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春，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擴大、改組為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院長為陳伯達，副院長有胡喬木、周揚（兼黨委書記）、胡繩，秘書長兼黨委副書記是柴沫。這其中，有3人曾是毛澤東的秘書——陳伯達、胡喬木、柴沫。
      柴沫（1917─1966），浙江慈溪人。1937年冬來到延安，進入陝北公學學習馬列主義理論。1938年1月加入中共。陝北公學畢業後，柴沫被分配到毛澤東的辦公室工作，開始為毛澤東管理圖書、抄寫文稿、查找資料等，是毛澤東的秘書之一。抗戰勝利後，柴沫離開延安，以後歷任熱河省研究室主任、冀察熱遼中央分局秘書處處長兼研究室主任、天津市軍管會辦公廳秘書處處長、中共湖南省委秘書長、廣州鐵路局副局長、鐵道部科技局局長，最後進入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任秘書長。
      兩年前，柴沫凡事都向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前副主任田家英彙報和請示，政治研究室主任陳伯達很不高興。“四清”運動中，田家英犯了“右傾”錯誤，不再分管研究室的工作，陳伯達就成了柴沫的頂頭上司。
      1966年5月9日，陳伯達來到研究院，當眾指責柴沫搞“秘書長專政”，“走田家英的門子”，“聽中宣部的話瞎寫文章，不聽我的話”。
      經過陳伯達的煽風點火，研究院開始批鬥柴沫以及“柴沫一小撮”，大會和小會持續不斷，致使柴沫在精神上和肉體上遭受到嚴重的摧殘。
      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同時，也將田家英劃為了批判的對象。當時，田家英已被停職反省。5月22日下午，負責處理田家英問題的安子文會同王力赴田家英在中南海的住所，安子文指出田家英犯了錯誤，要檢討，暫時不工作，即中辦副主任、處理來信來訪的工作暫時不作，田家英手邊有許多毛澤東的文件、手稿，要他交給戚本禹。5月23日，田家英自殺。
      柴沫被打倒後，大會挨批鬥，小會被批判，白天監督勞動，黑夜輪番審訊。在田家英自殺三個多月後，他也憤然自戕。
      1972年11月，中央辦公廳信訪處收到反映柴沫情況的兩份來信摘要，第一份摘要說：柴沫的妻子王若林寫信給毛澤東，信中說，1966年5月，陳伯達曾三次來院講話，說柴沫不聽他的話，不走他的門子；陳伯達還勾結關鋒、戚本禹等，以莫須有的罪名把柴沫打倒，使柴沫的精神和肉體都受到了很大的折磨，乃至被迫自殺。現在陳伯達已揪出兩年多，可是對陳伯達迫害柴沫的罪行還沒有得到清算，對柴沫本人也未作出正確的結論。為此，寫信人懇請毛澤東責成有關部門為柴沫平反，恢復名譽。
      第二份來信摘要說：王若林11月30日來信，她對毛澤東的批示表示無比感激，軍代表也已向她傳達了關於柴沫問題的結論，肯定柴沫是受陳伯達的迫害，同時又指出柴沫因係自殺，不夠黨員的條件，應受到黨內除名的處分，而王若林認為柴沫是在陳伯達等的逼迫下被迫自殺的，並非是他畏罪於黨，故不應給予黨內除名的處分。
      顯然毛澤東是同意王若林的意見的，毛澤東於1972年11月4日、12月5日分別在反映柴沫情況的兩份來信摘要上批示說：“紀、汪酌處。”“紀、汪處理。似不應除名。（逼死了人，還要開除嗎？）”這裏的“紀”是指紀登奎，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汪”則是指汪東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辦公廳主任。
      按理說，有了毛澤東的批示，柴沫問題的處理似乎不成問題了，然而一直到“文革”結束後的1977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組織部才正式為柴沫申冤昭雪，恢復名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