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智障人被賣到新疆和其他地方作“包身工”，媒體披露的那些慘絕人寰的畫面，正在刺痛國人的心。
      這一事件，是一些人唯利是圖、泯滅良知的結果，但更是一些地方基層權力部門失守社會正義底線的結果。
敲骨吸髓的“黑工廠”開在社會的底層，但問題實際上出在社會的主流層面，如果不能正視這一點，此類悲劇將不會終止。這個“主流”，當然是指那些對國家和社會管理負有責任的部門和個人，這個層面任何程度的道德淪陷，都等於向邪惡力量敞開了社會的大門。“黑工廠”所在的新疆托克遜縣一位派出所副所長說曾去廠裏查看過，但廠老闆稱與四川省民政部門簽署過用工合同，就沒再過問。這等於說，“智障包身工”至少在人性的層面得到了一些地方官僚麻木的寬容。
      該事件被媒體報道後，托克遜縣責成“黑工廠”所在鎮公安、國土、經貿委、勞動監察、工商、安監、衛生、環保、工會等部門負責人前往現場查明情況，如果當初所有這些所謂的職能部門，哪怕有一個認真履行過職責，那些“智障包身工”也不至於被奴役到今天。一些地方的社會主流層面，竟然能長期容忍對智障者的精神奴役和肉體掠奪，這種容忍本身，對社會秩序和道德底線的衝擊，比“黑工廠”更有示範性。
“智障包身工”事件說明，在山西“黑磚窯”事件後，人們期待的那種通過某種社會拯救行動達到道德拯救的目標，其實是不切實際的幻想———這是一個嚴酷的，不得不面對的現實，也是值得我們痛徹反思的地方。
      事實證明，如果一個地方的權力部門不能守住社會正義的底線，甚至和邪惡的利益群體同流合污，那麼強者對弱者更加肆無忌憚的剝奪，比如這種把智障人當成奴隸驅使的近乎反人類的行為，不會因為一兩次集中的執法行動而消失。
      比懲治犯罪者更為急迫的任務，是讓那些面對“智障包身工”的苦難閉目養神的地方官僚們重拾制度的人性內涵，重拾一些政府部門維護社會正義的底線。否則，在熱熱鬧鬧的抓捕、宣判之後，在行禮如儀的問責之後，類似悲劇仍將以各種各樣的方式上演，悲劇的情節還可能更為慘烈。
      這絕不是危言聳聽，有媒體披露，“智障包身工”的輸出者曾令全因組織“包身工”輸出，早在2007年就被湖南省耒陽市追捕過，可現如今，他還不是照樣繼續為惡不止嗎？
      在經濟社會處於分化期的今天，社會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調，人文精神容易淡漠，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尤其希望社會的主流群體能依憑剛性制度維持好社會基本秩序，把社會醜惡現象的生存空間壓縮到最低限度。
      否則，在表面上秩序井然，但內裏卻彈性極大甚至根本沒有秩序可言的地方，“智障包身工”的出現就是必然的，社會道德水準就像自由落體一樣，毫無阻攔地墜入無底深淵。
      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說，“即使上天入地，也要把不法分子緝拿歸案、依法嚴懲、公開處理，還人民民眾一個公道”。抓捕直接犯罪者容易，但更重要的是，必須把為“黑工廠”輸養料的血脈從我們社會的肌體上徹底清除干淨，否則，今天能產生“黑工廠”，明天就可能產生更畸形更可怕的社會毒瘤，即使抓了黑廠主，抓了販賣奴隸工的人販子，也不能平息善良人心頭的怒火，也不能洗掉對文明社會的羞辱和嘲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