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一切罪惡，都包藏在秘密的中間，罪惡是秘密的內容，秘密是罪惡的淵藪。我們若想禁絕罪惡，必須揭破秘密。”1919年，李大釗化名“明明”以《秘密外交》為題，刊發在《每周評論》上的這段話，挪用作時下正熱的“維基解密”廣告詞，恰當至極。而幾個月來，維基解密真正引起轟動的是25萬份美國外交電報。
      在聽到和看到那些所謂的“秘密”之後，人們很容易得出這樣的判斷：秘密外交仍是國際政治的全部，政治領導人個個兩面三刀，由國家所主導的外交活動充滿了令人作嘔的醜陋與惡。 
      100年前，李大釗的時代，“秘密外交”受到了第一次嚴峻的挑戰。各國秘密簽訂的種種協約最終使歐洲深陷水深火熱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秩序的反思者終於出現。美國總統威爾遜歷史性的“十四點和平原則”第一點，便要求廢除秘密外交，認為外交事務必須處在公眾的視野之內。 
      然而100年後，當年扯起廢除秘密外交大旗的美國，成了後起的革命者“維基解密”最大的敵人。難道百年之後，國際秩序和世界體系又到了重大調整的歷史時刻？至少阿桑奇和“維基解密”是這樣認為的。在接受《紐約客》雜誌採訪時，他說：一場披露秘密的“社會運動”能夠“令許多倚重隱藏真相的政府倒台——包括美國政府”。 
      試圖建立一個透明因而正義的世界的阿桑奇們得到了絕大多數人的讚譽，特別是在那些還不享有言論自由，“秘密”仍是權力主要護身符的幽暗國度裏。然而阿桑奇被捕後，批評者的聲音也從未斷絕。除了作為阿桑奇敵人的各國政府和外交部門外，亦有大量質疑聲音，是由同樣以批評政府為志業的媒體人、專欄作家和公共知識份子們發出的。這些自由世界的中立批評者們的基本問題是：縱然通過透明與公開馴服權力是人類應該追尋的目標，但海量未經證實的所謂“秘密”以不審查的方式發布，難道真的目標清晰，且符合公共利益嗎？ 
      海量資訊無選擇性的供給，既使得人們很難區分試圖扳倒腐敗權力的英雄和難以計數的權力窺淫癖者，又造成了真正具有改變性的行動的闕如；除了透過數量龐大的八卦或不確定資訊，把“不能相信政客、政治充滿了謊言與欺騙”這樣的常識性生活經驗擴大為普遍的政治冷感之外，沒有任何推動性的實踐價值。於是，大量的評論以“無政府主義者”命名阿桑奇們。現在看來，這樣的稱呼似乎也並沒有什麼錯。 
      如果人們把阿桑奇從“秘密權”入手通過“透明化”來馴服公權力的努力，視為是對國家合法性的挑戰的話，將會發現，國家合法性的衰落及其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正是我們這個全球化時代的主流政治脈搏，互聯網只是最有效卻也最混亂的那個呈現平台。 
      19世紀末一直到20世紀初，是無政府主義大流行的時代。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無政府主義都經常被人等同於失去理性的暴力、混亂、無秩序、無法無天等狀態，但這並非真相。真正的無政府主義者關心的核心命題是：如果國家權威和個人自律是不可調和的矛盾，那麼國家與政府的合法性又從何而來，個人又如何組織以獲得自我實現？百年之後，這仍是新一代無政府主義者阿桑奇們所思考並採取行動的精神動機。 
      如果阿桑奇身處的民主國家裏，普遍的政治冷感、投票率的降低、逃稅比例在增大等軟性對抗還沒有被充分意識到其時代價值，那麼例如希臘、英國、法國等歐洲國家街頭集體抗議行動的升級和美國內部所面臨的恐怖危機，則清晰地呈現出了國家合法性面臨新的挑戰這一特點。顯然，合法性危機並非只是在邊緣國家，它囊括了整個世界。正如百年之前新生的諸種國家在尋求合法性的路上製造了廣泛的抵抗與調適一樣，今天全球的普羅大眾恰恰因其合法性的衰落而正在採取或積極或消極的抵抗，這已是一種激發時代變革的能量匯聚的趨勢與潮流。
      一場由無政府主義者率先發起的與國家的戰鬥不過剛剛拉開帷幕。但是無政府主義者面臨的最大挑戰一直是，他們在正確地批判世界和對抗國家時，卻始終無法拿出一個未來的解決方案。但政治需要的是未來導向的洞察，在最基本的層次上，政治要在讓世界保持原樣或改變現狀的替代性方案之間提供一個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