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在漢口就餐的革命軍炮兵和列隊行進的步兵。

湖北武漢市地處中原中樞，控扼長江腹地，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歐美列強勢力較為深入的地區，這既使當地社會矛盾激化、人們苦不堪言，也使當地較早開風氣之先，吸收西方文明，從而使這裏成為圖謀推翻滿清政權的革命黨人的聚集地。其中，蔣翊武和孫武分別成立了革命團體文學社及共進會，並結盟發起了武昌起義。兩人與後來領導武昌起義的張振武一起被稱為辛亥三武。

      早在一九○四年七月，武漢就出現了第一個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一直崇尚革命的武漢人孫武加入了該團體。但三個月後該團體被破壞，他不得不逃亡日本，後又因抗議日本取締清國留日學生被迫回國，再入武昌加入日知會。與此同時，同樣倡導變革、計劃去日本留學的常德臨澧縣人蔣翊武，因為日本取消清國留學生而只好留在上海，後經人介紹加入同盟會。
      一九○七年初，日知會遭破壞，孫武再赴日本入大森軍事學校學習。因與同盟會領導人孫文的革命主張不同，他在東京和張伯年、焦達峰等成立共進會，被推為軍事部長。當時孫文主張先從清國南部邊疆發動革命，再逐漸進入滿人統治的中心區，但部分革命黨人認為應由長江流域來舉事。一九○九年春，孫武回到湖北，在漢口建立共進會總機關。這一年，早在一九○五年就加入同盟會的湖北羅田人張振武，加入了共進會並負責財務工作。
      也在這一年，蔣翊武到了漢口，加入新軍中的革命團體群治學社，並投筆從戎，進入第四十一標第三營左隊。後因群治學社及振武學社相繼遭破壞，原來的領導人被迫離去，他便擔負起了領導重任。隨後，振武學社改名為文學社，於一九一一年三月十五日召開了成立大會，他被推為社長。他積極擴大組織，不久新軍各標營都有了文學社的成員和組織。
      其時，在一九一○年於香港加入同盟會並返漢口創辦《雄風報》、促使共進會恢復活動的孫武，也主張實行“借矛奪盾”，大力吸收新軍士兵。

      排異議 兩團體聯合議事
      黃花崗起義失敗後，一九一一年六月，譚人鳳等人代表中部同盟會到鄂，以“武漢深居內地，四面受敵；廣州地處海濱，易得海外接濟”為由，堅持“廣州先動，長江上下游各地同時響應”主張。《湖北省誌人物誌》指出，孫武力排此說，稱武漢有三大優勢，即武漢為東南樞紐，物力基礎較豐，且毗鄰湘贛，較易傳遞檄文；湖廣總督瑞澄驕狂，侮慢縉紳，人神共憤；湖北軍隊編練優於他省，鄂軍倡議必先聲奪人，各省都會響應，而且以軍隊為主力，秩序不致紊亂。最終，會議取得一致意見，主張以兩湖為革命主要中心。由此，孫武開始加緊籌劃起義，並提出共進會與文學社聯合行動。
      為了共同的目標，兩個革命團體經過三次會商，終於在九月二十四日達成協定，制定了十月六日(中秋節)起義計劃，當時隨部隊去了岳州(今岳陽)的蔣翊武雖未參加會議，仍被推舉為軍事總指揮，孫武則為軍務部長。後因時間倉促，起義日期被推遲至十月十一日。
      十月九日，孫武在漢口寶善里十四號機關檢試炸彈時不小心引爆炸彈，面部嚴重受傷，隨即被送往醫院。但爆炸聲吸引俄租界巡捕聞聲而至，所有印章、旗幟、名冊、布告等被搜走，並被解送清廷。負責聯絡工作的鄧玉麟聞訊到醫院問孫有何應急計劃，孫說，“機密全泄，名冊抄去，清吏必按名搜捕，只有馬上動手，還可死裏求生。”他要鄧速去武昌小朝街八十五號軍事指揮部敦促立即行動。
      就在當天早晨，蔣翊武已回到武昌，在軍事指揮部聽取同仁介紹起義籌備工作。他認為起義應慎重從事，與各省同時舉行，所以主張推遲起義。但到中午，有人來報告說漢口機關部已失事，他立即召集劉復基、彭楚藩、楊宏勝等開緊急會議，決定當晚起義。他隨即起草起義命令，分頭送出。
      晚上，蔣翊武等人正做起義準備工作，軍警搜至，指揮部的人大多被捉。蔣辯說是去看熱鬧的，軍警見其穿長袍短褂拖長辮，便放鬆了防範。蔣瞅準機會越牆逃離，而被捕的彭、劉、楊三人，則於十日晨被殺害。蔣眼見起義無法發動，認為留在武漢有危險，便乘船離開。

