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省宜昌市車溪土家族山村內,至今依然完好保留“宜昌縣王家壩人民公社革命委員會”整體建筑。這座民間歷史博物館每天接待慕名而來的參觀者,年青的服務員全身紅衛兵裝束演出文革期間的歌舞,令年長者感慨。中新社
曾就讀於北京外國語學校的申小珂,在文化大革命年代當過紅衛兵,參與過批鬥老師的活動。而今,年過六旬的他回想起當年的情景,心中覺得愧對老師。於是他主動給老師寫了一封道歉信,希望老師能原諒自己當初的舉動。
《南方周末》近日刊登了申小珂寫給程璧老師的道歉信,在信中,退休工人申小珂向程璧請求:“請您寬恕我們”,他說,一個同學在電話裏向他回憶起曾經踹過一位老師的時候,不禁嚎啕大哭,而自己也為當初的所作所為表示懺悔。在信件往來中,申小珂將程璧比作自己的媽媽,程璧則對超過60歲的申小珂說:“你們都是好學生。”老人們的語氣,一如幾十年前老師對學生的口吻。
學校慶典 當場道歉
2010年9月18日,原北京外國語學校的五十周年校慶選在了北京國際會議中心。昔日的程璧老師現已86歲了,曾在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中飽受批鬥,可她卻在校慶文集的題記中寫道:“我愛這所學校,它給我留下了美好的回憶。”當初因為文革運動,老校長莫平在1966年遭到毒打,因經受不起折磨,於1968年自殺身亡。
據悉,當年的紅衛兵們已經不是第一次向他們迫害過的老師表達懺悔之情。慶典前,已經有一批學生給程璧寫過道歉信。慶典當天,還有學生走到第一排,親口對程璧說對不起。發出道歉信的申小珂在幾年前退休了,他1968年離校下鄉到內蒙三年,1971年回城後申小珂便扎根湖北,最終在十堰市退休。身為一個技術工人的申小珂關注歷史喜歡讀書,他說:“為什麼會有文化大革命呢?老師們都是那麼好的人,太冤枉了。”
申小珂發道歉信是為了消解內心的一些東西。他寫過一篇叫做《仇人之子》的小說,發表在1986年的《人民文學》上。故事並不複雜,講述了曾經飽受酷刑的A逃出後,縱火燒了敵人B的家,並且帶走了敵人之子。多年之後,當A叫B領走自己的兒子時,B選擇跳崖而死。“B見到自己的兒子,能說什麼呢?”申小珂認為這同樣不可能發生在現實當中:一個毆打過自己老師的學生,能對老師說些什麼呢?
發出道歉信 叮囑勿張揚
2010年初夏,63歲的申小珂終於將那封道歉信發出。他首先通過電子郵件發給了北京的同學,反復叮囑他們不要張揚。初夏拜會老師程璧時,由同學代轉的打印出來的道歉信一出現,不僅是程璧本人,連在場同學們都驚呆了,因為此前沒有人向程璧道過歉。一片驚詫中有人拍照,有人把信一字一字讀給老人聽。程璧一時沒有反應過來:“我不記得申小珂打過我啊,他是好孩子啊。”
雖未對老師實施過嚴重的暴力,但在校時申小珂也曾戴紅袖章高喊“打倒”,對象是自己的老師,為此他無法原諒自己:“我用各種當時流行的觀點攻擊過老師們,包括程璧老師。”申小珂回憶說,他是含眼淚把道歉信打完的。
在1966年,文革剛剛開始時,以中學生為主力的紅衛兵迅速席捲整個中國。在“程璧們”所在的北京,據官方資料統計,僅被紅衛兵打死的人數即達一千七百七十二人。現在,有部分曾經當過紅衛兵的人想向多年前被自己打過、罵過的老師們道歉。
郭燦輝四十四年後正式道歉
郭燦輝曾是1965年北京礦業附中四班的班長,他向老師李煌果道歉是在文革後四十四年——2009年7月11日。
復述過錯 鞠躬致歉
在六七個同學的陪同下,原本不善言辭的郭燦輝,面對李煌果和她的家人,用了五分鐘時間復述了自己當年的過錯,並深深鞠了一躬。
