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組關於會黨的照片，圖1為孫中山1911年與洪門會黨人物；圖2為華興會聯合會黨準備起義事泄未果，部分華興會員流亡東京合影，前排左一是黃興、後排右一是劉揆一；圖3為上海青幫頭子杜月笙辦好事時，送禮的人駱驛不絕；圖4為武漢青幫聚會。

從一九○一年到一九一○年間，民眾自發的反抗鬥爭有近千次，這些鬥爭多是會黨發動的。會黨成員自身遭受的壓迫與孫中山等人發動的一系列反封建鬥爭一拍即合，孫中山在成立革命團體後，即著手聯絡會黨，會黨就成為革命派賴以發動一系列起義的基本武裝力量。但是，會黨成分複雜，團體散漫，紀律鬆弛，致使各次起義“發難易，成功難”。不過，這些起義雖然先後失敗，但對動搖、削弱清王朝的統治，促使中國人迅速覺醒起了重要作用。

      會黨是自清代開始存在的一種民間秘密社會團體，以天地會為主體（後期還有洪門、清幫、三合會、哥老會等民間秘密社會團體）。會黨有反清復明的口號，組織上實行家長式領導，首領由大首領加封，一切唯首領之命是從；組織成員以破產農民、手工業者和遊民無產者為主體，有很強的地方性；採取秘密方式進行活動。

      秘密發動起義近千次
      孫中山的革命事業自一開始，就在尋求會黨力量的襄助，會黨在各地的起義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如在湖南，湘潭碧水灣人馬福益是哥老會輪回山佛祖堂山長，有會黨萬多人，雄視長沙、衡州、永州三府，聲勢浩大，劉揆一曾奉著名的革命黨人黃興之命与馬福益聯繫，爭取馬參加革命。黃興且曾親訪馬福益於湘潭茶園鋪礦山巖洞中，黃興、劉揆一、馬福益三人席地而座，殺雞埋土坑中，蓋以柴火，煨熟而食，縱談痛飲至天曉。黃興並仿日本軍制，以同仇會會長兼任大將，劉揆一任中將，馬福益任少將，並決定在一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在長沙起事，同時岳州、衡州、寶慶、瀏陽、常德五路響應。由於馬福益參加革命隊伍，哥老會相繼加入的不下十萬人。
      九月間革命的消息泄漏，起義失敗，黃興僥倖脫險，而馬福益於一九○五年在長沙被害。馬福益被殺後，革命黨人曾在東京開追悼會，而兩湖人士乃繼續馬福益的計劃為正式起義行動，糾結起義人士三萬人。
      同時，隨保皇黨與革命黨相繼聯絡且運動會黨，不僅吸引了更多不同階層與身份的人加入會黨，同時也使得會黨的勢力更廣泛地擴張，威脅到清廷對地方秩序的掌控。
      在革命起事的後期，新軍在革命黨苦心經營和強力宣導下，革命之思日益強烈。革命黨雖將主力放在新軍方面，但在策動新軍參與革命起事的過程中，會黨則發揮了相當大的影響力，因新軍軍隊中多為會黨分子，透過會黨的居中聯繫和策動，新軍遂成為同盟會後期革命起事的主要力量。
      這方面兩湖特別是湖北的會黨，作出了最有成效的貢獻。會黨和新軍是辛亥革命的兩支基本隊伍，在推翻清王朝的決戰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就會黨的作用來看表現為：在武昌起義前夕，四川哥老會在保路運動中，“眾哥弟振臂一呼，四方響應”，為武昌起義創造了有利條件；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爆發，各地會黨起而回應；在各省建立革命政權過程中，會黨起了重大作用，如武昌起義一爆發，湖北鄂北襄樊一帶江湖會立即起義回應，湖南成了“洪家天下”，陝西所有要位都在不識字的哥老會人手上，陝西成了“會黨世界”；其他各省也都發生了規模大小不同的會黨和農民起義，推動了各地的革命。 
      從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一一年幾乎每次武裝起義都離不開會黨力量，像南方的廣州起義、惠州起義、萍瀏醴起義、潮洲七女湖起義、欽廉防城起義、鎮南關起義、雲南河口起義都是以會黨為主力軍。據大陸有關歷史資料統計，從一九○一年到一九一○年間，民眾自發的反抗鬥爭發生了近千次，這些鬥爭多是會黨這類秘密社會發動的。

