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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舊里牟蘭伴我走多倫(之二)
( 2010-12-17 )



丁玲與胡也頻在北京合影(1924年)。

      他還說德國醫生已查出他肺上有隱影,開始咯血,已不堪重負,他想活得輕鬆一點,不想再被世事紛爭屢屢打擾。
      魯迅笑了,坐在“鹹亨酒店”路邊的那張藤椅上,笑得那樣深邃,笑得那樣滄桑。
丁玲葬花——驚世駭俗的一生
      在牟蘭的陪同下,我繼續漫步前行,來到了街頭拐角處,終于見到了仰慕已久的丁玲銅像,第一次如見真人,讓我肅然起敬。
      丁玲出道從文甚早,上一個世紀三十年代初就參加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很自然地,上海的多倫路也就成了她常常走動之處。只是我不明白,如今的丁玲銅像何以要被安放在街頭拐角處,一個毫不起眼的地方,在肅殺的秋風中,孤零零地獨自一人守望多倫路過去的歷史?何以不能高抬抬手,攙扶她到左聯舊址的公館裏,去與她曾攜手人生的左聯烈士胡也頻雕像長相做伴?
      丁玲的故事幾可說是傳奇,貫穿了她的一生。在國共兩個朝代,均分別數次因言獲罪,或身陷囹圄,或遭流放;數次婚姻,感傷而又凄美,可歌可泣,展現了一個普通女性大起大落的壯闊人生。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可謂絕無僅有。有成就的女作家一抓一大把,但是沒有一人能與丁玲的豐富人生經歷可比擬。
      丁玲的第一次婚姻主角是左翼作家胡也頻。那個年代,他們常住在上海亭子間,幾乎沒有什麼像樣的經濟來源,生活貧寒,但卻過得十分充實溫馨。幾年婚姻之後,胡也頻也因言獲罪,與其他幾位熱血青年般的作家一道,最後被槍殺于上海的龍華,時年僅29歲。為了“共產主義”的事業而殉道,這就是著名的左聯五烈士的故事。凄厲的槍聲震撼了當時的中國,也擊碎了丁玲最初的愛情。
      丁玲的第二次婚姻是與詩人兼作家馮雪峰,第三次是與美國作家史沫特萊的翻譯馮達,他們也都信奉“共產主義”,因言獲罪,先後被捕入獄。馮達在獄中還給一同坐牢的丁玲留下了唯一的遺腹女,其為三年恩愛的結晶,出獄後便隱姓埋名,人間蒸發。馮雪峰早年組織過湖畔詩社,出版過白話新詩集《湖畔》和《春的歌集》,馮雪峰在獄中是被共產黨地下組織像如今解救“被拐賣兒童”一樣被解救了出來,後來成了左聯與魯迅有過密切交往的作家。49年以後居位甚高,沒想到57年因說了一句不中聽的話,受到共產黨整肅,劃為“右派”,開除黨籍,撤銷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和作協副主席等職,蹉跎歲月,人生遭遇也甚為坎坷。
      丁玲的前三任丈夫都蹲過國民黨的大牢,死的死,逃的逃,實可謂“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在上世紀40年代的“延安窯洞”時期,丁玲有過第四次婚姻,是當年的文學青年陳明,姐弟戀相差13歲,在當時的延安成了新聞,轟動一時,自己談婚論嫁,外人眾說紛紜。
      在50年代的“紅色恐慌”中,丁玲在政治上落難,陳明遂陪丁玲姐姐下關東,像落難的俄國十二月党人家屬義無反顧地跟隨去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流放一樣,共曆邊塞北大荒整整12年的艱辛生活,後來陪伴她走完了一生的道路,卻默默無聞地為丁玲收集、整理、出版了她身後幾近佚失的文稿,結局凄美而又壯麗,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不可多得的佳話。
      還記得“文革”結束後的1981年,丁玲剛“被平反”不久,隨中國作協代表團去美國訪問,許多美國報刊發表了評論。紐約一家報紙在評論中寫道:“我們在她身上看到了作為一個革命和文學殉道者的美麗靈魂。”可以說是如實地概括了她的一生。
      丁玲早在1927年就開始發表小說,以《沙菲女士日記》轟動全國,早于張愛玲的作品問世。她于1948年完成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連平生自負的毛澤東都曾賦詩贊譽她“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在民國時期的才女中,丁玲在文學上的成就不輸謝冰心,不輸石評梅,不輸廬隱,不輸蕭紅,也不輸張愛玲。
      丁玲一生始終活在愛情、文學與政治的旋渦裏,她的人生沉浮,每次大起大落,無一不與國共兩朝的政治鬥爭休戚相關。她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見證了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滄桑。她是最有才氣的現代女作家之一,只可惜文人秀才造反,參與政治,誤了一生的功名。泱泱華夏,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最精彩的篇章都在49年結束了。
      試想丁玲的一生,如果沒有捲入一個又一個政治旋渦,定會讓今天的讀者看到她更為輝煌的文學成就,多倫路上的左聯舊址展覽中,也或許為丁玲更添精彩的一頁。
左聯舊址——夏志清來要說不
      再往前行,我們來到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舊址,這是一座滄桑感十足的西洋建築。在說明遠道來訪之意後,門房孫先生慨然允偌,請我們進入參觀。我仔細觀看了每一個展覽室的陳列品,用心體會在那過去時代的崢嶸歲月裏,中國的左翼文人志士是怎樣在如火如荼的“革命鬥爭”背景下進行寫作,然而,文功武德,筆墨春秋,是耶非耶,自有歷史評說。
      此景此情,讓我不由得想起了夏志清先生,他是享譽歐美各大學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專家,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始,他的一部英文版《中國現代小說史》在海外流傳甚廣,影響了幾代致力于漢學或曰中國學研究的中西方學者,後來的領軍人物王德威先生、李瑪柏女士等都是積極推手。在不少歐美大學裏,這本書被選為中國文化課程的正式教材。夏先生推崇的中國現代小說家,自然要數沈從文、張愛玲、李劼人、錢鐘書為最,與香港的司馬長風先生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版本敘述,有异曲同工之妙,因為他們分別在自己撰寫的篇章裏對作家的偏愛與評價不謀而合,大致相同。
      然而,幾十年來國內比較經典的北大王瑤版、中國社科院的唐弢版、武大的劉授松版、人大的林志浩版,對中國現代作家的評價屬于“體制內”模式,與海派學界截然不同,以上幾位作家從不在“主旋律”的評價之列,僅僅叨陪末座。

上海多倫路旁的魯迅與文學青年銅像。

本文作者與牟蘭女士在上海多倫路的丁玲銅像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