據《南方周末》報道,實際上,郭燦輝和李煌果老師早在1970年代就已經達成和解,1974年從雲南插隊回京時他就已經拜會過李煌果老師。當時李煌果跟他開玩笑:“你還真有本事啊,當年把我揪起來,跟中央部委的官員一起被批鬥。”1980年代末的一次聚會中,有同學目睹他跟李老師相鄰坐談笑風生,但在同學們看來,和老師鄰座、談笑風生是一回事,正式而莊重地向老師道歉是另外一回事。
2009年的那一天,復述完自己的過錯後,郭燦輝分別兩次向李煌果老師及其家人三次深鞠躬。老師坐在那裏,臉上沒有表情。因為在2001年,70歲的李煌果被確診為抑郁症,伴隨嚴重的幻覺,對明亮窗戶叫喊“窗戶裏進來人了,要鬥我”。近幾年來,她的老年癡呆症越來越嚴重,不能吃飯不能說話,意識也陷入混亂。不過,郭燦輝向她道歉的那天晚上,有其他人去探望她,李煌果能偶爾叫出其中一兩個人的名字。她的意識好像清醒些了,她的愛人單忠健在身邊告訴她:“下午妳的學生來看妳了,來道歉了。”李煌果點了點頭。
道歉的紅衛兵不僅僅是申小珂,那些往日的紅衛兵自己有了兒孫之後,便開始醞釀道歉行動。當年的紅衛兵中當中有人打過老師,有人沒有,但他們逐漸接受了一個共識:“哪怕下跪磕頭,也要承認錯誤。”
陰影難抹去 老人患癡呆
文革中留下的陰影,不再只是一種內心感受,而是作為一種生理病症潛伏在倖存者後來的日子裏。恐怖記憶並沒有從李煌果的記憶中抹去,病中或在夢中,她會被帶到過去,緊跟一陣“不要打我”的尖叫聲猛醒。
李煌果的孩子不在中國,昔日的學生張大中和王鳳慧參與到了照顧李煌果老師的行列當中。幾年之前,已是耄耋之年的李老師突然發燒,被送到了醫院的急診室。王鳳慧接到電話後,迅速趕到了老人的身邊。一系列檢查之後,老人被送到了精神科醫院,王鳳慧看到,老人激烈地反抗,始終不願意住在窗戶上有欄杆和門上有鎖的精神科病房中。
郭燦輝的懺悔無法改變李煌果老人的癡呆,但對李煌果的愛人單忠健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天,讓他非常欣慰,“終於等來了這一天,她在文革中受到了很深的傷害”。單忠健把這次道歉看成是一個班級的反思。
不聽師教誨 懊悔至今
進屋道歉之時,李煌果老師的愛人單忠健試圖勸阻郭燦輝,一些同學也攔。但郭燦輝仍然堅持當面道歉:“不能因為年齡小或者社會環境,就否認自己過去的過錯。錯了就是錯了。”
道歉之後,他面對媒體提及了當年對李煌果老師兩次傷害的細節:剃頭,以及從家裏揪出來,讓她跪十厘米寬的板凳並毆打。這些事情他從未對家人和朋友提及。“這是地道的恥辱”,現在,他終於敞開心扉。
作為一個老紅衛兵,郭燦輝1966年底聲明脫離紅衛兵組織,至今未加入過任何組織。他提到,文革還未開始時,被開除黨籍的李煌果老師曾經單獨找他談話,建議他不要參與這項運動。現在,郭燦輝懊悔不已:“如果當時聽了李老師的,就不會犯那麼多的錯。”
對於紅衛兵的道歉,有很多人把其看作是個人行為,因為還有許多當過紅衛兵的人沒有這樣做。而對於老師的原諒,同樣有人把它看作是一種個人行為,畢竟有些老師無法原諒當時對他們實施暴力的人,不管是歷史原因,還是當時有人借機做出此舉,總之給他們帶來的傷害是無法輕易彌補的。
父親紅衛兵 女兒戶口難落實
蒯大富,1967屆清華大學化學系學生。在文革中,蒯大富是北京紅衛兵一個派系的代表之一,參與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活動,後被判有期徒刑十七年,先後被關押在北京和青海,出來後輾轉到深圳經商。曾經當過紅衛兵的歷史給他以後的人生帶來諸多麻煩,連女兒的戶口都很難落實。
據《南風窗》報道,蒯大富的一生遭逢都與北京有關。十五年前,他曾嘗試過接近北京,結果半路遇挫,又離開了。當時,北京一家街道辦企業計劃在北太平莊興辦通訊器材一條街,有意引進蒯大富來打理,並將此舉稱為改革開放新舉措,給出的條件是:到北京後,蒯大富必須合法經營、不從事政治。
