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省宜昌市車溪土家族山村內，至今依然完好保留“宜昌縣王家壩人民公社革命委員會”整體建筑。這座民間歷史博物館每天接待慕名而來的參觀者，年青的服務員全身紅衛兵裝束演出文革期間的歌舞，令年長者感慨。中新社

曾就讀於北京外國語學校的申小珂，在文化大革命年代當過紅衛兵，參與過批鬥老師的活動。而今，年過六旬的他回想起當年的情景，心中覺得愧對老師。於是他主動給老師寫了一封道歉信，希望老師能原諒自己當初的舉動。

      《南方周末》近日刊登了申小珂寫給程璧老師的道歉信，在信中，退休工人申小珂向程璧請求：“請您寬恕我們”，他說，一個同學在電話裏向他回憶起曾經踹過一位老師的時候，不禁嚎啕大哭，而自己也為當初的所作所為表示懺悔。在信件往來中，申小珂將程璧比作自己的媽媽，程璧則對超過60歲的申小珂說：“你們都是好學生。”老人們的語氣，一如幾十年前老師對學生的口吻。

      學校慶典 當場道歉
      2010年9月18日，原北京外國語學校的五十周年校慶選在了北京國際會議中心。昔日的程璧老師現已86歲了，曾在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中飽受批鬥，可她卻在校慶文集的題記中寫道：“我愛這所學校，它給我留下了美好的回憶。”當初因為文革運動，老校長莫平在1966年遭到毒打，因經受不起折磨，於1968年自殺身亡。
      據悉，當年的紅衛兵們已經不是第一次向他們迫害過的老師表達懺悔之情。慶典前，已經有一批學生給程璧寫過道歉信。慶典當天，還有學生走到第一排，親口對程璧說對不起。發出道歉信的申小珂在幾年前退休了，他1968年離校下鄉到內蒙三年，1971年回城後申小珂便扎根湖北，最終在十堰市退休。身為一個技術工人的申小珂關注歷史喜歡讀書，他說：“為什麼會有文化大革命呢？老師們都是那麼好的人，太冤枉了。”
      申小珂發道歉信是為了消解內心的一些東西。他寫過一篇叫做《仇人之子》的小說，發表在1986年的《人民文學》上。故事並不複雜，講述了曾經飽受酷刑的A逃出後，縱火燒了敵人B的家，並且帶走了敵人之子。多年之後，當A叫B領走自己的兒子時，B選擇跳崖而死。“B見到自己的兒子，能說什麼呢？”申小珂認為這同樣不可能發生在現實當中：一個毆打過自己老師的學生，能對老師說些什麼呢？

      發出道歉信 叮囑勿張揚
      2010年初夏，63歲的申小珂終於將那封道歉信發出。他首先通過電子郵件發給了北京的同學，反復叮囑他們不要張揚。初夏拜會老師程璧時，由同學代轉的打印出來的道歉信一出現，不僅是程璧本人，連在場同學們都驚呆了，因為此前沒有人向程璧道過歉。一片驚詫中有人拍照，有人把信一字一字讀給老人聽。程璧一時沒有反應過來：“我不記得申小珂打過我啊，他是好孩子啊。”
      雖未對老師實施過嚴重的暴力，但在校時申小珂也曾戴紅袖章高喊“打倒”，對象是自己的老師，為此他無法原諒自己：“我用各種當時流行的觀點攻擊過老師們，包括程璧老師。”申小珂回憶說，他是含眼淚把道歉信打完的。
      在1966年，文革剛剛開始時，以中學生為主力的紅衛兵迅速席捲整個中國。在“程璧們”所在的北京，據官方資料統計，僅被紅衛兵打死的人數即達一千七百七十二人。現在，有部分曾經當過紅衛兵的人想向多年前被自己打過、罵過的老師們道歉。

