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金秋十月，我從加拿大溫哥華啟程回國開會，最後的第三輪會議應邀到上海，參加了上海師範大學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會期間歇，在大學時代的老同窗牟蘭女士的熱情引領下，我終于有了機會造訪我心儀已久的文化名人街——多倫路。雖然人在他鄉，旅途勞頓，然溫馨的友情，仍使我頓生賓至如歸之感。剛走到多倫路口，就被牌坊門上的“海上舊裏”四個古色古香的楷體大字吸引住了。啊，這裏不就是那少時讀魯迅讀到的場景？舊時魯迅先生常來散步，到內山書店去喝下午茶的地方嗎？那年那月的文學沙龍，敦厚謙卑的內山先生，早已人去樓空，不知東瀛花語今何在？
      多倫路口的牌坊門精致而又典雅，像一道高大的屏風，仿佛把虹口街市的喧囂與燈紅酒綠都通通擋在了外面。在秋日午後的陽光下，來往的行人拉出長長的斜影，忽隱忽現。看得出來，多倫路兩邊的西洋建築，雖說已經人為的翻修，如像北京的琉璃廠，成都的寬巷子，廣州的文德路，卻還能感受到昔日濃重的海派文化的韻味，但近距離觀看始終有一種游離的氣息，讓人恍惚中琢磨不定她當年的風韻。
      從這條路上，曾走出過不少青年作家，無數的文化名人曾在這裏駐足居留。至今，各種不同風格的舊式建築依然保持原有的風貌。如果你一不留神邁進一條分叉的弄堂，都市的喧囂將會頓時消解得無蹤無影，呈現出一片靜穆，這種外熱內斂的氣息，烘托出了上海都市文化的精髓。這確實是一片人文薈萃之地，她的氣質不是一般街巷可比擬的。
白日裏，多倫路常常游人如織，但是卻仿佛總有一層神秘的面紗。大半個世紀前，她曾是上海虹口的顯赫之地，誕生過訴說不盡的故事與傳奇。如果你能到這裏漫步，聽見靜穆中樹葉的沙沙聲，凝望“老電影”洋樓上斑駁的窗欞，你或許會感到時光倒錯，恍惚又回到了“何日君再來”的歲月。不經意間，你或許會看到多倫路兩邊的弄堂裏，兩旁用竹竿撐起的一排排正在晾曬的被褥，以及迎風飄揚的褲頭，雖然會讓你視覺雜亂，仍會不由得感到一種尋常百姓家安居樂業過日子的和諧與溫馨。
      我由衷地喜歡上了這條文化街。如今，這裏依然保持中式傳統的庭院，以及歐式建築的風格。許多老上海人家的院落，因為不勝游客的好奇闖入，敲門騷擾，門口都挂上了“私家住宅，謝絕參觀”的告示牌。
      無奈中，我只好透過鐵柵欄大門，欣賞裏面的水榭亭台，領略舊上海尚存的遺風遺跡。
魯迅笑了——鹹亨酒店不賣酒
      一走進多倫路，我就感到四處仿佛都有魯迅先生的影子，仿佛每一幢宅邸都與他有關。是啊，難怪路口的第一家商號就叫鹹亨酒店。店前的孔乙己銅像，身長袍，微弓背，一臉謙卑，那正是按小說裏的形象克隆出來的孔乙己。魯迅筆下的孔乙己“身材很高大，青白臉色，皺紋間時常夾些傷痕；一部亂蓬蓬的花白的鬍子。穿的雖然是長衫，可是又髒又破，似乎十多年沒有補，也沒有洗。”這銅像正是這副模樣，所不同的是這銅像孔乙己的臉上似乎帶幾絲笑意，高舉的左手，手裏捏一顆茴香豆，微張開的嘴似乎正在向顧客說：“真的好香哩”！已不是那個“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的孔乙己了。
      其實，老字號大小的鹹亨酒店座落在魯迅先生家鄉紹興的都昌坊口。幾年前我曾去拜訪過。相傳當年鹹亨酒店只是一間門面的小酒店，由魯迅的族叔周仲翔主持店務，還有一個伙計和一個徒弟，賣酒兼營醬油。當然那裏面的小伙計和小徒弟絕不是魯迅小說中說到的“自己”，那自然是出于小說表述的方便。門前左側挂一副寫有“鹹亨酒店”字樣的酒旗，右側是一座曲尺形的大櫃檯，櫃檯上并排放一個個朴拙的陶制小酒壇，酒壇上標有“花雕酒”的商標。這“花雕酒”就是有名的紹興黃酒。店堂的擺設倒不講究，簡陋的方桌和長凳，想必是刻意按照當年的式樣設計的，很符合咸亨酒店當年的氣氛。可以使顧客在用餐時體驗一下小說中那種意境。
      然而，呈現在我的眼前的多倫路“鹹亨酒店”門面卻裝修得古香古色，進入廳堂，裏面的裝飾更為精致，穿金戴銀，失去了原有的質樸與粗獷韻味，與高檔餐廳毫無二致。其實，世俗人生，凡事不為過，行事恰當好處便是最高境界。孔乙己本來是個悲劇人物，魯迅的小說寫得真實，人物栩栩如生，許多讀者都看得欲哭無淚，但今天的多倫路卻將其變成了一個喜劇人物。看孔乙己立在店門前，殷勤攬客的那副笑容可掬的神態，路過的游人或許會納悶，昔日的孔乙己怎麼會有經驗和資格當上了今日星級酒店的大堂領班？
      自上世紀50年代以降，中國大陸出版的幾種《中國現代文學史》經典版本，都無一例外地將魯迅先生的《孔乙己》等短篇小說評價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早的白話文小說，其中的《狂人日記》更被推崇為第一篇發韌之作。其實未必盡然。這一觀點濫觴于那個“革命鬥爭”的年代，至今這一誤導還沒有糾正過來。
      《狂人日記》發表于1918年。而在這之前，不少的作家就已經開始了用白話文進行文學寫作，比如胡適先生早年在美國留學時期的女同學陳衡哲，從法國海歸的李劼人等，他們的短篇小說公開發表在1912年至1917年間上海，成都，北京的文學期刊上，均早于魯迅先生的作品《狂人日記》。為了澄清以上的誤讀現象，我曾專門英譯過李劼人先生的短篇小說《兒時影》等篇，并以自己的研究心得寫出了英文論文，交由美國印地安那州立大學的《現代中國文學》期刊和港大的《翻譯》期刊于1998年先後刊載，以期引起學術界的討論。
      直到今天，當我漫步在上海多倫路上的時候，當年的這一文學緣仍像是揮之不去的魔咒，始終纏繞在我心中。在過去那大半個世紀裏，因為毛式階級鬥爭的需要，多倫路遂成了一邊倒的紅色話語中心，魯迅先生也被捧上了神壇，誰也不敢有微詞，否則惹來大禍臨頭。其實他也是人，而且是一位我所敬重的前輩文學大家。
      如今，魯迅先生依舊安然地坐在“鹹亨酒店”路邊的藤椅上，依舊點燃那一隻永遠也燃燒不盡的駱駝牌香煙，仿佛在與我絮語，說起他棄醫從文的初衷，說起他所擔當的民族大義，說起文壇諍友的各行其是，說起延安來的瞿秋白主張普羅大眾文學，說起“統一戰線”永遠也無法統一，說起所背負的像鉛一樣沉重的歷史，是如何壓得他喘不過氣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