儘管有朋友規勸他們不要進京,以免引來麻煩,但想將來能夠大展拳腳一番,蒯大富還是讓人風風光光地用專車接進了北京。此後,一個多月時間不到,形勢突然發生了變化。他們的公司怎麼也註冊不下來,據傳還有指示要將蒯大富請出北京,“走的時候就比較慘,沒來得及跟我們商量,老闆和他太太又拿車把我們送回山東。十幾個小伙子,開個裝肉的冷餐車,把我們的東西往紙箱裏一塞,把門一鎖就走了,像逃難一樣。”
蒯大富也明白自己的處境,當年一到深圳,為了躲避那些蜂擁而來的港澳及境外記者,他另給自己起了一個名字叫戴明,以便減少被干擾的機率。但那個歷史上的包袱始終若隱若現,讓他沒有完全摘脫。1990年代末,蒯大富辦理戶口調動,就遇到了不少麻煩,申請的報告交上去,每次都石沉大海。最後在旁人提醒下,蒯大富和妻子羅曉波協議離婚。因為申請表上沒有蒯大富的名字,不出幾個月,女兒的戶口問題就落實了。
九年前,蒯大富去探望一位曾被他整得夠嗆的老師,他對老師說,一定要把身體養好。蒯大富在電腦和相冊裏保存了他過去和現在的記憶,書桌上堆各種各樣已發或未發的書刊與稿件,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別人給他的歷史所做的記敘和整理。
源自張承志筆名 後成特殊人群
紅衛兵運動能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迅速席捲中國,與毛澤東從1966年8月18日開始,連續八次檢閱超過一千萬紅衛兵關係很大。那個時期,紅衛兵的裝束是一身綠軍裝,臂戴紅衛兵紅袖章。
紅衛兵,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特殊人群。通常認為,紅衛兵對文化大革命在中國範圍內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同時也是造成這一時期中國動蕩及悲劇的重要因素。
在中國近代歷史研究上,史學家往往將紅衛兵分為廣義與狹義的兩種定義。廣義的紅衛兵泛指將自己戴上紅色袖標的各種民間團體,包括工人、農民、軍事院校的學員和機關、文藝團體的從業者等,狹義的紅衛兵則是指大學和中學裏青年學生所自發組成學生團體。紅衛兵的宗旨包括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和“資產階級保皇派”,“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等;手段有大字報(是張貼於牆壁的大字書寫的壁報)、大批鬥(文革時一種批鬥形式)、破四舊(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抄家(搜查並沒收家產)等;典型裝則是頭戴綠軍帽、身綠軍裝、腰間束武裝帶、左臂佩紅袖標,手握紅寶書。
紅衛兵的名稱最早來自於清華附中學生張承志的筆名紅衛兵,意為毛澤東的紅色衛兵,在1966年5月29日清華附中預科651班所貼的大字報上開始使用。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文化大革命宣言後,其他中學學生所貼的大字報就紛紛以紅衛兵署名。
文革期間,很多學生跟風批鬥老師,毀掉了一部分人的家庭。圖為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專題圖片。
文革的慘痛經歷讓不少知識分子以筆墨舒解郁結。圖為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發表的反映文革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