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軍發動了武昌起義。圖為武昌起義革命軍開赴前線。新華社

廣州黃花崗起義失敗後，中國的各種社會矛盾不斷激化。加之四川的保路運動升級為武力反清的革命，並建立了第一個脫離清廷獨立的地方政權，大大刺激了國人的革命激情。一部分革命黨人決定把目標轉向長江流域，準備在以武漢為中心的兩湖地區發動一次新的武裝起義。通過革命黨人的努力，終於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成功地發動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武昌起義。

      一九一一年四月，廣州黃花崗起義失敗後，在上海的同盟會中部總會企圖策劃長江流域起義，派人到武漢與文學社、共進會聯繫，加速了武漢革命團體準備起義的進程。兩個革命團體經過幾個月的多次協商，於一九一一年八月最終決定聯合。

      清軍察覺 起義推遲
      這期間，湘鄂粵川等地的保路運動風起雲湧，其中四川最為激烈。清廷急調動湖北新軍入四川鎮壓，導致湖北兵力空虛，故革命黨人決定發動起義。九月二十四日，文學社和共進會在武昌召開聯合會議，建立了統一的起義領導機構，決定在十月六日（中秋節）湘鄂兩省同時發難，發動起義。湖北方面初步決定劉公為總理，蔣翊武為軍事總指揮，孫武為軍務部長。
      可是，革命黨人的活動卻意外被湖北當局察覺，開始加強警戒，湖廣總督瑞澂宣布中秋節不放假，全城戒嚴，官兵皆不能離營外出。因此，起義日期被迫推遲到十月十六日。

      拚死求生 鋌而走險
      十月九日，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十四號共進會機關製造炸彈，不慎爆炸。俄國巡捕聞聲前往搜查，受傷的孫武與其他在場的人迅速脫逃，但起義的文件、印信、旗幟等重要機密被搜走。與共進會機關相鄰的劉公寓所亦被查抄，劉公之弟劉同等四人被捕。彭楚藩、劉復基、楊洪勝三志士在湖廣總督署被殺害，而軍警的搜捕仍在緊張進行。
      蔣翊武於是決定立即於當晚十二時發動起義，以南湖炮隊炮聲為號。但武昌城內戒備森嚴，負責向南湖炮隊傳達命令的鄧玉麟十二點過後才趕到南湖炮隊，此時士兵們都已經入睡，只好臨時決定推遲起義。
      十月十日晨，彭楚藩等三人英勇就義的消息傳開，許多革命黨人和發動起來的新軍兵士自忖生死存亡在此一舉。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拚死求生。起義形勢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

      集結楚望台 士氣大振
      十日晚七時許，駐中和門內第八鎮所屬工程兵第八營營房裏、首先發生兵士嘩變，響起了槍聲，有幾個官佐被擊斃，第八營正目（班長）共進會總代表熊秉坤見狀，立即鳴笛集合，正式宣布起義，並率數十名起義士兵奔向中和門附近的楚望台軍械庫。在本營駐防軍械庫兵士的策應下，佔領了軍械庫，並打開了庫門。起義部隊得到軍火，士氣大振。
      這時，聚集在楚望台的起義士兵約三百多人。第八營左隊隊官吳兆麟被推舉為革命軍臨時總指揮。他命令一部分兵力加強楚望台一帶的警戒，同時再次派人與城內外其他革命部隊聯繫。城內外得知事起的革命部隊紛紛向楚望台集結，人數很快達到三千多人。

