房產品作為像股票那樣的投資品。看到房價每年以20%——100%的增幅上漲，老百性都心裏發慌，慌的手中的人民幣在以20%——100%降幅貶值，他不投資房地產才怪。如果不以非常之措把房地產的上升空間壓下來，勢必出現“房價越上漲，投資房地產的資金越多；投資房地產的資金越多，房價越上漲”的惡性循環。當全國人民都出於無奈的去投資房地產之時，經濟悲劇也就出現了。能夠有強有力的手段去調控經濟正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優越性。
      第四、花大力建設房地產業管理機制。近二十年來中國房地產業發展之快是令人難以估計的。但眼前產業的規劃，行業法規健全，行業監管執法隊伍的建設等諸方面遠遠不能適應房產業發展的需要，沒有一個適應產業發展需要的有效率的管理機制，產業發展過程的諸多無序，就勢難避免。如果各級政府能像管理、調控糧食產銷，交通產銷那樣用心思，下大力地去調控管理房地產業，才可能是治理房價的根本。
      第五，宣導培育中國特色“房商文化”。中國現代大生產形式的房地產業只是近二十年的事，其行業的道德、規矩、責任沉澱成“房商文化”還有一定的過程。前二十年，中國房商大都賺得……下二十年，中國房商是否應當把建城、建鄉、民生放在第一位？在房商的追求利潤的時候也需以商業道德和社會責任感來抑制欲望、規範行為；認識自覺地擠水份、壓泡沫；自覺的服從和配合政府行政手段來規範市場，這也是房地產業健康發展，長治久安的必要之舉。可不可以辦“中國房商”學習班呢？大禹這樣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