      郭燦輝四十四年後正式道歉
      郭燦輝曾是1965年北京礦業附中四班的班長，他向老師李煌果道歉是在文革後四十四年——2009年7月11日。

      復述過錯 鞠躬致歉
      在六七個同學的陪同下，原本不善言辭的郭燦輝，面對李煌果和她的家人，用了五分鐘時間復述了自己當年的過錯，並深深鞠了一躬。
      據《南方周末》報道，實際上，郭燦輝和李煌果老師早在1970年代就已經達成和解，1974年從雲南插隊回京時他就已經拜會過李煌果老師。當時李煌果跟他開玩笑：“你還真有本事啊，當年把我揪起來，跟中央部委的官員一起被批鬥。”1980年代末的一次聚會中，有同學目睹他跟李老師相鄰坐談笑風生，但在同學們看來，和老師鄰座、談笑風生是一回事，正式而莊重地向老師道歉是另外一回事。
      2009年的那一天，復述完自己的過錯後，郭燦輝分別兩次向李煌果老師及其家人三次深鞠躬。老師坐在那裏，臉上沒有表情。因為在2001年，70歲的李煌果被確診為抑郁症，伴隨嚴重的幻覺，對明亮窗戶叫喊“窗戶裏進來人了，要鬥我”。近幾年來，她的老年癡呆症越來越嚴重，不能吃飯不能說話，意識也陷入混亂。不過，郭燦輝向她道歉的那天晚上，有其他人去探望她，李煌果能偶爾叫出其中一兩個人的名字。她的意識好像清醒些了，她的愛人單忠健在身邊告訴她：“下午妳的學生來看妳了，來道歉了。”李煌果點了點頭。
      道歉的紅衛兵不僅僅是申小珂，那些往日的紅衛兵自己有了兒孫之後，便開始醞釀道歉行動。當年的紅衛兵中當中有人打過老師，有人沒有，但他們逐漸接受了一個共識：“哪怕下跪磕頭，也要承認錯誤。”

      陰影難抹去 老人患癡呆
      文革中留下的陰影，不再只是一種內心感受，而是作為一種生理病症潛伏在倖存者後來的日子裏。恐怖記憶並沒有從李煌果的記憶中抹去，病中或在夢中，她會被帶到過去，緊跟一陣“不要打我”的尖叫聲猛醒。
      李煌果的孩子不在中國，昔日的學生張大中和王鳳慧參與到了照顧李煌果老師的行列當中。幾年之前，已是耄耋之年的李老師突然發燒，被送到了醫院的急診室。王鳳慧接到電話後，迅速趕到了老人的身邊。一系列檢查之後，老人被送到了精神科醫院，王鳳慧看到，老人激烈地反抗，始終不願意住在窗戶上有欄杆和門上有鎖的精神科病房中。
      郭燦輝的懺悔無法改變李煌果老人的癡呆，但對李煌果的愛人單忠健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天，讓他非常欣慰，“終於等來了這一天，她在文革中受到了很深的傷害”。單忠健把這次道歉看成是一個班級的反思。

      不聽師教誨 懊悔至今
      進屋道歉之時，李煌果老師的愛人單忠健試圖勸阻郭燦輝，一些同學也攔。但郭燦輝仍然堅持當面道歉：“不能因為年齡小或者社會環境，就否認自己過去的過錯。錯了就是錯了。”
      道歉之後，他面對媒體提及了當年對李煌果老師兩次傷害的細節：剃頭，以及從家裏揪出來，讓她跪十厘米寬的板凳並毆打。這些事情他從未對家人和朋友提及。“這是地道的恥辱”，現在，他終於敞開心扉。
      作為一個老紅衛兵，郭燦輝1966年底聲明脫離紅衛兵組織，至今未加入過任何組織。他提到，文革還未開始時，被開除黨籍的李煌果老師曾經單獨找他談話，建議他不要參與這項運動。現在，郭燦輝懊悔不已：“如果當時聽了李老師的，就不會犯那麼多的錯。”
      對於紅衛兵的道歉，有很多人把其看作是個人行為，因為還有許多當過紅衛兵的人沒有這樣做。而對於老師的原諒，同樣有人把它看作是一種個人行為，畢竟有些老師無法原諒當時對他們實施暴力的人，不管是歷史原因，還是當時有人借機做出此舉，總之給他們帶來的傷害是無法輕易彌補的。