      成分複雜 紀律鬆弛
      但是，會黨成分複雜，成員涉及各階層，除貧苦農民外，還有小商販、僱工、匠人、窮苦落第知識分子、衙役、士兵乃至殷實戶、流氓、地痞等，團體散漫，紀律鬆弛，個別會員公然在茶樓酒肆談論革命細節，泄漏起義秘密，加之餉械不足，訓練缺乏，致使各次起義“發難易，成功難”。
      盡管這些起義先後失敗，但對動搖、削弱清王朝的統治，擴大革命勢力的影響，促使中國人迅速覺醒起了重要作用。如果沒有會黨不斷組織民眾鬥爭，辛亥革命很難取得迅速勝利。

      海外會黨助餉 國內會黨衝鋒
      孫中山倡導革命時，儘管民眾對滿清的統治已是日益不滿，但各類的反清活動，大多還僅僅是會黨組織的作為，而會黨的反清思想與革命派殊途同歸、會員遍布大江南北、常醞釀自發的反抗鬥爭。因此，會黨成為資產階級革命派拉攏、聯絡的對象，利用會黨發動起義就成為孫中山等人的首要選擇。
      最先與孫中山結識的革命同志鄭士良、尤列等人，本身便為會黨人物。正是這些會黨朋友們的聯繫幫助，使得他的組織迅速建立並發展起來。而興中會成立之時，參與者多數也是有會黨身份的。1895年2月，孫中山和鄭士良等人在香港成立興中會總部，其會員中有案可查的，會黨分子就佔了三分之一。據《紅與黑》記載，早年追隨孫中山投身革命的馬超俊曾說：“國父當年創組興中會，係賴檀香山洪門前輩之支援。”
      1904年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並受“洪棍”之職。接便前往美國本土，受到致公堂首領黃三德的熱情接待。在黃三德的陪同下，孫中山前往各城市對洪門會眾進行革命宣傳。同時還為致公堂重新制定章程，從而將美國的洪門組織，也納入革命的旗幟之下。
      1911年5月，當孫中山第三次赴美國時，作出了將致公堂與同盟會合併的決定，要求致公堂未曾參加同盟會的成員，一律加入同盟會，而所有同盟會成員也一律加入洪門致公堂。隨即孫中山提議組織洪門籌餉局，為國內武裝起義籌集軍餉。經過致公堂與洪門籌餉局的努力，僅僅數月之間，便在華僑中集款144130元。而與此同時，海外其他地方，“捐資者異常踴躍”，如加拿大卑詩省維多利亞致公堂竟不惜抵押公產，借款籌餉，而消息傳出，各地紛紛仿效……
      而國內會黨組織，同樣也是孫中山積極聯絡的對象。1899年，孫中山派畢永年和平山周到湘、鄂一帶聯繫哥老會，同時指令鄭士良、陳少白等在香港設立會黨聯絡的機關，建議將湖南、湖北廣東等地的三合會、哥老會與興中會聯合起來。同年，兩湖哥老會著名頭目十數人先後到港，共同商定設立興漢會，統一三省會黨，並決議推舉孫中山為會長。此後，黃興聯絡哥老會、三合會、青幫、白幫等組建華興會；陶成章則聯絡浙江、福建、江蘇、江西、安徽五省會黨頭目，在杭州成立龍華會。有人稱，“三合會化為革命黨，哥老會也復為革命黨，於是全國各省之諸會黨，悉統一為革命黨焉”。
      孫中山在海外聯絡的會黨，為支持革命而“慷慨助餉”；他在國內聯絡的會黨，則在武裝起義時“衝鋒破敵”。會黨“各盡所能”，為辛亥革命成功立下了功勳。  但是，清王朝被推翻後，會黨各色人等絕大多數沒有轉化為革命黨，而是走向了革命的反面，不少會黨組織被地主豪強勢力控制，破壞新生政權，橫霸一方，成為革命前進道路上的絆腳石，會黨與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聯合至此結束。

