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重慶被國民政府定為陪都，政治地位得到極大提高。蔣介石為了配合由他發起的“新生活”運動，針對該市賭博盛行的狀況，先後六次嚴厲查禁賭博。
      1940年12月14日，蔣介石給重慶市政府發布訓令：“……近據查報，公務人員及其眷屬打牌聚賭之風甚盛，……茲特重申明令嚴加申儆……飭憲警分區負責查拿懲辦。”這是第一次。
      1941年1月30日，蔣介石發手令給重慶衛戍總司令部：“最近重慶賭風甚熾，尤其軍政機關文職人員與黨政各院部高級官員最多，應徹底密偵，嚴拿為要。”這是第二次。
      1941年9月27日，蔣介石給重慶衛戍總司令部司令劉峙、憲兵司令部司令賀國光、重慶市警察局長唐毅發了手令：“重慶賭風仍盛，迭令嚴禁，迄未見效。以後凡屬賭博案件應照軍法審判從重懲處，不得送普通法庭處理。”這是第三次。
      1941年12月，在重慶衛戍總司令部第四次衛戍會上，蔣介石到會指示：“渝市之盜匪與賭娼均應限期肅清。”這是第四次。
      1945年5月15日，蔣介石發手令稱：“近聞重慶賭博之風甚熾，應即負責查禁，對於黨政軍高級人員及其家屬，尤應特別嚴格執行，毋畏避權勢，稍存姑息。否則以各區衛戍憲警主管人員怠忽職守之罪，按律論處。”這是第五次。
      1946年6月10日，國民政府已還都南京，蔣介石仍發電給重慶市政府說：“據報，渝市自政府還都後秩序日壞，最近各大街小巷賭攤林立，中正路一帶，幾舉目皆是。……希查明處辦。”這是第六次。
      自從蔣介石1940年12月第一次手令下達後，重慶衛戍總司令部、重慶市政府、市警察局及憲兵司令部立即遵照命令，聯合展開查禁活動。但效果不佳。
      一個多月後，重慶衛戍司令劉峙於1941年2月4日召集憲兵司令部、重慶市警察局和衛戍總司令部相關官員召開“重慶衛戍總司令部查禁賭博會議”，商討對策。該會議決定出18項查禁、逮捕措施，範圍鋪開，至全民禁賭。
      重慶衛戍總司令部將會議決定通知各機關、部隊執行。此外，重慶衛戍總司令部與重慶市政府、市警察局、憲兵司令部還會商擬定《抗戰時期查禁賭博暫行辦法》，呈報國防最高委員會核准。該辦法規定，參賭者分別處以五年、三年、一年、六月等有期徒行，並處罰金五千、三千、二千元，屬軍人或公務員的，從重處斷。
      重慶市警察局在查禁賭博方面，十分積極。1942年1至9月，市警察局司法科處理賭案208件，處理涉賭人員男1048人，女124人。
      當時，由於政紀、軍紀不良，中央機關人員和軍人參賭，聚賭現象較為普遍。一些警察在抓賭過程中，多次被軍方人員辱、毆打，糾紛不斷。1943年1月16日，軍事委員會專門製定《取締軍人賭博暫行辦法》。該辦法規定，軍人賭博由憲兵負責查輯，由軍法機關審判，地方警察無權干涉。
      1945年7月27日，因蔣介石對禁賭效果不滿，命令不斷，重慶市政府再次訓令警察局：“轉發委座手令已兩月，公共場所及路旁仍隨時發現賭博情事，值勤路警間有不理者。為此，重申前令，切實取締為要。”
      1946年6月24日，市政府訓令市警察局、民政局、保安警察總隊：“一周內全部肅清，期滿後，如再發現有上項情事，即以該管警察分局長、區長、保甲長及保安警察總隊隊長包庇論究。”市警察局還組織了督查人員秘密調查。
      由於國民政府的自身局限等複雜因素，蔣介石在重慶轟轟烈烈推行的嚴查賭博活動，雖暫時、部分地遏止了賭博風，但注定無力根除，只能禁而不止。文：王宗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