      浴血巷戰 三打總督署
      在各起義部隊向楚望台集結的同時，吳兆麟、熊秉坤已率起義部隊向湖廣總督署（今武昌造船廠）內，發起迸攻，戰鬥進行得很艱苦，不克而返。晚十二點後，起義軍再次發起進攻，且兵分三路，在大街小巷展開血戰。由於天黑又雨，炮屢發不中，於是有人冒死衝往督署附近縱火，以火光為標誌，炮火才終於擊中了督署簽押房。
      湖廣總督瑞澂見大勢已去，慌忙中打破署院後牆逃往長江的一艘兵艦上。第八鎮統制兼防營提督張彪仍在其司令部頑抗。起義軍經過三次進攻，終於在天亮前攻克了總督署及第八鎮司令部。隨後起義軍所向披靡，藩台衙門很快亦被起義軍佔領。
      經過一夜的浴血鏖戰，到十月十一日，武昌全城光復，中華民國鄂軍都督府成立了，新軍二十一混成協統領黎元洪被強推為都督。九角十八星革命軍旗幟武昌城頭上高高飄揚。漢陽、漢口的革命黨人也聞風而動，十月十一日晚，駐防漢陽兵工廠等處的士兵祝制六、胡玉珍率眾起義，佔領漢陽。
      十月十二日漢口光復。翌日，起義軍又收復了漢口和漢陽，武漢三鎮全被革命軍掌握了。
      起義軍於10月10日晚攻打武昌都府時，倘若湖北總督瑞澂此時略有定勢，肯坐鎮指揮，局勢還有可能向另一個方面發展。就在這緊要關頭，瑞澂聽了小妾——同情革命黨的廖克玉（也有說法指廖乃革命黨特工）的建議，匆匆溜走。這樣，群龍無首，本來就已搖搖欲墜的滿清王朝，猶如又抽掉了一根支柱，加速了它的垮台。
      當時駐守武漢地區的清兵約有22個營多一點，除五個營起義完全成為革命軍隊以外，還剩下17個營，大約相當於起義軍的三倍。其中以總督衙門的警衛部隊火力最為猛烈，因為機關槍配備較多，又大多是老兵，射擊技術較好，實戰經驗也較豐富。義軍初攻衙門，即遭挫折。右路進攻到王府口的小菜場，被清軍機關槍封鎖，無法前進。左路進攻到恤孤巷口，又被敵軍布置的伏兵截斷，失利退回。同時天黑陰雨，目標難辨，炮隊無法正常發揮威力。據《民國春秋》、《辛亥革命史》等資料記載，就在這一關鍵時刻，總督瑞澂把張彪、黎元洪和楚豫號兵輪管帶陳德龍並其他文武大員們，以及師爺張梅生找來，商量對策。張梅生和張彪竭力主張死守制台衙門等候救兵。陳德龍卻認為不應死守制台衙門，應到他的楚豫號兵輪上去。他對瑞澂說：“大帥上了兵輪，照樣可以指揮，犯不在這兒等死。”
      他們的談話，恰巧被廖克玉和她母親聽見了，廖母對女兒說道：“你趕快勸瑞澂逃走，只要瑞澂一走，清兵無人指揮，就會不戰自亂。革命黨佔了制台衙門就好辦了。”
      廖克玉於是硬把瑞澂叫了出來，對他說：“師爺是個書呆子，只知道盡忠報國，不知道隨機應變。趁現在還能走，趕快逃出去，到了兵輪上，不是照樣可以指揮嗎？在這裏，這麼多的家眷，你怎樣指揮打仗呢？即使你不怕，我們這些人也怕啊！”瑞澂聽她這麼一說，就決定到楚豫號兵輪上去。瑞澂的船剛離碼頭，義軍就打到碼頭邊了。只是革命黨沒有兵輪，只能在岸上向兵輪開炮，有一炮打中楚豫號的前甲板。
革命成功後，宋教仁曾經請廖克玉在上海一品香旅社見過一面，稱廖為民國立了大功，是“民國西施”。之後廖克玉在上海還與孫中山見過一面，孫也對廖大為讚揚。但宋教仁遇刺身亡以後，廖克玉一直隱居在江西老家，不曾再與革命黨人有聯繫。