      朱德賀龍曾加入哥老會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軍元帥朱德、賀龍等，年輕時都曾經加入哥老會。
      1907年，年輕的朱德在四川當兵時曾秘密加入了哥老會。哥老會在雲貴川又通稱為“袍哥”，是清末民初的一種秘密民間結社。最早，以“反清復明”為宗旨，號召力頗大，深得下層社會普通民眾的擁護。參加者多為手工業工人、破產農民、遣散軍人、江湖藝人以及社會遊民，也有部分地主和工商業主。
      朱德加入哥老會後，常以袍哥的身份去做士兵工作。
      辛亥革命時期，哥老會接受革命黨人的領導，多次參加武裝起義，為推翻清王朝、創立民國起過積極作用。
      另一位解放軍元帥賀龍，年輕時是趕馬幫的熱血男兒，豪爽俠義，引起了一些反清秘密組織的注意。
      湖北恩施縣哥老會首領唐伯義和賀龍先是交上了朋友，後來唐伯義介紹賀龍父子加入了哥老會，17歲的賀龍當了哥老會裏最小的“十排老麼”。
      一次，賀龍和馬幫路經湖北省咸豐縣境，因為他帶頭抗交不合理的稅款，被官府捉去關押起來，要判重刑，當地哥老會首領鄧淵知道後，立刻四下聯絡，出賣田產，籌錢疏通官吏，將賀龍營救出來。
      當賀龍還在外邊趕馬的時候，辛亥革命爆發了，因此賀龍並未參加辛亥革命。

      奪權目的迥異終遭清洗
      清王朝覆滅以後，革命黨對會黨的態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變，他們由聯合會黨迅速轉為取締乃至鎮壓會黨，這是為什麼呢？
      辛亥革命成功，會黨多有功焉。但革命成功之後，“革命元祖”會黨反而成為新政府打擊的“會匪”，甚至在歷史記錄中，其曾經有的貢獻也被抹掉。
      在多數革命黨人看來，當初聯絡會黨只是權宜之計，因而革命成功後，他們態度急轉直下，對幫會活動也一味鎮壓。
      於是，好多會黨兄弟，在改朝換代後，對於新的生活還未來得及憧憬，卻突然發現，在他們曾出力打下的天下裏，依然被稱作“會匪”而遭到排斥。 
      革命黨與會黨是在“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基礎上聯合起來的。儘管革命黨人在連結會黨的過程中，努力使會黨成員認知會黨的淵源是明末遺老所建立的“反清復明組織”，使會黨瞭解到其與革命黨同站在“反清”立場。但是，有些會黨組織還是以自己的生存利益為重，並不是真的在乎“反清”，他們之所以“反清”其實是要改變現有的生存窘境。
      此外，除了部分會黨首領瞭解“革命”的性質外，大部分的會黨民眾仍將“革命”視作“改朝換代”的同義詞，以為只要會黨首領能坐上統治者的位子，那麼為會黨首領盡心盡力的結拜兄弟們自然也能獲得好處。
      革命黨人的最終目的是建立具有現代性質的“民主共和國”，實現他們從西方學來的政治理念。
      而會黨成員的思想意識裏帶有強烈的盲目性、破壞性和封建性，大多數人對於革命黨人建立民主共和國的最終目標不可能理解，更不可能支持。會黨雖然在辛亥革命時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會黨本身並沒有明確的政治方向和完整的政治綱領，亦不瞭解革命黨所鼓吹的民主共和理念。
      對會黨大多數成員來說，民國政府只不過是改朝換代的新政府，與之前任何一個專制君主體制的朝代並無多大差別。所以會黨在地方上的角色變動並不大，依舊是擾亂社會秩序的負面力量，糾眾對抗官府或劫掠維生，甚至居功自傲、爭權奪利。
      在這種情況下，革命派與會黨的關係趨於惡化，終於走向破裂。在完成反清大業後，革命派對會黨的態度驟然變化，無情地將昔日的盟友拋棄，對會黨組織加以取締、鎮壓。
      客觀地說，這種現象的發生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與軟弱性、會黨的革命性與破壞性這些本質特征共同作用的必然結果。

圖5為會黨謀生的重要方式之一——馬幫；圖6為1905年一位臨刑的哥老會首領。