      群雄無首 張振武帶頭起義
      接連失去兩位領導人的起義士兵，十日晚仍發動了起義，並在翌日佔領了武昌。原來，在清政府四處搜捕革命黨人的危難形勢下，曾於一九○四年自費到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法律政治並參加體育會操練軍事的張振武，四處聯絡黨人發動了起義。起義成功後，因軍事機關遭到破壞，將領非死即逃，革命軍群龍無首，張振武便和其他軍人強推黎元洪為都督。
      蔣翊武得知起義消息後，便棄船上岸，趕回武漢指揮。十二日晨抵武漢後，他獲悉革命黨人已在十一日成立湖北軍政府，便前去共商大計，協同籌劃抵禦清軍進攻和推動各地起義響應，後以鄂豫招撫使名義駐守漢口。一九一二年二月，革命派與袁世凱和談成功，他改任軍政府軍務部副部長。
      至於因受傷住院而錯過領導起義的孫武，則在湖北軍政府成立後即被推選為軍務部長，但因傷未愈，十三天後(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始履任。

      志士引新軍 為清廷掘墓
      在武昌起義中，兩個革命組織文學社和共進會大力吸收湖北新軍士兵，這為起義發起和成功提供了重要保障。
      文學社於1911年3月成立，前身先後是群治學社、振武學社，因活動被發現，後以“聯合同志研究文學”為名改為文學社。文學社以蔣翊武、劉復基為正副社長，社址設在武昌小朝街85號，主要在新軍士兵中發展會員，會員入社須經嚴格考察。
      共進會則在日本東京成立。1907年初，孫文遭日本政府驅離出境，革命主張不同的張伯祥、孫武、劉公等人於是在討論後成立共進會，最初參與者多是留日軍校學生，有較好社會背景且多來自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等地。
      此後，共進會成員紛紛回國進行革命，主要行動在長江流域，偶爾至兩廣活動，但僅在湖北得到很大發展，由孫武於1909年春成立分會，總部設在漢口法租界。共進會早期吸收了許多秘密會社成員，但後來孫武等人發現這些成員紀律不好，導致幾次起事失敗，於是改變方針在新軍中吸收成員，並嚴格加入共進會的規條。
      《廈門大學學報》載文稱，文學社與共進會吸收會員時採取多種形式向新軍士兵灌輸革命思想，以擊破清政府的奴化教育。除利用公開刊物宣傳或秘密在新軍中散發宣傳革命思想的書刊外，在新軍中任要職的革命黨人會利用職務之便向士兵宣傳，部分志士甚至採取“入虎穴取虎子”辦法入營當兵，深入新均中宣傳。
      在吸收會員時，他們基本採取“挖牆腳”方法，即集中力量動員新軍士兵而不吸收官佐。文學社的前身群治學社便規定“本社同志介紹新同志入社時，不得介紹官佐，以防不虞”，後破格批准隊官潘康時入社，“是後官佐入社者間亦有之，唯迄首義日止，其數無多且止於隊官。”
      至於共進會在新軍中發展的成員，“除了劉文錦、吳任之外，沒有一個官長，雖然有幾個官長在日本留學時也曾入過黨，但恐人一做官思想便不免動搖，所以索性不給他們知道。”
      到武昌起義前，文學社已在新軍中發展了3,000多名會員；共進會成績也突出，首義功臣熊秉坤回憶說，“步兵第二十九標、第三十標、第三十一標，馬隊第八標，炮隊第八標，工程隊第八營，輜重、工程隊等，均有士兵加入。”
      據記載，兩社團在起義前擁有的新軍士兵，已佔湖北新軍的近三分之一，這為武昌起義勝利提供了保障。新軍本是清政府新政的主要內容之一，曾經在維護清廷統治、鎮壓民主革命方面起到過重要作用。但在辛亥革命中，新軍的一部分，卻以清王朝的掘墓者活躍於歷史舞台上。

      志同道不合 遭遇大不同
      武昌首義“雙武”中的蔣翊武少時聰穎，本有希望通過科舉考試步入仕途，但他沒去參加會試，稱“奴隸功名，要他何用”；孫武則自幼好武，因以“武”為名，其名片曾作“孫武搖清”，以示反清。後來，兩人不僅分別組織文學社與共進會，為革命奔走呼告，更結盟發起武昌起義，為辛亥革命的勝利立下了不朽功勳。