      父親紅衛兵 女兒戶口難落實
      蒯大富，1967屆清華大學化學系學生。在文革中，蒯大富是北京紅衛兵一個派系的代表之一，參與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活動，後被判有期徒刑十七年，先後被關押在北京和青海，出來後輾轉到深圳經商。曾經當過紅衛兵的歷史給他以後的人生帶來諸多麻煩，連女兒的戶口都很難落實。
      據《南風窗》報道，蒯大富的一生遭逢都與北京有關。十五年前，他曾嘗試過接近北京，結果半路遇挫，又離開了。當時，北京一家街道辦企業計劃在北太平莊興辦通訊器材一條街，有意引進蒯大富來打理，並將此舉稱為改革開放新舉措，給出的條件是：到北京後，蒯大富必須合法經營、不從事政治。
      儘管有朋友規勸他們不要進京，以免引來麻煩，但想將來能夠大展拳腳一番，蒯大富還是讓人風風光光地用專車接進了北京。此後，一個多月時間不到，形勢突然發生了變化。他們的公司怎麼也註冊不下來，據傳還有指示要將蒯大富請出北京，“走的時候就比較慘，沒來得及跟我們商量，老闆和他太太又拿車把我們送回山東。十幾個小伙子，開個裝肉的冷餐車，把我們的東西往紙箱裏一塞，把門一鎖就走了，像逃難一樣。”
      蒯大富也明白自己的處境，當年一到深圳，為了躲避那些蜂擁而來的港澳及境外記者，他另給自己起了一個名字叫戴明，以便減少被干擾的機率。但那個歷史上的包袱始終若隱若現，讓他沒有完全摘脫。1990年代末，蒯大富辦理戶口調動，就遇到了不少麻煩，申請的報告交上去，每次都石沉大海。最後在旁人提醒下，蒯大富和妻子羅曉波協議離婚。因為申請表上沒有蒯大富的名字，不出幾個月，女兒的戶口問題就落實了。
      九年前，蒯大富去探望一位曾被他整得夠嗆的老師，他對老師說，一定要把身體養好。蒯大富在電腦和相冊裏保存了他過去和現在的記憶，書桌上堆各種各樣已發或未發的書刊與稿件，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別人給他的歷史所做的記敘和整理。

      源自張承志筆名 後成特殊人群
      紅衛兵運動能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迅速席捲中國，與毛澤東從1966年8月18日開始，連續八次檢閱超過一千萬紅衛兵關係很大。那個時期，紅衛兵的裝束是一身綠軍裝，臂戴紅衛兵紅袖章。
      紅衛兵，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特殊人群。通常認為，紅衛兵對文化大革命在中國範圍內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同時也是造成這一時期中國動蕩及悲劇的重要因素。
      在中國近代歷史研究上，史學家往往將紅衛兵分為廣義與狹義的兩種定義。廣義的紅衛兵泛指將自己戴上紅色袖標的各種民間團體，包括工人、農民、軍事院校的學員和機關、文藝團體的從業者等，狹義的紅衛兵則是指大學和中學裏青年學生所自發組成學生團體。紅衛兵的宗旨包括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和“資產階級保皇派”，“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等；手段有大字報（是張貼於牆壁的大字書寫的壁報）、大批鬥（文革時一種批鬥形式）、破四舊（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抄家（搜查並沒收家產）等；典型裝則是頭戴綠軍帽、身綠軍裝、腰間束武裝帶、左臂佩紅袖標，手握紅寶書。
      紅衛兵的名稱最早來自於清華附中學生張承志的筆名紅衛兵，意為毛澤東的紅色衛兵，在1966年5月29日清華附中預科651班所貼的大字報上開始使用。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文化大革命宣言後，其他中學學生所貼的大字報就紛紛以紅衛兵署名。

文革期間，很多學生跟風批鬥老師，毀掉了一部分人的家庭。圖為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專題圖片。

文革的慘痛經歷讓不少知識分子以筆墨舒解郁結。圖為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發表的反映文革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