      大勢所趨 倉卒舉事終成功
      早在廣州起義之前的1911年1月，香港同盟會譚人鳳與孫武、胡瑛等商討起義發難地點。胡瑛認為，湖北受限制太多，敵人調兵，朝發夕至，難作持久抵抗。譚則主張廣州首先發難，湖北回應。
      惟孫武力主在武昌發難，他認為，武昌新軍集中，內部發動成效顯著，為首義打下了穩固的基礎；以兵力論，發難非從武昌入手不可。
      孫武並歷數武昌首義的有利條件：“張之洞督鄂以來，在武漢建立了鋼鐵廠、兵工廠、火藥廠、造幣廠，很有成績，武漢可謂械精餉足之區；武漢是水陸交通中心，江南有湘贛呼應靈通、糧秣運輸的便利，江北有武勝關險要可守，東南半壁，傳檄可定；瑞徵當道，主張鐵路收歸國有，同載澤表裏為奸，國人恨之人骨，義旗一舉，全省百姓鄱能為我所用。兵力、武器、地勢、人情這四個優越條件，是廣州無可比擬的。”
      應該說，孫武的意義的確非常有先見之明。不過武昌起義取得勝利，也有其他的主要原因。當時，湖北的革命團體文學社和共進會在比較長的時間內在新軍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革命士兵們在起義中發揮了主動性和積極性。 
      另外，革命形勢迅速發展，清政府已空前孤立，時機完全成熟。武昌起義的爆發是全國革命形勢發展的一種必然結果，沒有多年間全國各地革命黨人的宣傳、組織工作和前仆後繼的鬥爭，就不會有武昌起義。同時，立憲黨人在“預備立憲”的騙局被揭穿之後，也開始分化。部分立憲黨人開始向革命派靠近。 
      更重要的是，四川保路運動的發展，為武昌起義的勝利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時機。鄂軍西調，武漢空虛，又給武漢的革命黨人造成了一個發動起義的絕好機會。這是武昌起義之所以能夠比較容易成功的一個重要的客觀條件。 
      除此之外，立憲黨人與帝國主義拋棄清政府並尋找新代理人袁世凱伺機奪權，未對武漢三鎮真正進攻，使得武昌首義的旗幟得以堅持樹立。

      紅樓見證軍政府成立
      武昌起義勝利後，革命黨人於10月11日在武昌閱馬場北部的紅樓，成立中華民國湖北軍政府──辛亥革命運動中第一個建立起的地方新政權。1981年，為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辟為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 
      軍政府一經建立，就立即手制定法律，頒布內政、外交方針的公告。宋教仁等參與起草的共和國第一部法律文獻──《中華民國鄂州約法》，把共和制度用法律形式確定下來，一度代行中央政府的職權。
      但這個軍政府僅僅存在了兩個月，1912年元旦，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就將其取代了。
      原來，當時湖北軍政府以黎元洪為首的武昌集團和以上海都督陳其美、江蘇都督程德全為代表的上海集團，同時展開了爭奪籌組中央政府的活動。11月9日，黎元洪以湖北軍政府都督的名義，向獨立各省發出通電，要求速派代表到武昌開會，商組中央政府事宜，卻遭到上海、江蘇、浙江軍政府和上海資產階級的抵制，他們要求在上海設立臨時會議總機關，武昌集團不肯退讓，仍堅持會議要移到武昌召開。
      由於武昌是首義之區，多數省的代表已抵達武漢，同盟會主要領導人黃興、宋教仁等也在那裏。最後，上海方面讓步，議決各省代表赴武漢商議組織臨時中央政府，但每省仍須留一人以上在上海，為通訊聯絡機關。
      11月27日，漢陽失守，武昌城處於清軍的炮火之中。11月30日，各省代表不得不在漢口英租界舉行會議，討論建立全國統一的中央政權。會議除制定了《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外，還確定臨時政府為總統制共和政府。

      四條辮子 留到最後
      在武昌起義中，革命黨人雖然要革的是滿清的“命”，但包括黎元洪在內，許多人一直到辛亥革命勝利後，還依然留一條長辮子。
      武昌起義爆發後，黎元洪被推到鄂軍都督的位子上，還發生了一件關於辮子的趣事。
      由於對革命事業沒有信心，黎元洪整天木無表情，也不說話，惹得革命黨人十分不滿，更怕他有二心，於是逼他剪掉辮子以示決心。黎元洪只好說：“我決心和你們走一條路，你們說要去辮子，我早就贊成，你們明天叫個理髮匠來把我的辮子剃去好了。” 
      當時在都督府中，大家的辮子都已經剪除了，但除黎而外尚有三條辮子，一條是文學社領導人胡瑛的，一條是襄陽藉革命黨人鄭江灝的，一條是孫發緒的。
      孫本來是安徽巡撫朱家寶派到武漢的密探，被胡瑛捉到，傾談之下甚為賞識，推薦給黎元洪作秘書，很受黎賞識。
      他的辮子因而得以保留，可是後來鄂省選派參議員時，孫本在名單內，因不剪辮而剔出。
      鄭江灝不剪辮子是因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革命同志們威脅說：“如要留辮子，就要砍下腦袋。”他的辮子也就只好剪了。胡瑛則因為是革命老同志，拖到最後才剪掉。

武昌起義的勝利，使清朝走向滅亡，結束了中國兩千年的封建帝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圖為武昌起義革命軍總司令部。 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