      權力慾膨脹 孫武附庸黎與袁
      在武昌起義前，孫武雖然提出共進會與文學社聯合，並經三次會談達成一致，由蔣翊武任軍事總指揮，專管軍事；孫武為軍務部長，專管軍事行政，但曾是共進會主要成員的李作棟在《辛亥首義回憶錄》中稱，“這樣劃分職權不明確，究竟誰指揮誰，也未加以規定……事實上三人(即蔣翊武、孫武和任總理的劉公)從此形成各不相下的惡劣局面。所以武昌首義成功後，三人明爭暗鬥，矛盾逐步發展。”
      事實上，孫武任軍務部長後，便委任共進會官員擔任高級軍官；蔣翊武雖是軍務副部長，卻無實權。湖北軍政府成立後，孫武任軍政府軍務部長，後來陽夏保衛戰失利，戰時總司令黃興辭職，由蔣翊武接任，孫甚不滿，鼓動黎元洪將蔣免職。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後，孫赴上海聯絡失意黨人成立民社，後回武昌成立分社，擁黎元洪為理事長，與同盟會抗衡。
      孫武的逆行引起革命派不滿，1912年2月27日晚倒孫運動發生，他被迫去職，但後擔任過袁世凱政府的高級顧問。袁死後，他兩次獲任湖北官礦督辦，並趁機辦企業、置房產、買田地，成為巨富。北伐軍攻克武漢後，其財產全部被沒收。1930年代，他曾嚴詞拒絕漢奸和日軍拉攏。1939年11月，他逝世於北京拈花寺。

      堅持反袁反黎 蔣翊武遭殺害
      蔣翊武在1912年初擔任湖北軍政府軍務部副部長後，已成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為扶持黎元洪，於6月電邀蔣去北京當高級軍事顧問。這是閒職，蔣整天無所事事。8月，同盟會聯合四個政團組成國民黨，蔣被推為29個參議之一。宋教仁在1913年3月被刺殺後，當年7月國民黨發動反對袁世凱獨裁的二次革命。當時返鄉的蔣接到友人電報後說，“兒誓志殺賊，保障共和，否則不生還也。”革命事敗後，他逃離湖南，但在廣西全州被捕。袁世凱得知後，電令廣西方面將其槍決。
      《中華文史資料文庫》指出，9月9日下午4時，蔣翊武被押至桂林麗澤門外，從容坐於大紅氈上，向民眾宣傳革命真理。他還寫了四首絕命詩，慨歎“當年豪氣今何在？如此江山怒不平！嗟我寂冤終無了，空余虜劍作寒鳴”。
      由於執刑士兵傾聽其演說，遲遲不肯開槍，領頭排長擔心事情有變，遂拿出手槍從背後向蔣開槍。蔣就義時年僅28歲。

      事跡難尋開國盛名歸沉寂
      蔣翊武是被孫中山稱為“開國元勳”的辛亥革命人物，本應聲名赫赫的他，在逝世近百年後卻有與功績不相符的沉寂。
      湖南常德臨澧縣是蔣翊武的故鄉，但當《瀟湘晨報》表明要前往尋訪英雄足跡的意圖後，臨澧縣宣傳部的官員說“很抱歉”，他們手頭的資料極其有限。報道指出，蔣翊武的故居位於臨澧縣老二街25號，但老房子在1958年大躍進時期已拆掉，如今這裏是一建築公司所在地。但這裏並非蔣翊武出生地，在其父置產前，一直租住別人的地方，就在“臨澧縣街上，南街呂家的白家巷崔氏祠堂”，而蔣翊武是在那裏出生。
      蔣翊武少時就讀臨澧縣一中，書讀得不錯，會寫古體詞賦且寫得一手好字，校方稱“字跡俊逸遒勁有力，深受鄉黨器重”。如今學校操場邊豎起一溜名人塑像，從貝多芬到馬克思等，卻沒有蔣的身影。學校校史館雖然有蔣的生平簡介，前往瞭解這個很出名的校友的學生卻寥寥。
      蔣翊武遺骸於1916年歸葬長沙，孫中山於桂林督師北伐時下令在其就義處立碑，親筆題“開國元勳蔣翊武先生就義處”鐫刻於碑上。如今，蔣墓靜靜臥於麓山寺正門下約20米處，這是一塊小小的平地，墓塚居中，花崗石砌平台四級，上建方形頂碑塔。湖南師範大學教授饒懷民感慨這裏，“連孫文的評價都沒有，這可是辛亥革命裏唯一被稱?珖開國元勳?玼的將領啊。”
      讓人費解的是，墓下方本建有“蔣公亭”，不論形制還是材質都是墓碑的配套建築，卻被改名為“半山亭”。2008年1月政協湖南省委曾發函政協長沙市委，要求恢復原名，但迄今無改變。

1911年9月24日，文學社與共進會在武昌胭脂巷11號胡祖舜寓所舉行會議，決定聯合起事。圖為武昌胭脂巷11號。

1911年10月9日，孫武在漢口寶善里14號機關檢試炸彈時不小心引爆炸彈，導致起義計劃泄露。圖為當時的漢口寶善里14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